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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weng: 语言的囚笼--《一九八四》中极权主义的语言力量

    语言的囚笼--《一九八四》中极权主义的语言力量

    Estherweng


          《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的最后一部作品。这位在贫病交迫中写作的作家并没有看到自己的传世之作在文坛引起的轰动,《一九八四》出版后不久他就因肺病去世了。不管是在艺术性还是政治性上,《一九八四》的影响力显然是巨大的。“不惑之年”的奥威尔在创作《一九八四》时,思想和写作已经成熟。如果说他的《动物农庄》还是直接影射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是作为揭示和打破苏联神话的手段的话,到了《一九八四》,这位极富政治责任感和洞察力的作家显然已经找到并确立了自己文学和政治的“自性”(Identity),他已经脱离了单纯的表现,进入了创造和建立。《一九八四》体现出的已经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政治走向的担忧和警示,它超越了简单的对现实艺术的复原和再现,把对极权主义的展示放在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上。

          使《一九八四》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它对极权主义世界的反乌托邦式的描绘。奥威尔借助一个天才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见,细致刻画了极权主义政治的治理技术,可以说,《一九八四》是极权主义的治理机器的操作手册或者技术大全,它揭示了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秘密。在《一九八四》中,大洋国的统治者“党”(party)和其领袖“老大哥”(Big Brother)已经达到了任何一种统治权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峰。这一个“纸上的王国”和现实世界中的极权统治既具有相当的共通性,也显示出曾有的统治集团无法企及的巨大力量。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九八四》中极权主义的统治手段的具体分析来揭示“党”和“老大哥”权力体系的基础和秘密,显示“党”和“老大哥”这样近乎完美并行之有效的统治和运作体系背后的权力主体——语言。

          一、语言——上帝的权杖

          从人类诞生开始,权力的影响和针对权力的斗争就从来没有消失过。但在这场斗争中,所有的赢家都不是最终的胜者,唯一在历史空间中永存的只有权力本身。权力的这种永存显示出,权力并不仅仅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而引人注目,它的存在必须寄寓于某种更加巨大的存在之中。

          罗兰·巴特说,权力“无处不在永久延存的原因是,权力是一种超社会有机体的寄生物,它和人类的整个历史,而不只是和政治的和历史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在人类长存的历史中,权力寄寓于其中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再准确些说,是语言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 ]

          在巴特那里,权力和语言之间是一种互生的关系。权力作为一种“无处不在永久延存”的意识形态现象,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机构中,使其充斥着权力的话语;同样,语言也必定是服务于权力的。“语言是一种立法,而语言结构则是一种法规。”“语言按其结构本身包含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异化关系。说话(parole),或更严格些说发生话语(discourse),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1]语言作为一种隐性秩序,在社会结构中常常仅仅被视为交流工具或是思维工具而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工具本身即意味着一种权力的赋予。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因此公众领域的交流和个人领域的思维就包含了社会关系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呈现。语言作为这两者发生的唯一途径也就具有了对社会意识的控制权力。一方面,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因此语言提供了一切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材料。同时,由于语言的工具性,在表达思维的同时它也提供了对思维遮蔽的可能。另一方面,语言结构具有规范性、固定性和强制性,这同社会结构具有相当的相似性。因此,语言结构的立法为社会权力结构提供了最根本的秩序规范。在对社会权力的考察中,语言的巨大力量和重要地位不断凸现。巴特把权力的力量来源和寄寓场所归结到语言中,这已经触及了语言和权力的重要关系,也触及了权力体系的核心。

          在《权力论》中,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说:“如果把某群体控制其他群体的权力视为社会的显著特征,语言是文化表达和传播的主要媒体,那么语言就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和加强社会的不平等。它成为行使权力的主要媒体和效果。一切语言类似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新话(Newspeak):它不得不肯定现存秩序,排除批评这种秩序的哪怕是系统表述思想的可能性的出现。作为‘统治性言论’,要通过‘突出’自己和自己关心的问题,同时‘排斥’从属群体——‘下级’群体,来维护特权群体的‘意识形态霸权’。权力已经渗透到人类意识的核心。它涉及到能够谈到的一切事物,这就使一切‘政治化’。政治就表明‘在语言中保持沉默’,就被认为正是这种不存在说明了其存在。”[ ]在这里,丹尼斯·朗对语言与权力的统治技术关系的强调几乎可以看作对《一九八四》语言权力的注脚,语言权力本身已经成为极权政治的存在证明。在《一九八四》中,“党”和“老大哥”所建立的巨大而且不可战胜的权力体系完全和语言权力结合在一起。它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政治权力体系,不再仅仅将语言作为工具,而是将其视为权力本身,运用语言所赋予的力量,以控制、改变、创造语言为手段,使“党”、语言、权力三位一体,达到了极致的纯粹的权力天堂。在这里,语言构筑了最为完善和坚固的权力的囚笼。

          二、囚笼

          乔治·奥威尔说:“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生产一部艺术作品。’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 ]。在《一九八四》中,极权主义决不仅仅只是一个符号或是危言耸听的预言,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件,这种渗透了语言权力的极权主义统治体系在文本中呈现出巨大的能量。

    在《一九八四》所描述的这个社会中,人是没有私生活的,无论在工作场所、宿舍,还是公共场所,他都处在电幕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他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是在独处,他所有的闲暇都被填满,甚至可以说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闲暇,他处在各式各样的组织的控制之下,必须参加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从社会运动到中心站的邻里活动。他在政治生活中就像一个自身不知何故被安装在此处,甚至不知道自己工作意义的部件,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被配给的,在文化生活中除了有组织的活动(歌咏、体育等)之外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甚至最隐秘的性生活也同样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被看作是对当局的一项义务。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受到怀疑, 任何反映了个人癖好的物件都可能给物主带来危险,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从而他也就只能够为他人生活。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

          要使这种全面的控制充分生效,就必须使这种控制达到社会结构的最深层中,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在《权力论》中丹尼斯·朗总结了权力的三种形式:武力、操纵、说服。而大洋国权力技术的目标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彻底的改造。对于这一目的,军队、警察、监狱之类直接的、暴力恐怖的、赤裸裸的权力技术是不足以实现的,只能采取监视、新话、双重思想之类的建立在语言权力基础上的,针对思想和内心世界的种种柔软、流变、富有弹性的权力技术。实际上,前一种技术只是作为后两种技术的补充而存在的。

          奥威尔对极权主义思想控制的警惕贯穿于他的大量作品中。他在《文学和极权主义》一文中说:“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负面的,而且是正面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规定了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信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3]这里的思想自由的正面控制和意识形态的创造就是通过对语言权力的运用来完成的,这同罗兰·巴特的论述异曲同工:“作为语言结构的运用的语言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进步的,它不折不扣地是法西斯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并不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2]这种语言之上的强迫性的意识形态的输入构成了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

          1、真理部与记录司——语言控制过去

          乔治·奥威尔把他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放在真理部记录司绝非偶然。在《一九八四》的第一部中,温斯顿·史密斯的出现是为了将大洋国种种权力技术通过人物活动组织起来。因此,他应该处于最接近“党”的统治核心的地方。“党”的统治集团包括四个部,分别是真理部、和平部、友爱部、富裕部。其中,“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真理部记录司的主要任务则是“为了保持正确无误”“纠正一些疏忽、错误、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P36)实际上,真理部记录司的主要任务是伪造、改写历史并使其呈现出从未被改写的样子:在记录司里,“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P36)因此,真理部是直接承载语言授权,并行使语言权力的部门。和其他部门——甚至包括最可怕的友爱部——相比,真理部展现了“党”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即“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P32)伪造,是“党”控制的主要方法,它即是抹杀真实的存在,借助语言来重造事实。在这里,语言显然已经不再仅仅是表达事实的工具,它不仅具有表达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已经具有了建构事实的力量。在语言的极权下,“过去不但被改变了,而且被实际毁掉了”(P32)。

          对于温斯顿在记录司的工作,奥威尔详细地描写了他的一件任务:改变“老大哥”的一次发言,因为在这次发言中提到了一个现在已经“化为乌有”的人。为了彻底的抹去这个人曾经存在的印记,温斯顿最后完全改变了这次讲话的内容。他即兴编造了一段关于一个“奥尔维吉同志”的事迹,把他塑造成为一个完全符合“党”的要求的人物,最近刚刚在作战中英勇牺牲。奥威尔写道:“一个小时以前还没有想到过的奥尔维吉同志,如今已成了事实。他觉得很奇怪,你能够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奥尔维吉同志,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之中,一旦伪造工作被遗忘后,他就会象查里曼大王或恺撒大帝一样真实地存在,所根据的是同样的事实。”(P42)

          这一个例子非常鲜明的体现了“党”的控制思路。“篡改过去是英社的中心原则。这一原则认为,过去并不客观存在,它只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中。”(P190)这种以伪造为途径的控制手段所根据的即是这样的思想。据此,“党”如果控制了全部的记录和记忆,就控制了过去。查里曼大王和恺撒大帝存在的真实性来源于历史对他们的记录,而在温斯顿完成改写以后,在“党”的历史中,奥尔维吉同志的存在具有了同样的真实性。

    对记录的控制体现于伪造和改写之中,语言控制了事实,“党”就控制了过去。

          2、电幕——权力的对话

          当语言权力作为实在的国家意识形态实施统治时,在权力体系和被统治者之间必须拥有交流的途径。在《一九八四》里,统治者“老大哥”并不具有实体性的存在,真正的统治者是他身后的体制或权力机制,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老大哥”只不过作为国家机器的象征和一种伪装。在这种实体的统治者缺席的情况下,“电幕”(the telescreen)就成为每一个人与那个看不见的国家机器的对话通道。

          《一九八四》中,“电幕”是一块椭圆形的金属板,安放在办公室、楼道里、公共场所等等,它同时具有接收和放送的功能,电幕视野内的一举一动和每一个声音都会被其所接收,而且无法被关掉。由此,一方面,电幕是权力的眼睛,构成了对人行动和思想的全面监控;另一方面,它构成了国家权力话语的强制推行。无处不在的电幕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眼光总是在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耳边响着。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没有躲避的地方。”(P24)

          显然,在奥威尔那里,电幕成为一种权力符号。语言是权力的基础和手段,因此,国家对于民众意识形态的控制必然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推广来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在社会之中也必然处于强势的地位。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里,这种推行一定是强制的,不容选择的。同时,这种强力话语的推广必须以强力的监控来支撑。只有这样,统治集团对被统治者的“对话”才能完成,统治者才能“量体裁衣”,能动的构筑权力之网。这种强制性的思想控制正是极权主义社会最大的统治特点,电幕同时完成了“党”在制度层面上对意识形态的推行和控制的双重职能。

          3、新话——异化的语言

          “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新话即英社,英社即新话。”(P46)

    在《一九八四》的篇末,奥威尔用相当长的篇幅,以一个语言学家的口吻为我们分析了新话的原则。这使小说的真实性大大加强,同时,也显示了在《一九八四》的极权主义体系中,新话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语言不仅具有表达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具有建构生活事实的力量。因此,控制了语言也就意味着控制了思想,进而控制了对社会现实的建构。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大洋国在传统英语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相对于被称为“老话”的传统英语,它被称为“新话”(newspeak)。“新话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P268)

          首先,“新话是世界上唯一的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P46)。这种词汇量的缩减是有意识的,“减少辞汇数量也被认为是目的本身”(P269)。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由于语言决定了思想的方式,词汇就是思想的工具,词汇的减少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思想信息量的减少。因此“党”和“老大哥”大规模的削减了词汇的数量,“新话的目的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把用词的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间接帮助了这个目的”(P269)。

          词汇的减少是建立在对词汇结构的改造上。在“新话”中,大洋国对词汇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词汇被分为ABC三类。A类词汇是日常生活需要用的词,它的用途只是表达简单的有目的的思想,一般只涉及具体东西或人体活动。其中那些用来表达复杂丰富情感或思想的形容词和副词被取消了,即使不能取消,词义也变得简单明确。B类词汇是为了政治目的特别构成的词,它们不仅各有政治含义,而且其目的是使得这些词汇的使用者具有特定的思想态度。B类词汇都是复合词,意义细微,没有在意识形态上中性的词,并且特别的大量运用缩语。其目的是这样的缩称能把原来大部分发生联想的含义减少而巧妙地改变了该缩称的含义。C类词汇是对其他两类的补充,完全是科学和技术名词。这三种词汇构成了新话的词汇系统。

          同时,语法结构也被修改。新话语法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同词类几乎可以完全互换。这条规律本身就废除了许多古旧形式。二是新话语法相当规则,几乎取消了所有的不规则变化。

          此外,语音在新话原则中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必要时语法规则往往为之牺牲。因为,为了政治目的,最最需要的是意义明确而简短的词,能够很快的说出来,而在说话人心中引起的回声达到最低限度。这带来一种机械单调的说话腔调,目的就是使得说话尽可能脱离意识,思想活动被引向空洞无物。在这里,语言的所指和能指已经被强行分裂,语言和意识的关系被异化,而这是同在极权社会社会中人的异化相对应的。

          通过对新话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到,新话所致力于达到的即是取消思想的基础,缩小思想的范围,以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有关不正统的词和词义的消灭取消了不正统思想的基础,词义的明确取消了一切附带含义,语法的规则强调了社会规则的强力,语音的“悦耳”使最后语言的表达完全脱离大脑,分裂了语言和语言的内在含义。不正统思想在新话中最后是根本无法表达的。新话系统完全建立以后,人们已经没有了犯思想罪的可能,因为将没有词汇可以表达。“正统的思想是不想——不需要想。正统即没有意识。”(P47)另一方面,由于一切的过去都借由语言的记录和记忆,新话对老话的取代完全割裂了同过去的联系。通过用新话对历史过去文学作品的改写,历史将永远呈现出党所需要的形态而不会有被质疑的危险。

          由于语言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对语言的控制和改造就改变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样态。因此,在“党”统治的每一个方面都渗透着新话的权力力量。但是,奥威尔在完成对新话的创造的同时并没有脱离语言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大洋国,新话的完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它逐渐完善的过程中,老话的思想方式和其中所留存的对历史的记忆仍然是对正统思想的威胁,仍然是思想罪的温床。因此,在“党”的口号中说:“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思想的现实控制是“党”在“当前”情况下的必然要求。

          4、双重思想

          “双重思想(doublethink)意味着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的能力。党内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的记忆应向什么方向加以改变;因此他也知道他是在窜改现实。但是由于运用了双重思想,他也使自己相信现实并没有遭到侵犯。这个过程必须是自觉的,否则就不能有足够的精确性;但也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有犯罪的感觉。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思想,因为党的根本目的就是既要利用自觉欺骗,而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的目标坚定性。”(P190-191)

          在“那本书”(the book)——《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里,对双重思想有这样精彩的描述和定义。“双重思想”是一个新话词汇,在老话中被称为“现实控制”。象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原则。它是一种“细致的精神训练”,因为党员不仅需要有正确的观点,而且也需要有正确的本能。要实现高级的“双重思想”,首先必须经过最基本的精神训练技术:“犯罪停止”和“黑白”。前者意味着“在产生任何危险思想之前处于本能地悬崖勒马的能力”,后者意味着“不顾明显事实硬说黑就是白的无耻习惯”。

          双重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党的核心思想,其后的信念即是语言可以超越成为事实的基础。双重思想就是在通常经验下确定存在的有机世界之外,用语言创造一个更具权威性的思想世界。对于人来说,一个世界的存在必然依靠感知,而感知以思想的形式存在,思想又以语言为符号。因此,在双重思想里,这个世界的确定性是自证的,也就是不可反驳的。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双重思想在党的思想控制中就可以作为一切控制手段和极权技术的合理化依据。只要有双重思想,没有什么是不合理的,没有什么是不正确的,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只有党脱离于历史之外,成为永恒的坐标。

          三、无处反抗——没有外部的语言

          温斯顿·史密斯的故事实际上是从第二部开始的。在这种权力技术网络中,温斯顿思考的是反抗,他一直都在寻找反抗的支点和途径。

          在前面的论述中曾提到,“党”的统治者“老大哥”实际上并非实体性的存在,“老大哥”的身体不再像古代国王的身体那样成为权力展开的中心,它不过是一种象征,一个人们容易辨识的伪装,真正的统治者是他身后的体制或权力机制,而不是这个具体的实体的个人。而《一九八四》中的这个权力机制被隐藏在核心党的金字塔形的堡垒中,普通民众甚至外围党员都只能看到党统治的手段和方法,而无法接触到它运作的实际过程,也无从知晓它统治的真正支点和秘密。因此,温斯顿的苦恼在于“我懂得方法,我不懂得原因”。尽管他熟悉种种极权主义的种种权力技术,即方法,但是,是甚么样的原则或者原因将这些方法统一起来呢,对“党”的反抗到底应该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支点之上呢?

          温斯顿试图从对“党”统治技术的分析中找到这一秘密,他把自己反抗的落脚点放在了思想之上。在他看来,“党”的统治之所以有效和不可抗拒在于“党”同时否定了现实经验的有效性和感情的必要性。这就是说,“党”所控制的是人的包括理性精神和感性体验在内的一切精神活动。理性思维的基础在于事实和经验。因此,“党”否定事实的客观性和经验的有效性,由此取消了理性思维对社会发展方向思考和预言的可能性,将社会导向思维的无序和混乱。但在理性倾向被否定后,社会精神却不会停滞于真空状态,一些原本被理性压制的无法验证的情绪化结论将填补留下的空白。这种建立在感性体验上的情绪化结论显然会本能的倾向于抵制压迫,而这种情绪化的反抗将不同于理性思维的温和的怀疑,它会将社会导向无法压制的“革命”之中。所以,“党”以篡改历史,电幕,新话,双重思想试图来监视和控制一切思想,试图“把你挤空,再用我们自己的东西把你填满。”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温斯顿以日记——保存事实,坚信二加二等于四——坚持客观经验,和裘莉亚做爱——放纵本能冲动,爱裘莉亚——保持感情这样步步退守的方式来试图反抗党和大哥的统治体系,他坚信“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是属于自己的,“你的内心仍是攻不破的”。

          但是,坐在栗树咖啡馆的桌子旁,温斯顿的灵魂已经“洁白如雪”了。这“最后的一个人”经过了所有的努力和坚持后,仍然成为了“党”的一部分,他对“党”的统治技术分析以及自认为对症下药的反抗在“党”统治的秘密面前徒劳无益。这一切的原因和秘密,那个温斯顿所无法知晓的秘密就在于语言权力在“党”的权力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它象一道防火墙,将一切思想病毒侵入的可能性都阻挡在体系之外。因为,语言是没有外部的。

          前面已经讲到,“党”的极权主义体系是建立在对语言控制的基础之上,因此,只有语言的外部才可能是极权主义体系无法达到的空间。面对“党”的思想控制,唯一能对抗思想权力的仍然只能是思想。但是,思想永远只能建立在语言表达的基础之上,脱离了语言的表达,思想就失去它存在的基础,成为没有附着的空中楼阁。不管是理性精神的光辉还是感性体验的张扬,脱离了语言就没有闪耀的空间。而语言作为社会交流的工具,作为思维存在的基础,它填满了社会的本质,充塞了人类的空间,事实、经验、感情都和权力一样寄居于语言的内部,从这一方面来看,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只要控制了语言,就掌控了一切思想的命门,任何思想都逃不出语言这一如来佛的手掌心。“党”唯一不能直接监视的就是思想,但通过语言的控制,所有过去的思想都被化为乌有,所有现在的思想都处于语言的自动控制之下,没有外部的语言带来了没有外部的控制,反抗永远都只是无本之木,等到了新话系统完全建立的时候,连反抗这个概念都被取消,“党”的统治将真正成为“没有黑暗的地方”,“热爱老大哥”将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权力的上帝把语言的权杖完全交到“党”的手中,“党”、语言、权力的三位一体将坚不可摧。

          四、结语

          阅读总是独特的,同一本书,在不同的读者眼中,可以看到相异甚至相反的内容。正是这一点,使得阅读的世界无限扩展开去。《一九八四》的文本为我们揭开了极权主义的统治秘密,也成为一本提供了指导如何建立稳固的极权主义统治的教科书。正是这样的双重性给我们带来了阅读的极度恐慌。当奥威尔说记忆、良知以及其他一切用来反对非理性集权的力量都将被暴政消灭时,我们站在不同的阅读角度感到害怕或欣喜,因为凭借经验我们知道他说的乃是事实——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奥威尔描述这一反面乌托邦的意义在于警告,这和正面乌托邦不一样,古典的也是正面的乌托邦是一种诱惑,这种诱惑对人类可能是有益的但也可能是危险的,而警告几乎总是有益无害的。

          在奥威尔的视野中,极权主义的权力包含了相当复杂而且细微层面。但是,他对语言力量的敏感使他洞察了极权主义的秘密,这是我们阅读恐慌的真正来源。渗透于我们生活和思想中的语言是我们永远无法回避的,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对语言的无节制的依赖、信任甚至是奴役,语言只是思想的奴仆。我们经常忽略了在工具的外衣下隐藏的语言的巨大力量,而这种巨大的力量有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统治的权力来源。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四八年就提出了他的警告,而他的担忧和警示在任何时候——只要利用语言霸权的企图仍然存在——都绝不会失去意义。


          参考文献:
         [1] 罗兰·巴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Z].北京:三联书店,1988. 4.
         [2] 丹尼斯·朗,陆震伦,郑明哲译.权力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
         [3] 乔治·奥威尔,董乐山译.奥威尔文集[Z].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95.
         [4] 乔治·奥威尔, 董乐山译.一九八四[Z].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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