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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爱敏:揭示残缺的美国人身份
    陈爱敏:揭示残缺的美国人身份

      一

      美国的越战戏剧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告一段落,这期间出现了不少剧作家和作品。而大卫•雷勃的越战戏剧三部曲——《帕洛夫•赫梅尔的基本训练》、《棍棒与骨头》和《飘带》则是其中影响较大、意义深远的扛鼎之作。

      大卫•雷勃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剧作家和编剧家,因其越战三部曲而享有美国最重要的“越战剧作家”之称。然而这三部作品中均未直接描写正面战场。在他的越战题材作品中,越战甚至广义上的战争并不是剧作唯一的主题,种族、暴力、性取向等主题也贯穿其中。雷勃深切关注战争环境下家庭、宗教、国家对个人的期盼,以及战争对个人的身心、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雷勃对美国社会问题如此关注与他的戏剧创作生涯不无关系。上中学时他就积极参加乐团活动,并开始尝试短篇小说和诗歌的写作。中学毕业后,在当地的洛拉斯学院读书期间,他就与人一起成立了校园剧团。1959年,雷勃的第一部戏剧《变色龙》在洛拉斯学院公演。初试锋芒,使得雷勃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和未来的选择,他开始对戏剧情有独钟。1962年大学毕业后,雷勃进入维兰罗瓦大学攻读戏剧硕士学位,向他的戏剧家之梦冲击。但遗憾的是,战争阻断了他的理想。尚未完成学业,他便于1965年1月应征入伍,翌年雷勃被派往越南。幸运的是他没有直接奔赴战场参加战斗,而是被分配到医院的支援小组服务。虽从未亲自参与战斗,但是与战争的近距离接触还是让雷勃对战争有了深刻的体会,用他的话说,战争“是狂欢节——刺激,粗俗,猥亵”。

      越战成为雷勃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并为其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素材。1967年1月雷勃完成了越战服役任务,再次回到维兰罗瓦大学继续学习戏剧创作和表演,并于1968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读书期间,他开始进行几部早期作品的创作。1969年5月至1970年8月,雷勃在《纽黑文纪事报》担任记者,经常发表戏剧评论。与此同时,他也修改了其早期的几部剧作。

      雷勃的第一部成功的戏剧作品是《帕洛夫•赫梅尔的基本训练》。该剧于1971年3月20日在纽曼剧场上演后立即获得了成功,共公演了363场,获得奥比优秀剧本奖和剧评人奖。同年,雷勃出版了另一部剧作《棍棒与骨头》。该剧公演了100多场后,又在百老汇演出了245场,获得了托尼最佳剧本奖等奖项,并于1983年改拍成电影。《棍棒与骨头》奠定了雷勃作为新兴美国戏剧家的地位。  

      《帕洛夫•赫梅尔的基本训练》以越战为时代背景,描绘了越战对美国人民尤其是美国士兵的影响,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和美国社会的非人性化。剧作者通过聚焦帕洛夫战争前后角色的转换,身份的改变,进而揭示了整个美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帕洛夫作为一名战士本应被训练成杀人者,但却在该剧开场时,为争夺一个越南妓女而被同伴用手榴弹炸死。帕洛夫死后,一个名叫阿德尔的黑人士兵出现,作为他的替身,与帕洛夫对话,将观众带回帕洛夫在部队的训练生活。故事以超现实的手法,采用倒叙方式展示了帕洛夫的军旅生涯和在美国本土的生活经历。故事在训练营和美国本土之间不停地转换。可以说整个戏剧中身份是一条主线。

      帕洛夫作为一个美国士兵,在训练营接受开赴战场前的训练,他竭尽努力,力图做一个“好战士”,建构一个全新的形象,但事与愿违,他一开始就因为表现不佳,而遭到了头儿的斥责,进而经常被侮辱;由于他参军前曾被怀疑有偷窃行为,因而又遭到同伴们的蔑视,一直怀疑他为窃贼;这使得他构建新身份的理想化为泡影。他自暴自弃,经常光顾妓院、酒吧,因争风吃醋,最终丧命于自家人的手榴弹下。在此过程中,帕洛夫一直经历着角色的转换,从普通美国公民,到令人羡慕的美国大兵;从受头儿辱骂的下属,到遭同伴怀疑、愚弄、嘲笑的窃贼,再到妓院的嫖客,最终沦为情场上的牺牲品。他的身份在参军前后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从清白、高大,变得邪恶、可恶、渺小,最后被炸弹炸得残缺不全、模糊不清,帕洛夫的遭遇事实上可以看成一种隐喻,它暗示着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对美国教育的讽刺。学校、家庭、社会竭力将每一个人培养成具有仁爱之心,关心他人,爱护他人,而战争偏偏要求他们残忍、凶狠、去杀戮,而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走向毁灭。《帕洛夫•赫梅尔的基本训练》不仅让人们看到了越战中美国军人的所作所为,同时也让人们侧面了解到美国众多的社会问题:背叛、嫉妒、淫乱等。不仅如此,该剧还涉及了种族、身份、社会道德等问题,而其中身份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帕洛夫是美国现代年轻人的代表,他生前一直感到困惑的就是身份问题,而这实质上正是美国年轻一代的经常遭遇。帕洛夫一直想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执着地探寻父亲的身份,是为了免遭被父亲抛弃带来的伤害。帕洛夫在戏剧开始前就已经通过修改名字的手法,转变了自己的身份。他向同伴皮尔斯承认,他的名字已由迈克尔•赫梅尔“合法地改成了”帕洛夫•赫梅尔,这样做是为了怕落得个被遗弃的坏名声。对帕洛夫而言,改了名字,就改变了他身份的本质。他曾经问母亲自己的父亲是谁,母亲满足了他对身份的探寻,告诉他“曾有很多父亲,很多男人,电影人,电影界的大人物……他们都曾是你的父亲”。这个回答让他更加执着,他想知道谁是他“真正的父亲”。母亲建议他用意象和隐喻来代替现实:“他跟他们很像,跟那些我曾在电影里指给你看的男人们很像……”他的历史、他的出身被刻画成一个谜。这件事看似与越战无关,但是,帕洛夫是一个美国军人,是众多美国年轻人的代表,他的家庭问题是美国社会的缩影。剧作家通过他揭示了美国普遍存在的家庭矛盾、离异、背叛等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给青年一代影响很大,它同样影响着美国军人,给他们的思想蒙上了阴影。

      种族身份是雷勃在这部戏剧中所着力表现的另一重要主题。对士兵们而言,帕洛夫想与之亲近的越南女子颜的身份已经令人怀疑,这个身份似乎完全来源于她是越南人,而非来源于她是妓女;来自她的“本质”,即她的种族或国家,而非她的所作所为。帕洛夫的战友琼斯警告他,越南女人很危险,她们没有什么内涵,是诡计和麻烦的化身。因此,颜的种族身份和她的民族个性都是虚幻,用来作为她本质的支撑是靠不住的。所以,越南的女人都是谜。正如这个国家的人民一样,越南本身也是一个谜。

      雷勃的另一部戏剧《棍棒与骨头》中再次以惨烈的事例来说明身份问题给美国人带来的困惑和灾难。士兵大卫原本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家。父亲奥齐,母亲哈里特,弟弟里基,入伍前一家人相处十分融洽。但是残酷的战争夺去了大卫的双眼,将一个原本漂亮的小伙子,变成了面目连父母亲都无法辨认的残疾人。当军士从越战战场把大卫送回家,并要求父亲奥齐在接收单上签字时,问题出现了。大卫的父母亲不相信这是自己的儿子,不愿签字。而送其回家的军士则声称自己是大卫身份的见证人,证据就是那些有关大卫的证件、相片和血型记录等;但是父母亲还是不肯承认眼前的事实,最终他们通过牙科记录和指纹来确定身份,这才相信眼前的残疾人就是自己的儿子,才将其收下。

      二

      参战前大卫是一个潇洒的小伙子,战场上归来,变得身体残缺,身份模糊。战争给他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还不够,还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折磨。回家后,美国士兵在越南的暴行以及被他抛弃的越南姑娘一直萦绕在他心头,让他的内心无法安宁,而自责不已。然而他的家人却无视残酷的现实。他们欢迎他作为退役的士兵回家,却不能也不愿接受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他的存在对原本快乐的一家人而言则是战争的阴影;一家人更不能接受大卫想要把越南情人及私生子接到美国来的请求。最后,戏剧性的一幕终于发生了,全家人怂恿并帮助大卫用剃刀割开了腕动脉。战争不仅使得大卫从里到外发生了改变,同时也改变了全家人。

      从潇洒、完美的美国小伙子,到十分自负的越战士兵,再到面目全非、双目失明的残疾退伍军人,大卫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而这丝毫没有得到家人的安慰,相反,全家人一起将他送上了不归路。如果说大卫代表了美国赴越作战的军人的话,那么大卫一家人的言行正是整个美国社会对待越战退伍军人的态度。剧作者将矛头直指美国社会,揭示了一个丧失了伦理道德、充满暴力、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

      雷勃越战戏剧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飘带》仍然以越战为背景,借助戏剧继续讨论诸如性别、种族和个人身份问题。

      《飘带》为两幕剧。故事发生在1965年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军营里,几个不同背景的士兵在那等待随时被派往越南战场。剧本一开始,同性恋者马丁企图割腕自杀,却被里奇发现。亦为同性恋者的里奇来自曼哈顿的上层社会,他一心要替马丁掩盖这件事,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里奇不断地告诫马丁,他“只是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从那以后,除了第二幕其他人的对话中提到马丁已被军队开除,他再也没有在舞台上出现过。与里奇同宿舍的比利和罗杰对里奇的同性恋行为看法不同。比利是来自中西部的白人,他鄙视同性恋行为;罗杰是一个黑人,他的态度则较宽容,只要对他不构成威胁就行。比利是仅有愿意和罗杰做朋友的白人,而罗杰参军是为了逃避种族身份给他带来的影响。里奇、比利和罗杰同住一个宿舍,都害怕会被派往越南。同样的担忧让他们三人形成一个整体,带来了家一样的感觉。三人对待两位年长的军士柯克斯和鲁尼都很尊敬。人到中年的柯克斯和鲁尼曾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柯克斯因患白血病刚从越战战场退役回国。两人一出现便是酒鬼形象,用酒精庆祝重逢。他们给年轻的士兵们唱当年传唱的名叫《美丽的飘带》的歌曲,为他们讲述一个好开玩笑的士兵在练习跳伞时,为了炫耀自己的幽默和勇气,没有及时打开降落伞,结果“像刀一样插入地面”摔死的故事,而该剧也正因这首歌曲而得名。

      这部剧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里奇的性取向,他的同伴们不相信他真的是一个同性恋。罗杰甚至坚持说:“可能你认为你曾经尝试过,但这不证明你自身就是。”这就在行为和存在、表象和实质之间制造了一个特定的裂缝,也对个性的定位提出了质疑。里奇担忧的是自己个人的身份,60年代同性恋在美国社会是不受欢迎的,同时也是政府和整个社会排斥的对象,因此,同性恋者处于社会的边缘,这恐怕也是里奇竭力要为自己性取向辩解的原因。

      行为和实质不能画等号,这种观点令兵营里为数不多的黑人卡里感到振奋,因为当兵前作为黑人,他觉得在主流社会中总是矮人一等,因此,换个环境,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选择。身体也不能证明什么,身体和头脑一样都是欺骗的源泉,他觉得为自己的种族身份找到了借口。

      从大学生到士兵,从无辜、形象美好的青年,变成残暴的杀人犯,角色的转换使得比利无法接受,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并感到局促不安。当比利想到自己记忆中的身份——在家里,在美国社会中的他——和在越南的行为之间的差异时,他感到更加困惑。不难看出,比利所担心的是公众对他行为的接受——他的“名誉”——而不是行为本身。从大学生、学者到杀人犯,比利似乎很难接受这种角色的转换和身份的改变。

      战争使得这些士兵们最终感到身份迷失。柯克斯中士得了白血病而奄奄一息,似乎醉醺醺的他在讲述自己参加战争的故事。意识到自己快要死了,他甚至觉得他不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他所剩下的只有奄奄一息的身体和曾经有过的经历。这部戏剧以语言的崩溃作为结尾,柯克斯随意模仿韩语,哼唱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歌词,走完了人生。战争就像演戏,当局们的狂热带来的是平民们的灾难。虽然雷勃始终强调,他只是想描绘战争的真实性,不涉及任何政治目的,但是,他的戏剧产生的社会震撼力和深远影响却否定了他的声明。

      正如剧中舞台说明一样,“战争——它的威胁——是他们所共有的。”越战代表着死亡的威胁。罗杰和比利原本对去越南充满幻想,随后两人和里奇、卡里一样,都惧怕去战场。真正的理解和亲密无法超越他们的恐惧。剧中越战虽很少被提及,但战争界定了每个人的生活,尤其是每个已到入伍年龄的美国男青年;问题不在于战争是否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而在于何时影响。毫无疑问,《飘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雷勃在军队中的真实经历。

      《飘带》是雷勃越战三部曲中最贴近现实的一部。与雷勃其他的剧作一样,《飘带》探讨了多个主题:除了身份主题之外,还探讨了男性气概、领域观念、情感沟通、对死亡的恐惧、种族关系等。《飘带》“无疑是雷勃戏剧中演出场次最多的剧作”,也是他的“杰作”。有人认为,该部作品未来会成为美国新经典之作。

      越战已经成为历史,赴越军人有的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有的则幸运地存活下来,但是他们就像《棍棒与骨头》中的大卫,留给他们的不仅是身体的残缺,同时还有精神上伤痛,他们“没有自我,没有归属,感觉他们一无去处”。越战不光造成了美国人个人身份的残缺,更多的是国家身份的破败和民族形象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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