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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1-14 | 刘再复：论《红楼梦》的忏悔意识 | ||
论《红楼梦》的忏悔意识 （1）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唯一具有深刻忏悔意识的作品，曹雪芹通过他笔下的人物性格、悲剧故事、情节安排的隐喻以；及叙述者声音等不同层面渗透着忏悔情感。小说问世以来，各种研究批评汗牛充栋，但是，真正有自己阅读心得和学术发现的还是王国维和鲁迅等少数几家。他们的批评能够把握住《红楼梦》的悲剧性质，而且这种把握是建立在对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深刻见解之上。本文打算在他们的批评的基础上专题讨论《红楼梦》中的忏悔意识问题。这不仅是因为相比繁复的红学研究，这个问题涉足者不多，更重要的是借此可说明这部不朽小说的感人之处和美学魅力的关键之点。谈《红楼梦》不谈它的“共犯结构”，不谈它的忏悔意识，就不能透彻。因此，本文便从这一关键点切入，以对这部伟大小说的艺术价值作点新的说明。 一、悲剧与“共犯结构” 近百年来，对《红楼梦》悲剧领悟得最深最透彻的是王国维。换句话说，在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史上，就其对《红梦》悲剧的阐释，其深度还没有人超过王国维。这种深刻性集中表现在一点上，就是它揭示了造成《红楼梦》悲剧的原因不是几个“蛇蝎之人”，即不是几个恶人、小人、坏人造成的，不是“盲目命运”造成的，而是剧中人物的位置及关系的结果。他说： 《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由叔本华之说，悲 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 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种之 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 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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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1-5 | [转载]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乌镇举行（图） | ||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乌镇举行 在桐乡的金秋，收获文学的硕果。备受瞩目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11月2日晚在茅盾先生故里、江南水乡古镇——乌镇举行。获奖作家、评委代表、获奖作品责编及来自全国的著名作家、评论家、新闻媒体记者、当地作家和文学爱好者400余人出席颁奖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作家颁奖。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致辞，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宣布颁奖典礼开幕，浙江省委副书记夏宝龙出席并致辞。中央文明办常务副主任王世明，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和嘉兴市委书记陈德荣，嘉兴市市长李卫宁等出席颁奖典礼。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于1981年设立，旨在褒奖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本届评选范围是2003年至2006年间发表或出版的长篇小说。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麦家的《暗算》四部长篇小说获此殊荣。 铁凝在致词中首先代表中国作协对获奖作家表示热烈祝贺。她说，以茅盾先生名字命名的茅盾文学奖，作为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不仅是对这个时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发现与关注，更是对我们文学理想的检验和见证。本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来的4部作品，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长篇小说佳作，是2003至2006年间大量涌现的优秀长篇小说的代表，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我国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收获，体现了文学关注现实、反映时代的精神风貌，体现了文学在艺术创新之路上不断前行的丰硕成果。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是对近年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倾注心血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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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1-1 | [转载] 张恨水与《水浒传》 | ||
张恨水与《水浒传》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通俗小说的巨匠，张恨水与中国古典小说关系密切。这并非单指由一百一十多部长篇作品、近三千万言构成的张恨水的小说世界，同中国古典小说之间存在无法切割的文化血缘，是中国小说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赓续与嬗变；同时张恨水笔下的不少作品，都从特定的古典小说著作里，获得了题材、意趣、构思与写法上的启示与滋养，从而呈现出文本意义上的取精用弘和推陈出新。譬如，以言情为经、以社会为纬的《春明外史》，就把《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相关元素嫁接到了一起，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洋洋洒洒九十万言的《金粉世家》，则全面继承了《红楼梦》的精神与格局，难怪它甫一问世，就被研究者称之为“民国《红楼梦》”。而流传甚广的《啼笑因缘》，若干描写让人联想到《好逑传》《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就是书名也自觉融进了同《醒世姻缘传》相映照和相区别的意思。至于《八十一梦》借鉴《西游记》和《镜花缘》的手法，来揭露“雾重庆”的社会丑态；《我是孙悟空》戏仿《西游记》的情节，表现对邪恶势力的斗争和反抗，更是多为文学史家所称赏。 在张恨水与中国古典小说异常密切的联系中，《水浒新传》一书，值得人们格外留心和瞩目。这不仅因为张恨水对《水浒传》情有独钟，从14岁起，就反复阅读研究，这种浸入骨髓的热爱和烂熟于心的把握，使得一部《水浒传》在作家那里，很自然地由研读对象转化为写作资源，从而直接催生了两部奇特的文学作品：艺术随笔《水浒人物论赞》和长篇小说《水浒新传》。 《水浒人物论赞》收文凡90篇，其中论“天罡”者33篇（外二篇），论“地煞”者23篇，另有“外篇”32篇，专论王进、武大、郓哥、西门庆、潘金莲直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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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28 | [转载]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 《秦腔》等四部作品获奖 | ||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 《秦腔》等四部作品获奖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工作于2008年10月25日结束，昨（27日）晚11点，四部获奖作品公布。贾平凹《秦腔》、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新《湖光山色》、麦家《暗算》获本届茅盾文学奖。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范围为2003—2006年间发表或出版的长篇小说。 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先生生前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动我国文学的繁荣而设立的，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自1982年以来，已评选出包括《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尘埃落定》等近30部长篇小说。在对今年的四部获奖作品一一评价之余，有文学评论家也指出，尽管一届评出四部作品并不为多，但是茅盾文学奖似乎太在意“照顾”各方的关注。而作为一个文学奖项，不妨聚焦，每届力推一两个作品，虽有遗珠之憾，但“得罪”一些关注也未尝不可。 贾平凹《秦腔》 早在宣布评奖结果前，就有媒体爆料《秦腔》获茅盾文学奖票数第一。56岁的贾平凹对此并不意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既感到意外，也不感到意外。”在前几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贾平凹一直是获奖的热门人选。他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秦腔》是我这么多年写作中比较满意的一部。它当然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是我对于一些社会现状的记录，我是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表达出来，给时代留下些印记。” 正是对社会现状的记录，使得贾平凹的创作长盛不衰。“他早就应该得奖了！他是描写中国当代农村功力最深的作家。”评论家杨扬用“名至实归”形容贾平凹的获奖。“《秦腔》未必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有足够实力问鼎茅盾文学奖。”评论家张颐武在接受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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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24 | [转载] 海明威在巴黎的岁月 | ||
 海明威在巴黎的岁月 西方有一句谚语：“每个人都有两个国家，他原来的，还有巴黎。”（Everyone has two countries, his or herown-and France.）表明巴黎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一点，美国作家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amingwat,1899-1961）是有深切体会的。1950年，海明威曾这样对一位朋友说：“如果你年轻时就够幸运地生活在巴黎，那么在以后的一生中，你无论去哪儿，巴黎都会使你流连，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流动的圣节”（A Moveable Feast）！海明威不说moveable festival，而特地用了Feast一词，表明他是怀着敬畏之心写下这个短语的，因为“Feast”是一个神圣的用词，在历史上总是属于某个与纪念或庆祝农业的、宗教的或社会文化的事件或季节相关联的日子，不但有舞蹈、体育比赛以及狂欢等娱乐节目，甚至伴随有纪念性或开斋等庆祝活动。因此A Moveable Feast就都被译为“流动的圣节”，而不是直译为“流动的节日”。 这也不难理解。海明威是在经历了四度失败的婚姻、因家族遗传的精神疾患感到灵感枯竭并一次次遭受电击治疗的痛苦之后，在自杀的前五年，即1957年以《流动的圣节》为题来回忆自己青年时代在巴黎的这段美好岁月的。因为巴黎是他纯真爱情的开始，是他文学生涯的起点，是他和许多著名作家友谊的发端；巴黎象征了他的青春年华，代表了他的成功风发。他怎能忘却巴黎！ 1921年，海明威与来自圣路易斯的哈德莉·理查森结婚后，遵照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的建议，以《多伦多明星报》（Toronto Star）驻欧洲记者的身份，与妻子一起去巴黎：由报社支付旅费，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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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18 | [转载] 在黑暗中写作——大卫·格罗斯曼 | ||
在黑暗中写作 娜塔丽亚·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在她的作品《难以描述的自我》中说：“无论是欢欣喜悦抑或是悲惨不幸，现实中偶然发生的这一切都对我们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章节还涉及了她的生活以及她在面临一些个人不幸时的写作状况。 谈论自己的确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开始描述自己近来的写作经验之前，我希望站在目前的生活角度，对灾难、创击带给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影响作一些反观。此刻，我顿然想起卡夫卡短篇小说《一则小寓言》中那只老鼠的境遇，当它发现陷阱近在咫尺，虎视眈眈的猫又紧逼其后时，禁不住叹道:“世界正日渐缩小。” 事实上，经过多年来在极端暴力的政治、军事以及宗教冲突环境中的生活考验之后，我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卡夫卡作品中那只老鼠的话是对的：日复一日，世界的确正变得愈来愈狭窄，也愈来愈小。与此同时，我还要告诉你，一种空虚和惆怅的情绪也开始在个体内心与充满暴力、混乱的外部世界之间滋长，这样的环境控制着每个人的生命以及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更何况它并不就此罢休，很快，冷漠、玩世不恭，甚至比这两者更为严重的东西——绝望充斥了整个世界，这种绝望的情绪充当了畸形环境的燃料剂，支撑着它顽固的生命，有时候甚至可以延续几代之久。绝望的情绪一面不断影响着现存环境，一面又无止境地从日益扭曲的世界中获得蔓延的动力。如此往复循环，逐渐根深蒂固，绝望成为畸形世界的最佳代名词，最后也投射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我深切感到，我自己，包括我认识的人，还有周围的人，都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正渐渐沦丧了“心灵领土”，其残酷程度比之外界任何一场血腥的战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不能或者不愿，花哪怕一点点心思去体会他者所遭受的痛苦，道德的标尺也悬而未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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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9 | [转载] 风骨•性情•慧悟——刘再复 | ||
风骨•性情•慧悟 观照新文学的视角很多，我曾以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学为参照系,论述从审美内容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大体上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维度，而缺少另外三个维度：叩问人自身存在意义的本体维度，叩问超验世界的本真维度，叩问大自然与内自然（人性）的本然维度。说的是“缺乏”，不是没有。此次我在城市大学讲的则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参照系，找到的批评视角是“风骨•性情•慧悟”。“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时过於激进，以至提出“推倒古典文学”的口号。但是，若干年後这种激进态度有所软化，其中周氏兄弟更是努力去寻找中国古文学与新文学的相通点。 鲁迅找到的“魏晋风度”与周作人找到的“明末性情”，就是两个关键点。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周作人到辅仁大学作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学术演讲，第一次点破了中国文学的历史乃是“载道”文学与“言志”文学两大脉络浮沉交替的历史，而把言志文学推向极致的是以性情解放为主题的“明未新文学运动”。周作人认为，此次运动的倡导者公安派（袁辰氏三兄弟）关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与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差不多。胡适的主张不过是袁氏兄弟主张的复活（即袁氏观念的现代版）。 因此“五四”与明末两次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即都拒绝抄袭模拟、摆官架子、以文学为载道工具的前代风气，都主张文学应回归抒写真情真性的个人化立场，恢复对自由个性的追求。周作人这篇演说的贡献是它打通了“五四”新文学与我国明末文学的血脉关系，说明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理由，消解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对立。如果说，周作人道破了中国古代文学性情精华的话，那么，鲁迅则点破了另一精华，这就是“魏晋风度”。他在著名演说《魏晋风度及文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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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9-27 | [转载] 忍人论 ─ 刘再复 | ||
忍人论 刘再复 “忍人”不是我的杜撰。这一概念早已出现在《左传正义·公元元年(二)》子上论商臣中。子上曰：“蜂目而豺声，忍人也。”蜂目，就是像蜜蜂那样凸出的眼睛：豺声，自然是豺狼之声。中国的相命师不仅喜欢探索面相，还喜欢探索心相。一探索心相就涉及到声音。蜂目，属于面相，豺声则属于心相。赵翼《瓯北集》卷七《赠相士彭铁嘴》中说：“古人相法相心曲：豺声忍，乌喙毒，鸢骨躁，牛腹黩。”这也是讲人发豺声性格就有“忍”的特点。蜂目与豺声都是忍人的标志。 不过，这种标志也不那么确定，例如，我国著名的大忍人秦始皇，他的面相虽也与“蜂”有关，但不是蜂眼睛，而是蜂鼻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也许“蜂准”比“蜂目”更可怕，所以才会干出“焚书坑儒”的坏事。如果秦始皇不是一个忍人，他是不会开创这种屠杀知识分子和屠杀文化的先例的。 我不是相命师，但能理解把“蜂目”和“豺声”视为“忍人”符号的相意。中国人常常喜欢用兽性与畜性的特徵来比喻人性恶，譬如，以猪喻蠢，以狐喻猾，以狗喻贱，以猫喻媚，以虎喻猛。当某些人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时候，不是具有兼容万物的襟怀，而是集中了各种兽物畜物之特性。而豺之凶残与蜂之恶毒集于一身者，谓之忍人，也是很恰当的。聪明的祖先创造语言的天才，至今还让我们这些后人佩服。 不过，我的“忍人”概念，不是从面相与心相概括出来的。因为判断蜂目、蜂准还好一些，而要判断“豺声”却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在中国的今天，森林砍伐得很厉害，豺狼因此也稀少了。我至今没听过豺声，造就难办了。自然，如果要把社会中那些老是讲杀戮、讲以阶级斗争为纲、讲全面专政的喧啸称作豺声，倒也可以，但恐怕又得争论很久，所以还是不把蜂目豺声之人作为忍人的标志为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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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9-17 | 哈金：写作是种劳动（附：《等待》节选） | ||
哈金：写作是种劳动（附：《等待》节选） 打开酒店房门，哈金穿着条纹衬衣，背个旅行挎包，憨厚地笑着。妻子丽沙站在他旁边，两人的笑容相似。读哈金的书进入得很快，文字简洁直接，和他交谈，有同感。意外的是，他语调轻柔，神情腼腆，不像想像中当过4年半兵的北方人，也不像传说中那个在美国吃了很多苦，从失败中蒸馏出来的作家哈金。 《书城》：你从1976年跟着广播学ABC，到1997年开始在美国获各类文学大奖，20年时间完成从英语文盲到英语优秀作家的飞跃，觉得困难吗？ 哈金：非常难，从开始到现在困难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大。关键是一种不确定感，30出头才开始写作，那不是用自己的母语，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心理压力很大。另外，大陆出来的人，很明显，都被不安全感困扰着。时间长了觉得这种不确定感不只是语言的问题，好多作家对自己的书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总是个冒险。 《书城》：最初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放弃母语用英文写作？ 哈金：我是英语系的博士，毕业论文做的那是比较文学，有点四不象，在美国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我的朋友出了两三本书就能找到教写作的工作，而我在1990年出了一本诗集叫《于无声处》（BetWeen Silences），我想，如果再出三四本书也能找到同样的工作。但美国人出两本我得出四本，才能被接受，这需要很长时间。我对丽沙说，可能得等8、9年后才能找到好工作。 《书城》：为了找工作，也就是为了生存而写作。 哈金：中国朋友都说我疯了，想靠英文写作在美国生存，简直不可能。那时候，大家都改行，再学一门好找工作的专业。我也找过很多和汉语有关的工作，比如给中文报纸当翻译等，都是失败。于是进了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英文系的写作班学习。 《书城》：介绍一下这个有名的写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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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9-12 | [转载]《今天》的故事——北岛访谈录 | ||
《今天》的故事——北岛访谈录 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在采访黄锐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今天》的创办跟当时西单民主墙这个大背景有关，是这样吗？ 北岛：这还得从“西单民主墙”的形成过程说起。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国务院有个上访接待处，每天挤满了人，上访者大都露宿街头。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墙上），其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这就是“西单民主墙运动”（简称“民主墙”）。 在这些报纸刊物中，比较出名的有《四五论坛》、《北京之春》、《人权同盟》、《探索》、《今天》、《沃土》，还有青岛的《海浪花》、贵州的《启蒙》等。《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民主墙“，同时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 南方都市报：那时政府对民主墙的态度是怎样的？ 北岛：邓小平最初是非常支持的。1978年11月某个晚上，一个加拿大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刚被邓小平接见后，来到“民主墙”。没有麦克风，他就通过人声一层层向外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邓小平说民主墙是个好东西”。我当时也在场。显然，民主墙最初得到官方某种程度的认可。大约在中越边界冲突后，邓小平对民主墙的态度完全变了，提出严厉的批评，于是民主墙被迁到月坛公园的指定地点，随即被关闭，而“民主墙”最终被拆除，就像被强行抹掉的一段历史记忆。它前后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南方都市报：当时民主墙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吗？ 北岛：那是很壮观的场面，现在还可以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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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9-6 | [转载]桑塔格：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 | ||
桑塔格：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 过去数年间，就大约两世纪前随工业革命的来临而据说开始显露出来的文学—艺术文化与科学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离这一问题，人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根据这一诊断，任何有才智。头脑清晰的现代人，都只可能进入其中一种文化而排斥另一种文化。他所关切的，是不同于另一种文化的那些文献、技艺和问题；他说着不同于另一种文化的一种语言。最重要的是，掌握这两种文化所必备的那两类才具，具有巨大的差别。这是因为，文学—艺术文化被认为是一种总体文化。它针对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人；它是奥特加·加塞特所定义的那种文化意义上的文化，说得确切些，它提升着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即当一个人忘却了他所读过的一切而依然为他所拥有的那种文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科学文化是属于专家们的一种文化；它以记忆为基础，而要把握它，就要求全神贯注于理解。文学—艺术文化旨在内在化和吸收——换言之，是教化——而科学文化则旨在积累和外在化，即在用来解决问题的复杂工具和把握问题的特殊手段方面的积累和外在化。 尽管T·S·艾略特在一篇著名论文中谈到十七世纪就已出现某种“感受力的分离”，从而把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离上溯到现代史上更久远的年代，不过，把这一问题与工业革命连在一起，似乎在理。就众多文学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而言，他们对赋予现代社会以特征的那些变迁——其中主要的是工业化，以及每个人都体验到的工业化的那些后果，诸如规模巨大、毫无人情味儿的城市的激增，千篇一律的城市生活方式的盛行，等等——有着一种历史的反感。工业化，即现代“科学”的产物，无论是依据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模式，把它看作是毁坏自然并使生活标准化的机器轰鸣、烟雾弥漫的人工过程，还是依据那种更新的模式，把它看作是出现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那种清洁的、自动化的技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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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9-4 | [转载] 第二生命三部曲 | ||
第二生命三部曲 朋友们都知道，我把一九八九年的漂流当作第二人生的起点。十二年过去了，想想这段岁月，觉得新的生命路程依稀可分为三步：第一步算是走过了，走得有点不平静；第二步正在走，而且愈走愈深；第三步彷佛刚刚开始，还不知能走多远。倘若把三步路程加以诗化，便是第二生命的三部曲。 一 第一步是“出走”。四十八岁的时候，我于风烟弥漫中留下一种行为语言，这就是辞国出走。从小就牙牙学语，学乡语，学国语，学诗语，学论语，就没有学过扭转生命形态的行为语言。于是，行为过后便狼狈不堪，陷入孤寂与惊慌，心神动荡了整整两年。在思绪无定中，有几个名字帮助我镇定下来，这就是释迦牟尼、贾宝玉、托尔斯泰。此时应当郑重记下一笔。他们都是出走的伟大先驱，都给人间留下阔别家园的行为语言。这些人本是王子、贵族、思想巨人，名尊位赫。在世俗的眼裏，他们皆高坐于社会塔尖，幸福极了。宫廷御苑，峨冠博带，奴仆庄园，锦衣玉食，应有尽有，还有什么可不满不安的?但他们却偏偏不满不安。不过，这是灵魂的不满与不安，他们的出走，正是灵魂的大诉说，无言无语无尽的诉说。许多后来者研究他们的思想、言论，却忽视他们的大行为语言。其实，他们的思想深海与情感深海全在告别的行为语言中。其行为所蕴含的徘徊、傍徨、决断、否定、拒绝、期待、向往、痛苦、忧伤、勇敢、怯懦以及灵魂的紧张、分裂、冲突、论辩、呐喊、呼叫等等，都远比文字著作丰富厚实得多。 我虽然未能把握其“出走”的全部内涵，但从他们的行为语言中确实获得了灵魂的力量。 释迦牟尼走出宫廷之后，充当什么“社会角色”呢?通常只知道他修行播道，是个“大师”，忘记他首先是个乞丐，如《金刚经》所言，他“著衣持砵，入舍卫大城乞食”。佛祖开始也是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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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9-3 | [转载] 虚构的艺术——苏珊·桑塔格访谈 | ||
虚构的艺术——苏珊·桑塔格访谈 爱德华．霍斯克（以下简称H）：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苏珊．桑塔格（以下简称S）：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在九岁左右就搞了一个自己的出版物。我做了一份有四页篇幅的月报，把它复制（用非常原始的办法）二十份，然后以每份五分钱卖给邻居们。这份持续了九年的报纸，尽是我对读过的东西作的模仿。里面有故事、诗和两个我还能记得的剧本：一个的灵感出自卡贝克（Capek）的“R.U.R.”；另一个得自于爱德纳·圣·维森特·米莱（Edna St．Vincent Millay）“Aria de Capo”的影响。要记住，这是一九四二、四三年和四四年。我作的有关从途中到斯大林格勒有关战况的报导，都是我很认真地根据真实报纸上的文章缩写而成的。 H：因为你常常去塞尔维亚，我们不得不将这次访问推迟了几次。你告诉我，你生活中最压抑之一的经验来自哪里。我在想战争在你的作品和生活中为什么出现得如此频繁？ S：确实，在美国轰炸北越期间，我去了那里两次。其中第一次的见闻，我在《河内之旅》一文中有过详述。一九七三年当战争在以色列爆发，我到前线去拍了电影《承诺的土地》。波西尼亚实际上是我经历的第三场战争。 H：在《疾病的隐喻》一文中，有对战争寓言的谴责。在小说《火山情人》中，对邪恶战争可怕回亿的描写达到了高潮。当我请你为我编辑的一本书《转换影像：作家谈艺术》撰文，你选择论述的是戈雅的画作《战争的灾难》。 S：尽管我出自一个旅行之家，但我以为一个人去战火纷飞之地旅行一定会显得很离奇。我的父亲在中国北方做皮货生意，日本入侵时在当地亡故，那时我才五岁。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入小学，仍记得听到关于“世界大战”的情形。我最好的同班好友是西班牙内战的难民。我还记得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一次野餐。在我最初开始琢磨的词文中，“在此期间”是其中的一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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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9-1 | 桑塔格：悲剧的消亡 | ||
桑塔格：悲剧的消亡 现代对悲剧之可能性的探讨，不以文学分析的面目出现，而或多或少假以文化诊断学之名。直到文学这一学科遭到经验主义者和逻辑主义者的清洗以前，该学科一直侵占着以前归属于哲学的那种活力。情感、行为和信仰的现代困境试图通过文学杰作的讨论得出一个所以然来。艺术被看作是一个既定历史时期人类的才能的反映，是文化藉以定义自身、命名自身和生动表达自身的显著形式。尤其是，文学形式的死亡的问题——诸如长篇叙事诗还可能存在吗？或它已经消亡了？小说呢？诗剧呢？悲剧呢？——在当前最为紧要。一种文学形式的摈弃，是一个道德行为，是现代真诚德性的一个巨大成就。因为，作为一个自我定义的行为，它也是一种自我埋葬。 这类葬礼习惯性地伴以悲悼之感的流露；这是因为，当我们陈说着曾经体现于已死的形式中而现在业已失去的那种感受力和态度的潜能时，我们是在悲悼自身。尼采在《悲剧的诞生》这部实际上是谈论悲剧的死亡的著作中，把知识和自觉的理智——它们随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而兴起——所获得的这种全新的影响力归咎为本能和现实感的衰退，正是这种衰退使悲剧不再可能出现。随后一切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都显示出相似的挽歌色彩，或至少是退守的色彩：或是悲悼悲剧的死亡，或是满怀希望地试图从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米勒和威廉斯的自然主义一感伤主义的戏剧中创造出“现代”悲剧。莱昂内尔·阿贝尔这本著作没有这种习见的哀伤之音，这正是它的那些别具一格的优点之一。没有人再创作悲剧了吗？很好。阿贝尔请他的读者离开悼念厅，来参加一个聚会，一个庆祝属于我们自己的戏剧形式的聚会，实际上，三百年来，这种戏剧形式就一直属于我们：元戏剧。 的确，没有什么理由哀悼，因为那具遗体不过是一个远亲。阿贝尔说，悲剧不是、也从来就不是西方戏剧的典型形式；西方大多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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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8-22 | 帕慕克：我的朋友都是生活在基层的老百姓 | ||
莫言与帕慕克、基兰·德赛的对话 钟志清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携2006年布克奖得主基兰·德赛于2008年5月21日访问中国。2008年5月27日晚，中国作家莫言邀请帕慕克、德赛进行单独会晤，探讨文学、艺术、人生等问题。 莫言：基兰·德赛，这些天我在网上做了一些功课，对您的出身、经历有了一些了解。网上说您喜欢在厨房里写作。 德赛：是的。我在美国的许多书店里都看到过莫言先生的作品，并读过一篇非常漂亮的书评。 莫言：您那本《失落的传承》我已经读了一半，写得非常好。我读过帕慕克三部半作品，《我的名字叫红》、《雪》、《白色城堡》，《伊斯坦布尔》读了一半。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说《我的名字叫红》和我的拙著《生死疲劳》这两部作品的开头有相似之处，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巧合。 帕慕克：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共同朋友、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喜欢我们的叙事方式，大江向我推荐了您的作品。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拜读。 莫言：我非常高兴在创作《生死疲劳》之前没有读过您的作品，不然则摆脱不了抄袭之嫌。 帕慕克：非常高兴听您这么说。您的故乡在哪里？ 莫言：山东。下次您来中国，请您到我的故乡做客。 帕慕克：我非常想去。 莫言：我的朋友大都是基层的老百姓，开餐馆的，开出租车的，士兵，农民，路边修自行车的。 帕慕克：这些朋友是您的老朋友，还是近年新结识的朋友？ 莫言：多数是老朋友。有的差不多有二十多年的友谊了。 帕慕克：正是因为您获得了成功，才又成了普通人。 莫言：您的情况呢？ 帕慕克：我想想。我的情形有所不同。我在上学时结识的朋友多出身于中产阶级。我想知道，在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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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8-21 | [转载]虚构与现实（谢尔比·希龙） | ||
虚构与现实（谢尔比·希龙） [/size]【译者的话】 读者总有永远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在阅读了小说之后，充满想象力的那部分人就会猜测故事中到底有多少来自作者自己的生活。“您的书中有哪些是来自你真实的生活呢？”这是一个提到次数最多的问题。甚至也有无比执着的读者通过各种渠道去求证小说的真实性：“莫言，《红高梁家族》里的真是‘你奶奶’？”“白鹿原——真有这么个地方吗？”小说——fiction，本义虚构，这与真实性本是相对立的，但小说本身又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而产生，尤其对于小说人物的生活原型，从鲁迅到钱钟书都有过类似的评说。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美国作家谢尔比·希龙面对读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时又是如何回答的—— 小说往往反映作者的情感或希冀。 最近，我在圣安东尼奥和一群夫妇座谈了我的新小说，我的妹妹苏珊和她丈夫也参加了讨论。那些人都知道她是我的妹妹，她是位历史教师，有三个儿子和一个美丽的西班牙式的家，我们还一道去拜访了呢。人们也知道我这个作姐姐的是和现在的丈夫住在青山环抱的佛蒙特州。 他们都已经读过我的长篇小说《埃拉怒放》，它讲的是两姐妹的故事。邋遢大王妹妹是家里的祸根，她是个单身母亲，住在路易斯安娜州的老梅泰里一间破旧的简易房子里，刚刚经历飓风和洪水。而她的姐姐则完美无瑕、讨人喜欢，但死于一次空难。然而这些读者，不管他们是闲来阅读还是参加了读书会，书评人亦或职业写手，都好像对我们家还一无所知的样子，问些我以前总被问到的问题：书中有多少成分来自你的真正生活？ 我觉得很难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于是答道：“你读时有什么感受。这世界看上去又如何。” 但接着，为了说明得更清楚些，我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比如，我在文中借用了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我父母的真实住所，是他们在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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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8-18 | 猪排与菠萝 - 特里·伊格尔顿 | ||
猪排与菠萝 特里·伊格尔顿 现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美学概念。比如说，非现实主义者并不一定是不写实的。一部不采用具象化手段的非现实主义作品所呈现出的世界反而是有力且让人信服的，而杰弗里•阿歇尔的那些具象化的小说却显得不足为信。简•奥斯汀所不齿的那些中世纪的作品倒比她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更能反映大革命时代人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实际的生活可能比安德鲁•布勒东的作品更加超现实。怀特•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的诗反映了巴黎人的生活，虽然这些人从来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出现过。 布莱希特认为现实主义是关乎作品的感受和影响的，而不是它是否提供了些我们耳闻能祥的东西。以此推论，现实主义是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那么观众在不同的时间看同一场戏就可能完全得到不同的感受，有的时候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而有的时候却认为它不是。而且，一个人的现实可能是另一个人的狂想。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逼真（比如说在舞台上出现一个站台）可能是一个不现实的词，就词的政治和艺术的可估价的意义而言。从这个角度说，现实主义强调观众或者读者究竟从作品中获得了什么，而不是作者向里面注入了什么。布莱希特继续写道，这就是一条审美的原则。 如果把现实主义看作是如实地再现世界，那么，再现时孰重孰轻的问题就会引发很多的争论。只是靠检视一部作品并不能确定它是否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部手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觉得它是虚构的，它特别关注男人鼻子的长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说它是非现实主义的。因为它所属的那个社会早已灰飞烟灭了，所以，除非将来的考古工作发现在那个未知的文明社会里男人的鼻子长度是他们生殖能力的象征，我们才可能转而认为这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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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8-16 | [转载]二十世纪现代小说十论(上、下篇） | ||
二十世纪现代小说十论(上、下篇）[/ 引言:昆德拉——小说勘探存在 一、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如是说：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他认为在此之前的欧洲哲学都将它们忽视了）在四个世纪的欧洲小说中都已经被揭示、显明、澄清，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小说探讨寺庙是冒险，在塞缪尔·理查森那里小说开始审视‘发生于内心的东西’展示情感的隐秘生活，在巴尔扎克那里，小说发现了人如何扎根于历史之中，在福楼拜那里，小说探索直至当时还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在托尔斯泰那里，小说探索在人作出的决定和人的行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小说探索时间：马塞尔·普鲁斯特探索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詹姆斯·乔依斯探索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到了托马斯·曼那里，小说探讨神话的作用，因为来自遥远的年代深处的神话在遥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昆德拉并没有给小说是什么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或者界定一个概念，因为他认为对于小说的理解应该是开放性的，小说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小说的发展本身是一个不断自我增殖的过程，他因此列举了小说在欧洲自塞万提斯起，对存在的不同方面的探讨、审视和发现。无论小说的存在形态揭示的内容和思索的问题怎样变化，总归都是“探索人的具体生活”并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的照亮“生活世界”，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因此，昆德拉得出关于小说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结论：“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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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8-3 | [转载] 何谓经典 ─ 库切 | ||
何谓经典？ 库切 一. 1944年10月，盟军在欧洲战场上鏖战，而德国人则不断地空袭伦敦，正当此时，时年56岁的托马斯·斯特恩·艾略特在伦敦的维吉尔学会发表了他就任会长的演说。在演说中，艾略特压根儿没有提及正在发生的战事，只简单说到——以他最好的英国做派，含糊其辞地，轻描淡写地——“目前发生的一些事”，让他难以找到准备演讲所需的书。他以这种方式提醒听众，还可以这样看待当前的战争：无论它如何规模罕见，在欧洲的漫长生命中，都只不过是打了个喷嚏。他演讲的题目叫《何谓经典？》，演讲的目的是要强调和重申艾略特长久以来一直提倡的一个观点：即西欧文明是一个统一的文明，是从古罗马经由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传承下来的，因此这一文明最原初的经典一定是罗马的史诗——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这一论断每被重申一次，重申者作为公众权威的地位都会更高几分。到1944年，这个集诗人、剧作家、批评家、出版者和文化评论家为一身的人，可谓统领了英国文坛。这个人认定伦敦是英语世界的中心。他的羞怯低调掩盖了他内心坚定冷酷的意志，不知不觉中他使自己成为了那个中心的权威发言人。 当我为准备这篇演讲稿而重读艾略特的演讲时，触动我最深的是，艾略特根本没有思考过他自己的美国性，或者至少他的美国出身，从而思考他在一群欧洲听众面前推崇一位欧洲诗人时，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 我们且不要纠缠于艾略特是如何把维吉尔的罗马和1940年的英国牵扯到一起的细节，而让我试问一下，艾略特自己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要成为十足的英国人，以致于得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艾略特会“成为”英国人？我的感觉是，首先，动机是复杂的：部分原因是他有亲英情结，部分原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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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31 | [转载]文学的理由 | ||
文学的理由 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感言 2000年12月7日，高行健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了题为《文学的理由》的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把我推上这讲坛，由种种机缘造成的这偶然，不妨称之为命运。上帝之有无且不去说，面对这不可知，我总心怀敬畏，虽然我一直自认是无神论者。 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作家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可能还更为敏感，而过于敏感的人也往往更为脆弱。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 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可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学恰恰面临这种不幸，而且较之以往的任何时代，留下的政治与权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经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有关文学的所谓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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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23 | [转载]离散与文学 | ||
莫言：离散与文学 我的学习英美文学的女儿告诉我，diaspora的本意是指离散在外的犹太人，后又泛指一个国家或民族散居在外的人。因此，仅仅用"离散"这个词，并不能完全代表diaspora的原意。diaspora的确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研究这个现象与文学的关系，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为了准备这篇讲稿，我特意翻阅了《圣经》，从中读到了令我感动的诗句： "我们坐在巴比伦河边，一想到锡安(Zion)就哭了！……身处外邦异国，我们怎能唱颂赞上帝的歌呢？耶路撒冷啊，要是我忘了你，愿我的右手枯萎，再也不能弹琴！要是不以耶路撒冷为我最大的喜乐，愿我的舌头僵硬，再也不能唱歌！" 这应该是最早的、最经典的离散文学，是用泪水浸泡着的诗行，是对母国的最深沉的思念。 离散是一种千百年来就存在着的人类处境。这种处境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处境，也可能是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处境。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可能是战争、灾荒、瘟疫等不可抵抗的外力，也可能是一个家庭、或者个人的主动选择。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离散，都是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一个培育文学感情的温床，一种观察世界的文学眼光。 在当今的世界文学版图上，有一批身处离散境遇的作家像灿烂的星斗在闪烁。如祖籍印度--巴基斯坦，现居英国的萨尔曼•拉什迪；祖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现居英国的V.S.奈保尔；原籍南非，现居澳大利亚的库切；原籍中国，现居美国的哈金等。这些作家，都因其离散的处境，而获得了澎湃的创作动力和丰富的创作资源，写出了名扬世界的文学作品。虽然人在异国他乡，他们描写的却都是母国的往事，利用的也大都是母国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因此他们的作品，就具有了与西方作家迥然不同的个性特征和民族特色，从而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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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14 | [转载]谢有顺：文学写作中的感官世界 | ||
文学写作中的感官世界 ●现在的小说为何单调，我想，很大的原因是作家对物质世界、感官世界越来越没有兴趣，他们忙于讲故事，却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种丰富性。 ●中国小说跟着潮流、市场走了好多年了，到今天，可能又得回到一些基本问题上来寻找出路。 ●有感而发本是写作的精神起点，现在，却成了稀有的写作品质。新的假大空的写作，正在消费文化的包装下大行其道，这是致命的。 1、不能只做故事和情节的奴隶 与文学写作有关的问题很多，我主要从个人的理解出发，讲写作和地方、写作和物质、写作和感官、写作和时代、写作和"我"这五个方面的关系。…… 如何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有着牢不可破的真实感，除了要解决好写作中的物质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那就是写作和感官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都知道，写作和心灵的关系极其重要，但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写作和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即写作和感官世界之间也关系密切。尤其是小说，如果没有物质细节的建构，没有感官世界的解放，一个作家即便有再丰富、伟大的灵魂，他的小说也一定不会是生动的，他笔下的文学世界可能会因为缺少声音，色彩，味道，而显得枯燥，单调。 现在的小说受消费文化的影响很大，很多作家都渴望写一部畅销小说。畅销的第一要义是讲一个好看的故事。所以，你看现在的小说，作家一门心思就在那构造紧张的情节，快速度地推进情节的发展，悬念一个接着一个，好看是好看，但读起来，你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缺少什么呢？缺少节奏感，缺少舒缓的东西。湍急的小溪喧闹，宽阔的大海平静。小说如果只有喧闹，格局就显得小了。一部好的小说，应该既有小溪般的热闹，也有大海般的平静，有急的地方，也有舒缓的地方。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有个特点，注重闲笔，这样，整部小说的叙事风格有张有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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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4 | [转载]刘恒：我活该当作家 | ||
转载： 刘恒：我活该当作家 和孤独寂寞征战 网乐：您刚又写完一个剧本？ 刘恒：是，我刚从山里出来。网乐：每次写作都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自己关起来？ 刘恒：一个人蹲禁闭。 网乐：一般要多少天？ 刘恒：一个多月吧，40天左右。我习惯这样的周期，再长，脑袋受得了，身体也不干了，主要是颈椎顶不住。所以，一定要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把任务完成。 网乐：怎么过啊？刘恒：一个人熬呗。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剩下的时间就是闷头做事。 网乐：没人照顾？ 刘恒：不需要。现在有招待所，条件好多了。以前借住民房，没电视没报纸，电话也没有，每天晚上得走出老远在公用电话里跟老婆聊几句，每天就这几句，弄得跟哑巴似的。吃饭也瞎凑合，不是煮面条就是煮速冻饺子。有时候，我老婆给我送饭，商量一个等距离的位置，各自骑车去交接。她省体力，我省时间，称得上相濡以沫了。 网乐：听一些编剧说，觉得自己写剧本那些天特委屈。您呢？刘恒：委屈？不觉得。这个职业就得禁得住煎熬，再说您也不是无偿劳动（笑）。一个清洁工，需要每天早上三四点起床去扫马路，你既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就好好去扫你的地呗，编剧也得这样。 网乐：一个人关自己好几十天，还是挺难受的。 刘恒：很孤独，写作遇到沟沟坎坎，那种特有的痛苦外人无法想象。 网乐：您早就是驾轻就熟了，还那么痛苦吗？ 刘恒：经常觉得走投无路。虽然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人生也成熟了，经验很多，判断力也不错，但是写东西仍然感到无比艰辛。每每有满足的时候也非常短暂，紧接着必是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担心失去对写作对象的控制…… 网乐：人否定自己是最大的一种痛苦。 刘恒：还好，否定之否定，总能翻过来就是了。我写小说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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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5 | [转载] 浮华批判 — 刘再复 | ||
浮华批判 刘再复 340 谁也不能给人类社会一个伟大的许诺。凡是这种许诺，都被证明是谎言。作出这种许诺的人都是企图扮演上帝的人。上帝只有一个，它是否存在，尚有争论，而第二个上帝肯定是假的。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後，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便产生许多妄想狂，这些妄想狂不仅以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而且还为人类设计终极社会。最致命的是设计之後又急於实现“终极社会”那种大而无当的蓝图。於是，妄想便化为妄行、妄为、妄动、妄进，许诺变成了灾难。二十世纪可说是妄想狂欺骗人类折磨人类摧残人类的疯疯癫癫的世纪。341 谁料到，新世纪第二年的九月十一日，会有人抢夺客机撞碎举世瞩目的纽约摩天大楼；谁料到，这之前苏联与东欧的政权会如此雪崩似瓦解；谁料到，这之後又引发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谁料到，一场萨斯的细菌弄到东方世界充满恐慌。可见，科学家可以发现未发现的东西，但人文学者却很难预知未来。以往对大同世界和其他乌托邦世界的预言，今天看来全是梦幻。预言家变成谎言家，先知变成骗子。梦幻消失之後，人们才意识到，一切对未来社会的总体设计均极不可靠，可靠的只有，在当下实实在在地工作与生活。342 纽约突然停电十几个小时，世界最大的城市顿时一片漆黑，连一向灿烂夺目的时代广场也一片漆黑。电影、电视、电梯、电冰箱，厨房、工厂、机场一律停顿，最可怕的是地铁，除了黑暗，还有酷熟与恐慌，人们惊叫着，摸索着地铁之门，那一刻，才悟到地铁之门与地狱之门一样沉重。电，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它戏弄了一次现代人，让他们知道，人对现代文明已经依赖到何等程度——人在现代文明面前是何等脆弱。停电揭示了人类的大悲剧：人用自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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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2 | 转贴:从王蒙“无厘头”看公众阅读的浮躁 | ||
转贴: 从王蒙“无厘头”看公众阅读的浮躁 近日，王蒙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场《语言的功能与陷阱陀罗尼》的演讲，内中充满了让人忍俊不住的"无厘头"风格----他认为"阿Q没有追到吴妈，是因为语言方式有问题"、"贾宝玉和薛蟠的根本区别在于修辞方式"；他认为阿Q和吴妈"他们俩一个是光棍儿，一个是小寡妇，阿Q追求吴妈再正常不过了。他们没有成为情侣真是可惜。"王蒙认为，"如果他（阿Q）当时能深情地跪在吴妈面前，背上一首徐志摩的诗，那他的求爱早就成功了。" 青年哄笑，倒也让人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因为这说明学生们知道王蒙是在"无厘头"调侃，是为了突出他的"语言功能..."的演讲主题而故意为之。从而也验证学子们固然没有研读过这两部名著，但还是晓得内中要义的。不过，如果换个场景，是王蒙给一帮普通的社会人士做同样的演讲，那就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歧义，以王蒙的声明权威，人们自然认定他的"无厘头"绝对正确。 这一事例说明，专家面向公众的名著另类解读必须要建立在公众认真阅读名著并深谙精神的基础上。近年来，戏说、恶搞、娱乐化解读历史文化和经典名著的大众文化风潮盛行，也给公众阅读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否则，没有眼见为实的阅读作基础，就会吸收进很多被加工过的东西，在心灵脑髓里沉淀下伪文化的具象。 遗憾的是，当前国人的阅读能力在持续下降，且不说中国还存在相当数量的文盲，纵是处于阅读旺季的青年人也将经典阅读丢诸脑后，代之而起的是流行阅读，如网络动漫打败经典名著，如高举轻松牌，"浅阅读"喂饱快餐文化等。书香作为阅读载体的功能在逐渐退化，虚拟阅读正在成为现实主流。在数字化的"比特"替代了铅印的词句后，人的写字（不是写作）能力也因为电脑工具而退化。疏离了笔墨而敲打键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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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18 | [原创] 新老 春风送您远行 | ||
旧作 新老 春风送您远行 新凤霞老人走了。在一个温暖花开的季节逝世于江南的一个小城——常州，她终是回归了故里。 我是4月13日看中央台的晚间新闻时惊悉的新凤霞逝世的消息。当我听到播音员以一如既往的矜持、平板的腔调播出“评剧艺术家新凤霞逝世”的消息时，心不禁一颤，怎么能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呢？因为在此前的上上个星期二或是星期三（准确时间我记得不太清楚），为了新凤霞给我刊寄来的《我说北大》一文需要图片一事，我还同她通过好几次电话的呀。难道这就是我们永生永世的诀别吗？可是，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电话中新老的声音依然是那样甜润、清靓、健康、热情。得知我要她寄几张她与北大有关联的照片配文发表后，她满口答应马上给我寄来。我还听到新老在电话那头喊着说：“小白（新老家的小保姆）小白，快拿笔来，我的好朋友晓玲的电话（新老总称我是她的好朋友），她要我的照片，快记下来，可别忘了给她寄去。”新老还告诉我，她正在写另外一篇文章，说好完稿后定会给我寄来。她还说……一丁点儿也没有要离开我们的迹象。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一股无以言说的悲怆和凄楚顿时笼罩了我。 我使劲用手背揉着已被泪水模糊了的双眼，希望是自己的听觉出现了错误，或是中央台的一次严重失误。可是—— 可是第二天，北京的朋友的电话证实了“新凤霞逝世”是一个铁定的事实。北京朋友说：“新老的确走得太突然，太出人意料。4月4日新老本是随吴老（吴祖光）应邀到常州参加刘海粟的美术馆落成典礼的，谁知到常州的第三天就突发脑溢血，当即送往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因抢救无效于4月12日中午40分逝世于常州。 一个为中国的评剧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艺术家，一个目不识丁的旧时艺人；一个饱经生活磨难而坚贞不屈的伟大女性；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残后，坐在轮椅上拿起笔写下了300多万字，出版了《新凤霞说戏》、《新凤霞论艺术》、《童年依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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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12 | [转载] “认同”的陷阱 | ||
“认同”的陷阱 刘再复 高行健（二00五年二月，巴黎行健寓所） 刘（刘再复）：昨天我们讨论了慧能的思想方式与生命方式，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精神坐标和人格坐标。慧能的精神最核心的一点是独立不移。换句话说，慧能这一存在，是独立不移的思想存在。 高（高行健）：慧能是一千多年前的人了，可是，中国近代却丧失了这种精神。个人的尊严，个人的自由表述，发出的个人独立不移的声音，这该是思想者的最高的价值，如今在政治与市场的双重压力下，一个作家都很难发出这样的声音。 刘：你昨天讲得很好，作为一个作家，既然是一个独立不移的个体存在，那就不能为他人的认可而写作，当然也不能为大众的认可、市场的认可、权力的认可而写作。外在的评语，包括评论家的评语、大众的评语、权势者的评语，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自身内在真实而自由的声音，是独立而有价值的思想。作家当然也不能被“看不懂”的幼稚评论所影响。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康德，真读得懂的只是少数，多数人是读不懂的。至今能走入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的文学世界的，也不是多数。有些人一辈子也进入不了卡夫卡、乔伊斯的世界。 高：写作不求外部力量的认可，这才有自由。另一方面，我们个人也不去认同外部力量。我觉得作家和思想者的基本品格不是“认同”，而是常常不认同。我一直把“认同”二字视为政治话语的范畴。我们作为思想者和作家，讲的写的是文学话语、思想话语，而不是政治话语。 刘：把政治话语和文学话语区别开来，非常重要。政治总是要求认同，也需要他人去认同。你必须认同我，否则就消灭你，这是强权的专制原则，与自由原则正好相反。这种“认同”的背后自然是政治利益，毫无真文学与真思想可言。 高：政治要求“认同”，如果无人跟随便玩不转。要求认同一种主义，一种时尚，一种话语，背后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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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8 | [转载]作家富豪榜纯属在胡扯 | ||
• 作家富豪榜纯属在胡扯 • 陆天明 昨天到今天，突然接到一些记者和朋友的电话,向我大表"祝贺"，说我上了2007年的作家富豪榜，而还在前二十名，居然还比说红楼而大赚其钱的那个刘心武还富了，年收入居然达到２５０万。我一下心跳加剧，气急头晕，为这“二百五十万”，也为这新时期作家们文人们、或者假冒作家文人的称呼在那儿舞文弄墨的人能获得这样一顶新的桂冠而“不知所以”。 ２００７年，我没有出一本新书，没有创作完成一部新书，或新的电视剧。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再版了五千册的《省委书记》，还还没拿到这些书的版税。而五千冊将来能拿多少钱，我想朋友们是都清楚的。除此以外，拿到过一点再版书的版税，比如长江出版社为我再版的《大雪无痕》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时第一次印刷的《省委书记》的版税，也就是各一万册而已。长春一家出版社再版了我的《泥日》和《苍天在上》只付了一本书的钱，那也是去年的事。也只有区区一万多。今年播了我的两部电视剧，《高纬度战栗》和《上将许世友》。前者是前年完成的，去年拍攝的。后者，是2004年完成的剧本。是一共花了十年时间才最后写成的东西。稿费早就支出完了，今年怎么可能再有“版税”收入呢？至于，我正在写的关于深圳的电视剧本，难度之大，我几乎都要打了退堂鼓，即便能硬撑下来，成与不成，尚在两可之间。这个剧本，花了我近两年的时间，会不会成为无效劳动，我一直在忐忑之中。即便侥倖能获通过，能把这两年的辛苦最终换成“钱”，那也是明年的事了。就算是换成了钱，那个“钱”和榜上所说的“250万”也是有相当相当大的距离的啊。 我渴望在物质生活上也能富起来，也衷心祈祷中国的作家都富。文人有钱并不丢人。绝大多数文人挣那点钱，都是血汗钱，辛苦钱。只有爬过格子的人才明白，作家挣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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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11 | [转载] 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 | ||
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 王颖 审美理想是隐藏在文艺作品中的坚硬内核。它在隐秘处支持着作品的结构，平衡着作品内部的各种关系，并使作品从内到外辐射出美和力量。时代进入21世纪，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浮躁和喧嚣的庞大世界，商业的气息吞并一切，大众的评判笼罩一切，"娱乐"更在诸多领域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文艺创作者的审美理想才显得更为关键和可贵，它仍然、而且必将永远是制约和影响文艺作品的重要元素之一。文艺工作者能否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坚持自己的审美理想，以及选择什么观照对象作为审美理想的载体，尤其是当下值得关注和思考的。 审美理想和世俗理想、具体利益的追求有冲突，但并不是根本对立、完全没有双赢的可能性，保持创作的审美理想，并不等于不见容于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纳博科夫在商业气息浓厚的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创作了不朽名作《洛丽塔》，这部把病态人性描写得如此细腻有层次感，荡气回肠直至成波涛汹涌之势的天才之作，同时也是一部吸引人的眼睛、让人一读之下欲罢不能的作品，其文字之优美精致，很难想像英语并不是作者本身的母语。西方电影界，包括电影大师库布里克对其多次改编，每次皆能带来极大的关注。昆德拉远离他动荡的祖国，在西欧写下他诸多的传世佳作，他反复探讨着人的自由，精神、肉体以及社会的终极自由。从对政治和性的反思，延伸到对生活本质的哲学思考，他逐渐成为一个他所言的"世界性的人"。他的作品也证明了审美理想和世俗利益并非是你存我亡的根本冲突。这些经典作家们，他们的创作环境和雨果、福楼拜、司汤达等伟大的19世纪作家们都不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商品化、媒介发达、物欲横流的社会，但他们坚硬而恒在的审美理想，他们对于文字的悉心经营，对于人性和生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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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28 | 转贴：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 ||
转贴： 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摩 罗 在俄罗斯历史上，赫尔岑属于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人。他的思想和血性直接来源于十二月党人。沙皇当局绞死十二月党人5位领袖时，赫尔岑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可他像当时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感到了最深切的耻辱、仇恨和痛苦。执行死刑后，当局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祈祷式，以示庆祝。30年后，赫尔岑写道：“我参加了祷告式，我当时只有14岁，隐没在人丛中，就在那里，在那个被血淋淋的仪式玷污了的圣坛前面，我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跟这个皇位、跟这个圣坛、跟这些大炮战斗到底。”少年赫尔岑的整个精神生活几乎完全被这个重大事件所占领，内心时刻不停地激荡着为光明和正义而奋斗的伟大冲动。 一个少年难以长期独自品味这样大的冲动和梦想，他必须把它说出去，必须以某种方式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并得到反应和验证。他郑重地向他的老师倾诉了他的感情和决心。这位老师平时总是训斥赫尔岑说：“您不会有出息的。”可当他了解到赫尔岑的精神世界后，禁不住说：“我的确以为您不会有出息，不过您那高尚的感情会挽救您。但愿这些感情在您身上成熟并且巩固下来。”这位不苟言笑的老师还以激动的拥抱，将他的革命热情和自由主义信念传导给这位14岁的贵族少年。 这段故事，是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最吸引我的一节，但每次读后，我都禁不住有点后怕。倘使这位老师是个怯弱而又世故的人，他对赫尔岑的倾诉不予理睬；倘使他是一个愚昧而又迂腐的人，按着官方立场来解说那场起义和镇压，用官方意识对赫尔岑的高贵激情给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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