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生命三部曲
刘再复
朋友们都知道，我把一九八九年的漂流当作第二人生的起点。十二年过去了，想想这段岁月，觉得新的生命路程依稀可分为三步：第一步算是走过了，走得有点不平静；第二步正在走，而且愈走愈深；第三步彷佛刚刚开始，还不知能走多远。倘若把三步路程加以诗化，便是第二生命的三部曲。
一
第一步是“出走”。四十八岁的时候，我于风烟弥漫中留下一种行为语言，这就是辞国出走。从小就牙牙学语，学乡语，学国语，学诗语，学论语，就没有学过扭转生命形态的行为语言。于是，行为过后便狼狈不堪，陷入孤寂与惊慌，心神动荡了整整两年。在思绪无定中，有几个名字帮助我镇定下来，这就是释迦牟尼、贾宝玉、托尔斯泰。此时应当郑重记下一笔。他们都是出走的伟大先驱，都给人间留下阔别家园的行为语言。这些人本是王子、贵族、思想巨人，名尊位赫。在世俗的眼裏，他们皆高坐于社会塔尖，幸福极了。宫廷御苑，峨冠博带，奴仆庄园，锦衣玉食，应有尽有，还有什么可不满不安的?但他们却偏偏不满不安。不过，这是灵魂的不满与不安，他们的出走，正是灵魂的大诉说，无言无语无尽的诉说。许多后来者研究他们的思想、言论，却忽视他们的大行为语言。其实，他们的思想深海与情感深海全在告别的行为语言中。其行为所蕴含的徘徊、傍徨、决断、否定、拒绝、期待、向往、痛苦、忧伤、勇敢、怯懦以及灵魂的紧张、分裂、冲突、论辩、呐喊、呼叫等等，都远比文字著作丰富厚实得多。
我虽然未能把握其“出走”的全部内涵，但从他们的行为语言中确实获得了灵魂的力量。
释迦牟尼走出宫廷之后，充当什么“社会角色”呢?通常只知道他修行播道，是个“大师”，忘记他首先是个乞丐，如《金刚经》所言，他“著衣持砵，入舍卫大城乞食”。佛祖开始也是人，不化缘靠什么过日子?不过，从帝王盛宴到碗砵粗食，确实是巨大的落差，而释迦牟尼在落差中具有怎样的心境呢?他的永远的笑容和他的弟子对着他的“拈花”发出会心微笑告诉了我们一切。他的灵魂显然感到安宁与自在。他所持的“砵”，不是权力，而是和人间沟通的桥梁，他一定会为自己和社会底层息息相关而高兴。说到乞食一事，人们只知道富人施舍他，不知道他也施舍富人，即施予富人可行慈悲的机会。所以，与其说释迦牟尼是穷人的救星，不如说是富人的救星。这一层是我读了多年的《金刚经》才悟到的。佛教信徒对“拈花微笑”作了无数的阐释，而我却只要得到释迦牟尼内心透彻的信息就够了。发自内心的幸福未必与皇冠及种种桂冠相连，但一定与大地上亿万生灵纯朴的憧憬相通。当我们的眼睛仰望宫廷以为它是天堂的时候，这位王子则看到宫廷是牢狱，走出牢狱怎能不衷心微笑?悟到大宇宙中的个体如恒河沙粒而这一沙粒该如何得大自在，怎能没有又是一番微笑?
贾宝玉居住的父母府第，是江南第一大贵族府第，而宝玉本身又是府中的第一快乐王子。荣国府虽不是宫廷，但府中布满峥嵘轩峻的厅殿楼阁和蓊蔚湮润的花木山石，还有成群成队的男仆女婢，却胜似宫廷。家道中落后虽减少了气象，但仍不失为钟鸣鼎食的浮华之家。然而，即使是处于全盛的黄金时代，贾宝玉也不迷恋这个家，胸前的玉石丢失了几回——他的灵魂早已出走了好几次。他被视为性情乖僻的异端，实际上心中拥有万种真挚情思。一个又一个清澈如水的诗化生命在面前毁灭，自己还顶着桂冠如行尸走肉，这还有人的样子吗?千里长棚下的华贵筵宴，世人闻到的全是香味，偏是快乐王子闻到朽味与血腥味?一个处于如此环境中的身心怎能不分裂、不迷惘?怎能不寻求解脱?如果说，林黛玉最后的行为语言是焚烧诗稿，用一把火否定她生存过的世界，那么，贾宝玉则是用一走了之的行为语言否定父母府第内外人们所迷恋与追求的梦幻世界。一种真实的行为语言，没有标点，没有文采，没有铺设，却否定了一个权力帝国与金钱帝国。《石头记》的故事，其实是一块多余的石头否定一个欲望横流的泥世界的故事。贾宝玉的出走，乃是走出争名夺利的泥世界，被男人弄成肮脏沼泽的荒诞世界。
释迦牟尼和贾宝玉的出走是宫廷王子与贵族王子的出走，可说是青年出走，而托尔斯泰的出走则是八十二岁老翁的出走。一九一O年十月三十一日早晨，他突然离开沙莫尔金诺村，往高加索方向南行，可是，很快就在途中得了重病，十一月七日就在梁赞——马拉尔铁路的阿斯塔波沃站逝世。当时的托尔斯泰可不是等闲之辈，而是一个已经完成《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千古名著的托尔斯泰，一个名满全球、誉满全球的托尔斯泰，而且是一个拥有大群农奴与大农庄的托尔斯泰。他的名望高到什么程度?当他坐在海边时，高尔基看着他，觉得他彷佛便是上帝本身。然而，正是这个可以“乱真”上帝的人，整天寝食不安，灵魂动荡无休，最后登上一列通往死亡的火车，诀别家园。他的这一行为语言一直是一个谜，让酷爱他的读者目瞪口呆。这是怎么了?我们尊崇的精神偶像发疯了吗?我们为之倾倒的娜塔莎、安娜·卡列尼娜和玛丝洛娃，也不能留住他吗?对着这个谜，我思索了整整十年，从一九八九年踏上美国的土地在密茨根湖畔就开始思索，每次思索都激动得灵魂打颤。此时，我要说：我爱出走前的托尔斯泰，但更爱出走后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一个边写作边否定自己的大作家，他最后的出走是一部最精彩的自我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大书。
和贾宝玉一样，托尔斯泰在双脚尚未走出家园时，灵魂已多次走出家园。五十岁左右，他的灵魂就经历了一次爆炸性的地震，一次对自己的彻底否定。他突然觉得生命面临深渊，他能呼吸，能吃能喝能睡，但不能生活下去了。“我，身体强健而幸福的人，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他感到有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量硬要把他推向生命之外。为了抗拒这种力量，他把家裏的绳子藏起来，以防自杀。托尔斯泰思想为什么如此激荡?为什么如此急于想走出自己的生命?原来，他正受到一种巨大的、无形的压抑，这就是良知的压抑。他不仅看到乡村也看到大都市底层贫民的惨状。他看到惨状下的生命没有生活。惨状刺激着他，“我们在吃肉，他们却在挨饿”，他受不了，“人不能这样过活”，他对朋友叫喊、号哭、挥动拳头，完全陷入绝望。他必须出走，只有出走才能使他从绝望的感受中走出来，也只有出走，才能使他与污浊的现实图景拉开距离。因此，他的最后的行为语言，我们可以读作对外在世界情景的内心拒绝，尽管这种情景无可更改，但还是要拒绝。除了近乎神经质的慈悲之外，他还极端憎恶自己，觉得自己也在过着另一种形式的非人生活：和没有灵魂的所谓作家诗人鬼混，和奴役人间的各种奴隶主共谋，甚至当人生已变得毫无意义时还幻想艺术会有意义。他把这一切都写成了《忏悔录》。
比托尔斯泰的否定更彻底的是王国维。托尔斯泰面临绝望的深渊时，还把绳子藏起来，不想死，而王国维却坦然踏进昆明湖，直赴死亡深渊。王国维和托尔斯泰一样，也感到有一种力量把他推向生命之外，但他不屈服这种力量。同样也是在五十岁之际，他决定把这种力量从自己的生命中驱逐出去。过去，我和一些历史学者一样，曾泛泛地说王国维是清王朝的遗老，跟不上时代步伐，终于被历史所抛弃。而现在，我才明白，他不是被历史所抛弃，而是把历史从自己的生命中抛掷出去。也就是说，王国维投湖自杀这一行为，是一种更彻底的出走形态。他是个先知，他已在大时代的风潮中闻到血腥味，他显然预感到叶德辉的头颅被砍断之后，下一步要轮到他了。“义无再辱”，他要保护自己的自由人格和生命尊严，就得把历史抛出去，防止血雨腥风进入自己的躯壳。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果断地从自己的躯壳中出走，走到另一个未知的乾净世界。陈寅恪感佩王国维的这种精神，从而承继了这个彻底出走者的魂魄。
释迦牟尼、贾宝玉、托尔斯泰、王国维的行为语言，写在天空、大地上。这种无字之书常被人们忽略，但我却看到其中密密麻麻的诗行和质疑人间荒诞的大问号。这种语言不是文字，但比文字更美丽更壮阔。多年来，我自信心灵状态是好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受到这几部无字之书的鼓舞。尽管我的行为语言和他们相比微不足道，但从他们的无言之言中却明白我所走的第一步并非没有理由，走出家园的第一个脚印并不苍白。
二
无论是释迦牟尼、贾宝玉，还是托尔斯泰，他们的出走，都不是被放逐，而是自我放逐。贾宝玉出走后到哪裏去，心情如何，无可查证。托尔斯泰出走后不久就逝世了，未能留给我们出走行为的下篇语言，真是遗憾。唯有释迦牟尼，充分地展开出走后的伟大人生。释迦牟尼的出走，是最完整的出走。他的行为语言后半部首先启迪我：自我放逐后其实不是放逐，而是自我回归：回归到生命尊严可以立足之处，回到心灵可以自由驰骋之处，回到脑汁、胆汁和其他生命液汁可以自由投放之处。释迦牟尼真的得大自在，难怪他拥有永远的笑容。
当我意识到自我放逐也是自我回归的时候，心境一下子变了，我也有理由从情感深处发出微笑：我在落矶山下，彷佛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却拥有一种梦寐以求的安静与自由表达的权利。自由表达，这是怎样的价值，我一直找不到适应的字眼来形容它。但我知道，当我拥有它的时候，我便回到生命的高贵之中。凭这一点，就应当高兴，就应当像佛陀那样与朋友学生作拈花微笑的心灵游戏。
在自我回归的路上，我特别要感谢我国的伟大哲学家老子。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这仅仅是个前提，从这一前提出发，该回到哪裏去?我在这个问题面前徘徊了好久，是老子告诉我：“复归于婴儿”——你应回归到婴儿状态。《道德经》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这样的呼唤。伟大的先哲从根本上启发我，我真的按照他的呼唤给自己提出返回童心的口号，并开辟了两个童心向度：一是返回到刚来人间那最初的一刻，找寻那一瞬间柔和的目光，未被世俗的尘埃与知识的尘埃所染污的目光。二是返回《山海经》时代故国最本真、最本然的精神文化，精卫、夸父所代表的没有世俗包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真的走“出来”了，又真的返“回去”了。在异邦的土地上，我真的以全部生命拥抱女娲、拥抱精卫、拥抱夸父与大禹，从拥抱《山海经》一直到拥抱《红楼梦》，中间还有魏晋风骨、明末性情、禅宗慧悟等英华精粹。以往读的是“老三篇”，这回读的是“老三经”：《山海经》、《道德经》和《六祖坛经》。对于古代经典与古代英雄故事，我不再用头脑去阅读，而是用生命去阅读，用曾经在艰难困苦的险风恶浪中滚打过的生命去阅读，因此，都读出心得与力量。
在回归之旅中，我除了与创世纪的原始英雄们相逢之外，还与老子、稽康、达摩、慧能、李贽、曹雪芹等伟大的灵魂相逢。我第一次向他们深深鞠躬，并和他们的灵魂展开论辩和对话。我走进他们的身体裏，他们也走进我的身体裏，他们就是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我的文化。于是，我非常具体地感到祖国、故乡就在我的身驱裏，也非常具体地感到祖国故乡和我来到另一片土地。祖国具体到伸手就可触摸得到，故乡也充满质感。因为有这种感觉，我便抽象出两个概念，原来，祖国可以分为物质结构的祖国和性情结构的祖国，我虽然告别物质结构的祖国，却回归到性情结构的祖国，而这个祖国此刻就在我的骨髓深处。背负着祖国，我从东方的天涯走向西方的天涯，走得愈远，就回归得愈深。走到后来，自我、祖国、故乡、婴儿、自由之神，全汇合成一处，那正是我生命的大同世界。
我国的伟大诗人屈原被放逐之后，似乎没想到放逐与回归可以相通。倘若他像释迦牟尼那样意识到走出宫廷之后世界会变得更大，天地会变得更广阔，完全可以藉被放逐的时光回到生命的本真处与自由处，他的《离骚》一定会有另一番精彩的变奏。我虽崇敬屈原，但不会和他的灵魂一起生活在永远的乡愁之中，倒是要给他一个“回归”的提议。一定要走出
来，也一定要走进去，生命的诗意就在这出出入入的内在神游之中。
三
说完第一步的“出走”和第二步的“回归”，该说第三步了。如果也需要给这一步命名，那就是“嫁接”了。嫁接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与情感，让两种文化在我生命的土壤中一起生长，也许是日后该多想多做的事。
就在回归故国精神本源而与老子、慧能、贾宝玉等伟大灵魂的相逢中，我发现他们有和基督一样的身影和血液。老子诞生得比基督早暂且不说。而慧能、贾宝玉，简直可以说是东方基督，他们的大爱之心与慈悲之心哪一点比基督逊色?慧能虽是宗教领袖，但他并不迷信教门偶像，更不向往宫廷桂冠和大师名号，连传宗接代的衣砵也不在乎。贾宝玉则爱一切人与宽恕一切人，连“劣种”兄弟贾环和欲望的化身薛墦也不视为“异类”。伟大灵魂的深渊，流淌着一样清澈的泉水，其灵犀本就相通。我既漂流海外，穿梭于东、西方之间，本就应当特别留心这相通处。
慧能可以和基督“嫁接”，也可以和卡夫卡“嫁接”。慧能提示说：佛就在你心中。你的全部努力就是释放出你的心中之佛，你就是你的解放者。而从卡夫卡那裏，我也得到同样的启迪。卡夫卡一生没有离开过布拉格，可是他却最深切地感悟到全人间变形变态的苦痛，他没有到过美国，却写出描述美国的精彩小说，道破人类的共同困境。这就因为他的灵魂大门打开了，自由之神与艺术之神从他心中释放出来了。他的作品是人类寓言，他的人生则是一部精彩传奇。无论是慧能还是卡夫卡，都告诉我：传奇在内不在外，你一生该做的事只有一件，这就是把你内心的“佛”与“神”请出来。所谓传奇，并不是从历史情节中产生，而是从内心深处流出。能打开灵魂的闸门，能穿越内心深处的关卡，传奇就诞生了。正是在精神深处，我感到自己可以有所作为，在沟通与接嫁上有所作为。
出走时，我在空间上从东方走到西方；回归时，我在时间上从现代走向古代；嫁接时，古今中外则全汇聚在此时此刻。我漂流到哪一点上，说不清楚，但漂流之路愈走愈宽则是可以肯定的了。
虽然已到六十耳顺之年，但觉得一切都还在生长，尤其是思想年龄，其实还不到二十岁，更觉得粗嫩。过去所作的一切，都在开掘生命潜力，不是愈开掘愈老，而是愈开掘愈有青春泥土气息，将来开掘到深处，发现东西方文化的血脉在自己身上打通，内心深处的韵律与宇宙深处的节奏可以共鸣共振，说不定又会发现生命尚有新的路程，又有一番喜悦。没有终点，这大约是漂泊者的宿命。
二OO二年二月
稿源：刘再复博客。特别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