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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1  哈金:写作是种劳动(附:《等待》节选)

哈金:写作是种劳动(附:《等待》节选)


打开酒店房门,哈金穿着条纹衬衣,背个旅行挎包,憨厚地笑着。妻子丽沙站在他旁边,两人的笑容相似。读哈金的书进入得很快,文字简洁直接,和他交谈,有同感。意外的是,他语调轻柔,神情腼腆,不像想像中当过4年半兵的北方人,也不像传说中那个在美国吃了很多苦,从失败中蒸馏出来的作家哈金。

《书城》:你从1976年跟着广播学ABC,到1997年开始在美国获各类文学大奖,20年时间完成从英语文盲到英语优秀作家的飞跃,觉得困难吗?

哈金:非常难,从开始到现在困难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大。关键是一种不确定感,30出头才开始写作,那不是用自己的母语,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心理压力很大。另外,大陆出来的人,很明显,都被不安全感困扰着。时间长了觉得这种不确定感不只是语言的问题,好多作家对自己的书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总是个冒险。

《书城》:最初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放弃母语用英文写作?

哈金:我是英语系的博士,毕业论文做的那是比较文学,有点四不象,在美国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我的朋友出了两三本书就能找到教写作的工作,而我在1990年出了一本诗集叫《于无声处》(BetWeen Silences),我想,如果再出三四本书也能找到同样的工作。但美国人出两本我得出四本,才能被接受,这需要很长时间。我对丽沙说,可能得等8、9年后才能找到好工作。

《书城》:为了找工作,也就是为了生存而写作。

哈金:中国朋友都说我疯了,想靠英文写作在美国生存,简直不可能。那时候,大家都改行,再学一门好找工作的专业。我也找过很多和汉语有关的工作,比如给中文报纸当翻译等,都是失败。于是进了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英文系的写作班学习。

《书城》:介绍一下这个有名的写作班的情况。

哈金:在那里的学习对我很重要。我的老师有莱斯利•爱泼斯坦(Leslie Esptein),同班同学有后来因《病残的译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得普利策奖的琼帕•拉亨利(Jhumpa Lahiri)。第一次是旁听,那时我的短篇集《辞海》已经写了。第二次是正式学生,第二本短篇集《光天化日》(Under the Red Flag)大部分已经完成。在那里一半是学理论,一半是学写作,全部是讨论我们自己的作品。

《书城》:这是个转折。

哈金:是的。1993年,写作班还没毕业,就被爱莫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聘用教诗歌。这让我很吃惊,当时有两百多个诗人竞争这个位置。真正有工作后,就麻烦了,必须有书出版才能保住饭碗,但书写了不一定有人出。因为第一本诗集没人买,第二本诗集《面对阴影》Facing Shadows)就被拒绝。还有,没找到工作前大家会帮你,找到工作后,就是对手,不一样了。学校要求每年都要发表东西,四年后根据发表的东西决定是否继续雇用你。这是个生死的问题,必须写,不是你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书城》:第二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的?

哈金:1996年,诗集《面对阴影》和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辞海》同时被两家小出版社出版。那几年很难啊。被雇用的前三年里,一直没有书出来,压力很大。有段时间天天给各大文学刊物投稿,然后每天都在收退稿。丽沙受不了了,干脆规定,吃饭前不准看邮箱,免得影响心情。

《书城》:怎么面对退稿阴影?

哈金:退一次我就重新改一次,完善一次。还好,后来《辞海》和《光天化日》中的大部分小说,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三季刊》(Triquarterly)、《凯尼恩观察》(Thenyon Kenyon Review)这些很好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

《书城》:什么时候你的写作局面彻底好转?

哈金:1997年《辞海》获“美国笔会/海明威奖”,这个奖只发给处女作。之前,学校一直想赶我走,得了这个奖情况要好一点。1999年长篇小说《等待》得了“国家图书奖”后,就改变了,哪都想要我。我最后决定离开爱莫里大学去波士顿大学教写作,它的写作班是美国最好的几个写作班之一,这是个很重要的工作。

把故事讲好

《书城》:我们注意到,美国评论界不再用以往对待中国题材的角度来评论《等待》。有人说它是一本“没有爱的爱情故事”。国家图书奖评价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展示了一个我们必须了解的世界”。福克纳小说奖对你的评价是“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

哈金:对,他们把这本书当爱情小说来看待。关键是有实质性的快感通过良好的语言表达出来,日常生活和细节使读者能看见和感到。

《书城》:自己怎么评价《等待》?

哈金:是个小经典,算不上大作品。

《书城》:这个小经典是相对于什么来说?

哈金:和横向比,世界的。

《书城》:为什么想写这样一个故事?

哈金:这是个真实的故事。1982年结婚回丽沙家,她家在山东的部队医院里。听说一个医生和乡下的妻子离了18年的婚,总算和苦恋18年的女人结婚了,但婚后处得不好。我远远地见过他,高大,白净。我当时说这是个小说题材,但没想过要写。

《书城》:你怎么看男主人公孔林?

哈金:他是好人,但他的善良给别人带来困难和灾难,同时也软弱。他生活的环境让他的心理变得不是那么健康,心灵少个层次,总是不能也不懂爱一个人,感情中有个死角。

《书城》:你经常向别人说自己是失败的,甚至是无用的。孔林也是这样说自己,你觉得他身上有没有自己的影子?

丽沙:没有,绝对没有,他是多层次的人。He can be everybody。孔林没有脾气。

哈金(憨憨地对妻子笑了起来):至少在感情上能理解也,这种理解就是认同。

《书城》:你认为孔林是不是中国男人中的一个代表?

哈金:美国男人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书出了后,他们对我谈到过类似的内心经历。也有人说让他们重新理解期待的含义。甚至是女人,说自己一辈子就这么过了,老是改变不了,总无法对别人投入感情。这种心灵创伤不光是政治,也可以是别的原因。我想表达文化背景以外的,人类情感的共性。我写《等待》是让人们更深刻地了解自己,而不是了解中国。

《书城》:对自己的哪本书最喜欢?

哈金:谈不上最喜欢。《等待》雄心大一点,孔林这个人物过去的文学中没有过,这本书份量重些。对《辞海》有感情,我在东北当了4年半的兵,这本书全写的是那时的故事。而且在美国的很多大学,这本书是教科书,是关于年轻士兵的书,学生喜欢读。

《书城》:哪本书写得最困难?

哈金:下一本。明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疯狂》(crazy)。其实是我的第一个小说,1988年就开始写了,不知道写了多少稿,一直没有那个技巧和能力完成它,现在总算完成了,其实只有十万字。

《书城》:是什么样的故事?

哈金:写一个教授丧失理智,胡说八道,疯了。故事背景是中国80年代末。

《书城》:我最喜欢《光天化日》这本短篇集,有轻逸的悲剧色彩和黑色幽默。

哈金:这本书有人喜欢有人恨。这是好事。很多作家喜欢它。

《书城》:为什么恨?

哈金:他们说写得野,没心没肺,女人都不喜欢。这本书我是下了功夫的,因为老没人要,就不停地改。

《书城》:印象最深的是那篇《新来的孩子》,温情,忧伤,细腻。

丽沙:那是他的亲身经历,那孩子就是他。

哈金(突然有点触功,眼睛红了,半天才说话):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发生在我生活过的一个小乡镇上。生活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书城》:由于这本书,有评论称你是“中国当今第一位把日常生活写进小说里的作家”。显然,他们对中国文坛的现状不了解。

哈金:他们所说的“日常生活”是对小细节的描写和处理,是个技术性问题。很多作家不注意在细节上下功夫。细节描写不够,只给人概念上的东西。而有些作家则不同,他们很注重细节。像萧红,整个作品从结构上并没有超越的东西,但细节处理特别好,这是作家的才气。西方小说特别讲究这个。纳博科夫说过:抚摸你神圣的细节。契诃夫在这方面有相当的理论,后来很多人受他影响。另外,汉语环境中对细节的选择不一样,读者的感受不同,所以评论界对我的细节处理印象深刻。

《书城》:你一直提倡把故事讲好。

哈金:当然。讲故事需要功夫,从头到尾讲好故事是很难很难的。讲故事不是表面问题,把它的复杂性和深度讲出来很难做到。我记得美国前任桂冠诗人马克•斯詹德(Mark Strand)就说:to get the story right。连诗人都这么做。他们什么技巧都用,但归根结底,讲好故事是重要的。

《书城》你共出了三本诗集,又在大学教诗歌,为什么后来改写小说?

哈金:《于无声处》发表后,我觉得有些诗用小说来处理更好,有些题材没用完,于是发展成后来《辞海》里的很多故事。诗很难写,往往靠运气。诗人得有闲情,完全不同的心境。小说我总是能一直写下去的,诗没准,有时来有时不来。

《书城》:觉得自己在美国文坛处于什么位置?

哈金:没什么位置。得奖都是暂时的,我觉得自己在文学上是个没有国家的人。美国看我是中国作家,中国看我是美国作家。我哪也不属于,很多位置都得去争。也就是得写出真正的好书。

和美国思想保持距离

《书城》:你以前经常提到奈保尔(V.S. Naipaul),你对他的作品风格和刚刚获得诺贝尔奖,有什么看法?

哈金:他是我喜爱的大作家之一。他早期的作品《比斯瓦斯先生的屋子》(A House for Mr.Biswas)就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他对周遭的事物有特殊看法,文字非常清晰明朗,语言风格独树一帜,有狄更斯的影响。他一直避免用大词藻,他说他不希望别人看出他有风格,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得奖我还是非常吃惊,他一直很有争议,在40多岁时就说自己没有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不代表任何国家。

《书城》对美国当代作家有什么评价?

哈金:我对美国作家不是很感兴趣,他们的语言我感兴趣,但对题村的处理我不认同。我很少看他们的东西。和他们接触中发现,其中最优秀的,都在认真研读俄苏作品。对我而言是从哪里起步的问题,是跟在他们后面,还是找到同一个起点。而且我们对那些伟大作品的理解,不比他们差。美国人自己也说,他们可以和英国法国作家比,但和俄苏作家差一个档次。我深受俄苏作品影响。

《书城》:他们的生活情况呢?

哈金:美国只有5、6个作家能全靠写作生活,我是说严肃作家,其他人全得工作,因为根本不知道哪本书卖钱。严肃作家靠写作的平均年收入是5千块。多数人出了几本书后,希望找个终身教职,但人的欲望又在变化,老师当烦了,又想写点畅销书,赚点钱,不用工作。像福克纳,出一本好书,写两本不好的畅销书,再写一本好书,靠不好的书养好书。

《书城》:对现在的内地作家了解吗?

哈金:了解不多。看过一些翻译过来的作品。莫言、王安忆、余华、虹影等。

《书城》:他们的作品在美国有没有市场?

哈金:市场应该是有的。莫言的,苏童的,都卖得不错。但受不受文学界的尊重更重要。大部分中国作家还没有达到高峰。总的印象是题材很壮,内容有,但小说的技巧掌握得不行。这技巧不是现代的,而是最基本的。内地作家对现代技巧知道得很清楚,但小说的基本工艺没掌握好,读作品时,觉得好像很新颖,但漏洞很多。美国一些好的出版社编辑,也提到他们写得粗糙等问题。我想小说本身是西方文体,中国古代的小说和现代小说是两个概念。西方小说有一套严谨的技巧,得下功夫掌握。不是我看哪个好,比如马尔克斯或博尔赫斯的东西好,就可以学到。像盖房子,不能从上面盖,得从基础开始。我们的基础要弱些,顶部很华美,各种风格都有。

《书城》:你觉得美国文学界对中国作家了解吗?

哈金:中国已不是文学大国。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学力量往往从小说上判断,中国有份量的长篇确实不多。好的作品需要养份来滋润,能和它进行心灵沟通,使人变得强大。中国的作品有多少有养份呢?结果变成很多外国人用好奇的心情来看中国作品,而用这种心情看作品的人多不是严肃的,是另一个层次的人。所以不能光看市场。作品由哪个出版社出,好不好卖,并不重要。受到批判家和作家尊重,把你的作品当成精神上的财富,那才是重要的。

《书城》:你的《等待》好卖吗?

哈金:一般。欧洲比美国好卖。

《书城》:我和很多美国人谈起你的《等待》,他们都很喜欢。一说到和中国有关的作家,他们表示也喜欢谭恩美的书。

哈金:我和她不一样。她那样的书我写不了,她写的是畅销书,很赚钱。

《书城》:你前段时间去了台湾,对台湾作家有什么印象?

哈金:有作家说我的书是科普读物的水平,翻译出来像读英语缩写本。所谓科普读物就是说我迎合大众吧。我说我是为那些死去了的我心爱的作家而写作,为契诃夫果戈里而写,只为取悦他们。后来我意识到,有这样的说法,因为他们喜欢华美的词藻,不知道质朴也是一种美,没这个概念。当然这是个别作家。台湾作家对西方文化很熟,都能消化而且很好地运用,长时间的研究使西方文化成了他们思想和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印象特别深。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对他们的思想并不想了解,觉得有隔膜,也觉得这是我力量的一部分,我不需要融入。台湾人的写作技巧很娴熟,细腻,文字功夫好,但没有大陆作家的力度。

孤独而客观地生活

《书城》:选择英文写作,如果抛开现实利益的压迫,从内心而言,对你意味着什么?

哈金:这是个痛苦的很受折磨的过程。不光是写作,选择一种语言本身就要牺牲很多东西,而且得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传统和特点。这不是写一两本书的问题,这一辈子的生命可能就得投入这种语言当中。不是一下能下得了决心。同时对自己用英文写作没把握,这样的选择也许是死路一条。

《书城》:是不是对小说结构本身较之语言更有把握?

哈金:那也没准。像《等待》写了4年,写完了8、9个月放在家里,只给妻子和儿子读,不知道谁会要。只是认真做而已。

《书城》你和你书中的人物都钟情于失败,失败对你意味着什么?

哈金:一开始下决心写作就是想不到成功的一件事情,是把失败考虑进去了的。每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种失败,因为心里知道前人已经写过更好的了,很难超越。何况什么是成功?今天肯定你,明天就可能被否定。像赛珍珠,活着时被认为和托尔斯泰是一个层次的,现在已经被永远地开除出美国文坛,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只有失败是永远伴随的,是真实的。不光是我,像爱尔兰裔法语作家贝克特(S. Beckett)在宾西法尼亚大学被问到成功的原因时,他马上就说:没有成功,只有失败。我觉得退到纸和笔上,本身就是失败。有那么多好职业可以做,干吗要写东西?但又觉得这是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是消磨生命的一种办怯。

丽沙:他每天都要写,一天不写,就让我活不下去,脾气可坏了。(哈金不好意思地对妻子笑了笑。)

《书城》:你的小说基本都是悲剧。偶尔的喜剧,像长篇《池塘里》,也带着无奈和残忍。这种悲剧情结,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是否有关?

哈金:我写的故事很多都是真事,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喜剧很难写。

《书城》:移民生活呢?

哈金:美国生活很艰难,精神压力很大,没有在国内轻松。

《书城》:这对写作有没有好处?

哈金:有好处。总处于逆境,心态不一样,凡事比较客观,没有虚荣和浮躁可言。

丽沙:没找到工乍之前,他去中国餐馆打工,人家不要他,嫌他长得粗,去美国餐馆,连服务员都干不好,被降成收盘子的busboy。

哈金:我还当过工厂看大门的,那工乍好,晚上一个小时转一圈,就没事了,可以想自己的事。一天上20个小时。

丽沙:那是化工厂,有气味,一天干下来脸都是绿的。

《书城》:想回国工作吗?

哈金:前几年很想,而且到美国来就没想过要留在这里。现在不容易回去了,两种语言传统像两个池子里的鱼,搅不到一起。儿子又上了大学,更走不开了。

《书城》:普林斯顿大学学费很贵。

哈金:一年3万7。这也是我找教职的另一个原因。

《书城》:说说妻子和儿子。

哈金:丽沙给我的影响是她的孤独感。而且她考虑问题很实在,使我的写作很朴实,不弄花哨的东西。她觉得我在汉语中没有出路。汉语讲究词藻美讲究造势,英语不需要这些,各种表达方式都容易被接受。

丽沙:他写好的小说,一定先拿给我和儿子看。儿子从10岁就开始对作品发表意见。小孩的英语是最简单直接的,他总是向儿子学习最通常的说话方式和惯用语,然后根据他的说法查字典,逐个核对,再做修改。

《书城》:儿子在这里受教育,对中国文化就陌生了,遗憾吗?

哈金:没什么遗憾的。这不是能控制的,他有自己的选择。他对中国的事情都知道,但在文化上少些认同。

《书城》:平时社交多不多?

哈金:很少,我们习惯了孤单的生活。朋友少,生活简单,写作是主要内容。

丽沙:得奖舌,几乎每天都收到dinner party的邀请,光拒绝都要花去不少时间。

《书城》:写作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哈金:是种劳动,我是工匠。

《书城》:写长篇是体力活儿,短篇呢?

哈金:短篇更可怕。长篇写完了就是本书,短篇写了一篇想想还有十几篇等着呐。

《书城》:设想哪天不写了,你想干什么?

哈金:我也问过自己发现很难做别的事情,这成了我打发日子的方式。没写以前,就想回国,教书,搞点翻译,过安静日子。

《书城》:有一天写不出来了怎么办?

哈金:就写别的。一个作品可以用十年来写,不用着急。

哈金不能言善道,很少用形容词,没有虚浮的话,谈到写作神情严肃。

他说话时,两手放在桌下,目光总在寻求丽沙的支持,丽沙很少插话,只是微笑。这对40出头就发已花白的夫妻喜欢相视而笑,哈金的笑声偶尔带着孩童的娇声。

因为《等待》获奖而认识了哈金,发现他多年来一直孤单地在另一个语言世界中,以低调的态度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一堆失败的哲理和妻子丽沙是他生活的重要内容。

我们在酒店的大堂里完成了采访。各自从家里带来的矿泉水喝光了,哈金打开他们为我准备的那瓶,倒了一半在自己的瓶里,一边喝一边说,这一半水留给你,写的稿不用给我看,你是作者。然后,带着丽沙回到离亚特兰大1个半小时车程的乡下。

附录:哈金《等待》节选

作者:哈金 译者:金亮


  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的结婚证。

  孔林在木基市的一所部队医院当医生。今年夏天,医院领导又给他新开了一封建议离婚的介绍信。孔林拿着这封信回乡探亲,打算再一次领妻子到法院,结束他们的婚姻。探亲前,孔林对在医院的女朋友吴曼娜保证,这次他一定要让淑玉在同意离婚后不再反悔。

  孔林是干部,每年有12 天的假期。回一趟乡下要在两个镇上换火车、倒汽车,来回路上就要用去两天,他在家里只能待 10 天。今年休假前,他曾盘算,回了家会有足够的时间实行他的计划。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对妻子一个字也没提离婚的事。每次话到嘴边,又想咽到第二天再说。

  他们家的土坯房 20 年没变样。茅草屋顶, 4 间正房。 3 扇朝南的方窗,窗框漆成天蓝色。孔林站在院子里,面向南墙,翻弄着他晒在柴禾垛上几本发霉的书。他想:不用说,淑玉根本不知道怎么爱惜这些书。我也用不着它们了,也许该送给侄子们。

  他身旁鸡鹅成群,鸡昂头阔步地走着,鹅却摇摇摆摆。几只小鸡崽从围住小菜畦的篱笆缝里钻进钻出。菜畦的木架上爬着豆角和黄瓜,茄子弯得像牛角,壮硕的生菜盖住了垄沟。除了鸡鹅,他妻子还养了两头猪和一头奶羊。菜畦的西头是猪圈,肥猪在里面哼个不停。起出的圈肥堆在猪圈墙边,等着用车拉到自家地里。地头有个化粪池,猪圈肥要在里面高温焐上两个月,再撒到地里。空气中飘荡着猪饲料中酒糟冒出的味道。孔林别的不讨厌,就是受不了这股酸味。淑玉在做饭,灶屋传来风箱的喘息。孔林家院子南头,榆树和樺树的伞盖遮住了隔壁人家的茅草泥瓦屋顶。从那边不时传来邻家的狗吠声。

  翻弄完书,孔林走出前面的院墙。院墙有一米高,墙头粘满酸枣刺的枝椏。他一只手拿着他在高中时用过的捲了边的俄语字典。他无事可干,坐在自家的磨盘上,翻着这本老旧的字典。他还记得几个俄语单词,想用它们造一两个短句,却想不起准确变格的语法规则。没办法,他只好任由字典待在腿上,纸页在微风中抖动。他抬眼看着远处的田间,村民们在锄土豆。地太广阔了,村民们把一竿红旗插在田地的中央,谁先到那里就可以喘口气。孔林被这景象迷住了,但是他 16 岁就离开村子到吴家镇上高中,不知道怎么干农活。

  路上出现一辆牛车,上面高高垛着成捆的谷子秸,随着牛车左右摇晃。拉套的是头小母牛,后腿有点儿瘸。孔林看见女儿孔华和另外一位姑娘坐在车顶上,快被蓬鬆的穀秸埋起来了。两个女孩子又唱又笑。赶车的把式是个老头,头戴蓝嗶嘰帽子,嘴里咬着菸袋,用短鞭轻戳驾辕小公牛的屁股。牛车的两只包了铁皮的轮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

  牛车在孔林家的门口停住,孔华扔下一只粗大的麻袋,自己也跳了下来。「杨大叔,谢谢啦。」她冲车把式说了一声,又向车顶上的胖姑娘招招手说,「晚上见。」然后她开始掸掉粘在上衣和裤子上的草刺儿。

  老头和胖姑娘都看见了孔林,冲他笑笑,但没说话。孔林模糊记得这位车把式是谁,但是不知道那闺女是谁家的。他清楚,他们同他打招呼并没有乡间的亲热劲儿。老头并没有喊:「活计,咋样啊?」女孩子也没有说声:「大叔好吗?」孔林想这可能因为他穿了军装。

  「麻袋里装的啥?」他从磨盘上站起来,问女儿。
  「桑叶,」她说。
  「喂蚕的?」
  「嗯。」孔华看起来不太情愿同爸爸说话。她在屋后的三只大柳条筐里养了些蚕。
  「沉不?」他问。
  「不沉。」
  「要我帮一把吗?」孔林希望她在进屋前,能同他多说几句话。
  「不用,我自己能背。」

  她用两只手把大麻袋抡到肩上,一双圆眼睛在爸爸的脸上盯了一会儿,轻快地走开了。他注意到女儿手腕晒脱了皮,露出点点嫩肉。她长得多高多壮啊,一看就是把干农活的好手。

  她盯着他看的目光再一次让他不舒服。他不明白她气呼呼的是否是因为他要同她母亲离婚。他觉得这不大可能,因为他今年还没提离婚这件事儿。想到和自己的女儿有了隔膜,他很不痛快。小时候,她跟他那么好,每次探家,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耍。长大了,她变得沉默寡言,同父亲有了距离。现在她甚至多餘的话一句也不同他说,最多衝他笑笑。他很困惑,她真的恨他吗?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过几年就会出嫁,不再需要自己这个老头了。

  事实上,在他这个年纪,孔林看上去相当年轻。他快五十岁了,外表并不像个中年人。虽然穿了军装,他看起来更像个地方上的干部,不像个军官。他白白净净,细嫩英俊,笔直的鼻子上架着副黑边眼镜。相比之下,他的妻子淑玉又瘦又小,而且还十分老相。细胳膊细腿地撑不起衣服,穿在身上永远晃晃荡荡。除此之外,她裹着小脚,有时打着黑色的绑腿。她的头髮挽成素髻,使脸显得更憔悴。她的嘴唇有些塌陷,但黑眼睛却轻扬灵活,并不难看。无论从哪方面说,这对夫妻都不相配。

  「淑玉,咱们唠唠离婚的事儿好吗?」晚饭后,孔林问妻子。孔华刚走,去找朋友復习功课了。她想考哈尔滨的一所技校。
  「行啊,」妻子平静地说。
  「咱明天上县里?」
  「行啊。」
  「你总是说『行啊』,可事后又变卦。咱这次能不变吗?」

  她不吱声了。他们从不吵架,她总是听他的。「淑玉,」他继续说,「你知道,我在部队上需要有个家。我一个人日子过得很苦,我不是年轻人了。」
  她点点头,没说话。
  「你这次能跟法官说你答应离婚吗?」 他问。
  「行啊。」
  屋里又静下来。他拾起县里的报纸《乡村建设》,接着看下去,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

《等待》这本书 我前后改了50遍
问:《等待》这部小说有真实的人物故事基础吗?

答:有真人真事的原型。1985年,我与太太回山东曲阜当军医的岳父母家,太太指给我看远远的一个人说,那人等现在的妻子等了18年,结婚以后却相处得不好,现在他妻子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快要死了,他让孩子捎信要前妻等着他,他的前妻还是小脚呢。虽然就是那么远远看了几眼,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在想,一个好人,等了18年才好不容易到了一块怎么就过不好,又让前妻等他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说素材。不过,我当时没有打算写成小说。

问:你用中文出过书吗?谈谈你出第一本书的甘苦?

答:我没有出版过直接用中文写的书。第一本诗集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的,当时遇到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读了我的诗觉得不错,就推荐给他们大学的出版社出了,轻而易举,我也没当回事,但这本书实际上并没卖出去几本。后来有了工作之后,原来愿意帮我的人一下子都成了对手,以前的路都被堵死了。我把第二本诗集寄往好多家出版社,都被退稿。

问:你怎么想起来要写《等待》呢?

答:我动念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只有长篇小说才可能被商业性的大出版社看中,出了长篇才能保住教职。当时有家小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第二本诗集,但有个条件,需要加一百页小说合在一起,小说与诗歌一半对一半。我就匆匆用这个素材写成了一百页小说,但心中有些惋惜,觉得这应该是写长篇的题材。正巧这时,又有一家小出版社愿意出我那本诗集,不要别的条件,于是我赶快从前一家出版社把稿子撤了回来,重新构思充实写成长篇。

问:你请美国人帮你改稿吗?

答:《等待》是经过编辑的。美国出每本书都要经过编辑和copy editor这么两道关。比较好的编辑会在一开始就一步步指导你如何去写,写完后又有copy editor来编辑书稿。《等待》一书的责任编辑非常忙,没做什么,只有第二步的copy editor。写《光天化日》的时候,编辑是一个南方小说家查尔斯·伊斯特,他写了两页半的修改意见,我后来给他打电话道歉说出了这么多错,他却说,他编这个系列十五六年了,这是头一次写少于10页的编辑意见呢。那次是个转折,从那以后我的信心就提高了。

我自己要改很多遍。所有的作品我都先用手写一遍草稿,再输入电脑,一边打字一边修改,相当于再写一遍;然后在荧幕上改,改到不能再改为止。这时再把文稿打印出来,用不同颜色的笔改了又改,直到再也改不动了。《等待》这本书,我前后改了50遍之多,到后来连看也不想再多看一眼。

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作家应具备什么素质?

答:写《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说过一句话:天才就是一个长长的耐心。他的天份其实并不是很高,有个周末,朋友们约他出去玩,他不去。朋友们回来说那地方真好玩,玩得很开心。福楼拜说:“我也很开心,我做了件很重要的事情:星期六把一个分号放进文章里,星期天又把它从文章里拿出来了。”——作家要有这种“分号精神”的韧劲。

转自一位朋友博客。特别致谢!


2008-9-17 10:51
博客  资料  信箱 短信   编辑  引用

fanghuzhai

#2  

幸亏哈金当年没有找到国防预研学院的工作,否则可能就忙得写不出来东西了。


2008-9-17 11:18
博客  资料  短信   编辑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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