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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
| 作者简介： 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俄罗斯作家。出身于莫斯科一个铁路员工家庭。从中学时代起他就醉心于文学，1912年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他比较广泛地接触俄国的社会生活，参加过红军，当过记者及报社编辑。这期间他创作了许多作品。使他一举成名的是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1932）。后来他还写了一系列画家、作家的传记小说和历史题材的作品，如《伊萨克·列维坦》（1937）、《塔拉斯·谢甫琴柯》（1939）、《北方故事》（1938）等。卫国战争时期他当过战地记者。他于1956年发表的《金蔷薇》是一本创作札记，其中谈了许多创作体会和经历，受到广泛欢迎。后期他致力于创作长篇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1945～1963），反映了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30年代作者的经历，是作者对创作历程和道德、精神内容的思考、探索的总结。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多以普通人、艺术家为主人公，突出地表现了对人类美好品质的赞颂，具有动人的抒情风格。他的短篇小说写得优美如诗，艺术水平很高，如《雪》、《雨蒙蒙的黎明》、《一篮杉果》等。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金蔷薇 [俄] 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 写在前面的话 文学不遵循雕敝的规律。只有文学是不朽的。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应该永远渴求美。 ——奥诺尔·巴尔扎克 在这本书里，许多地方叙述得不连贯，甚或不够明确。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争论的。 这本书既不是什么理论研究，更不是什么指南之类。而仅仅是我对作家劳动的理解和我自己的经验的札记而已。 书中没涉及我们作家工作的思想基础的广袤倾域，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看法没有分歧。我国文学的伟大的、教育的意义，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本书中，我只叙述了我目前来得及叙述的这一点点。 但如果我能够使读者对作家劳动的绝妙的实质得到些微的概念，即便是一点也好，我便以为我算完成了对文学的义务了。 ——帕乌斯托夫斯基 第一章 珍贵的尘土 记不起来了，这段关于一个巴黎清洁工约翰·沙梅的故事是怎样得来的。沙梅是靠打扫区里几家手工艺作坊维持生活的。沙梅住在城郊的一间草房里。本来可以把这个郊区大加描绘一番，以使读者离开故事的本题。不过，也许值得提一笔：直到现在巴黎城郊仍然还留存着一些古老的碉堡。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这些碉堡还被金银花和山楂子等杂草所覆盖着，一些野鸟就在这里造了巢。 沙梅的草房便在靠北面一个堡垒的脚下，与洋铁匠、鞋匠，捡烟头的和乞丐们的破房子为邻。 要是莫泊桑曾经对这些草棚住户的生活发生过兴趣的话，那他或许会再写出几篇出色的短篇小说来。说不定，它们还会在他的永恒的光荣上添上新的桂冠呢。 可惜除了暗探以外，谁也没来瞻望过这些地方。就是那些暗探，也仅仅在搜索贼赃的时候才会光临。 邻居们管沙梅叫“啄木鸟”，从这里，可以想象得出他是瘦瘦的，鼻子尖尖的，帽子底下总是翘出一绺头发，好象一簇鸟雀的冠毛。 以前，沙梅也过过好日子。在墨西哥战争的时候，他在“小拿破仑”军团里当过兵。 沙梅福星高照。他在维拉克鲁斯得了很重的热病。于是这个害病的兵，没上过一次阵，就给遣送回国了。团长借这个便，把他的女儿苏珊娜，一个八岁的女孩子，托付沙梅带回法兰西去。 团长是个鳏夫，所以到哪儿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带在身边。但是这一次，他决定和女儿分手，把她送到在里昂的妹妹家里去。墨西哥的气候会夺去欧洲孩子的生命。况且混乱的游击战，造成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危险。 在沙梅的归途上，大西洋蒸散着暑气。小姑娘终日沉默着。甚至看着从油腻腻的海水里飞跃出来的鱼儿，都没有一点笑容。 沙梅照顾苏姗娜无微不至。当然他也明白，她期望他的不仅是照顾，而且还要温柔。可是他，一个殖民军团的大兵，能想得出什么温柔来呢？他有什么办法使她快活呢？掷骰子吗？或者唱些兵营里粗野的小调吗？ 但总不能老是这样沉默下去。沙梅越来越频繁地感到小姑娘用困惑的目光望着他。最后他决定把自己一生的经历片片断断地讲给她听，把英吉利海峡沿岸一个渔村的极琐碎的小事情都回想了起来：那里的流沙、落潮后的水洼、有一口破钟的小礼拜堂、给邻居们医治胃病的他的母亲。 在这些回忆里，沙梅找不出任何能使苏珊娜快活的有趣的东西。但是叫他奇怪的是，小姑娘却贪婪地倾听着这些故事，甚至常常逼他翻来复去地讲，在一些新的小事情上追根问底。 沙梅竭力回想，想出了这些详情细节，最后，简直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是否真正有过这些事情了。这已经不是回忆，而是回忆的淡薄的影子。这些影子好象一小片薄雾似地随即消散了。的确，沙梅从来也没想到他还要来重新回想他一生中这一段多余的时期。 有一次，他蒙胧地想起一朵金蔷薇的故事来。在一家老渔妇的屋子里，在十字象架上，插着一朵做工粗糙，色泽晦暗的金蔷薇；不知道是他看见过这朵金蔷薇呢，还是从旁人那儿听到过这朵蔷薇的故事。 不，说不定，他有一次甚至亲眼看见过这朵蔷薇，并且还记得它怎样闪烁发光，虽然窗外并没有阳光，而且在海峡上空咆哮着惨厉的风暴。沙梅越来越清楚地想起了这朵蔷薇的光辉——低矮的天花板下面的几点明亮的火光。 全村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这位老太婆没有卖掉这个宝贝。要是卖掉它，她可以得到很大一笔钱。只有沙梅的母亲一个人肯定说卖掉这朵金蔷薇是有罪的，因为这是当她，这位老太婆，还是一个好笑的小姑娘，在奥捷伦一家沙丁鱼罐头工厂做工的时候，她的情人祝她“幸福”送给她的。 “这样的金蔷薇在世界上不多，”沙梅的母亲说。“可是谁家要有它，就一定有福。不只是这家人，就是谁碰一碰这朵蔷薇都有福。” 沙梅当时还是个孩子，他焦急地等着老太婆有一天会幸福起来。但根本连一星幸福的模样也看不出来。老太婆的房子不断为狂风所摇撼，而且在晚上屋子里连灯火也没有了。 沙梅就这样离开了村子，没等看到老太婆的命运有什么好转。只过了一年，在哈佛耳，一个相识的邮船上的火夫告诉他，老太婆的儿子忽然从巴黎来了。他是一个画家，满腮胡子，是一个快乐的、古里古怪的人物。从那个时候起，老太婆的茅舍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了。里面充满了生气，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据说，画家们东抹一笔西抹一笔可能赚大钱呢。 有一次，沙梅坐在甲板上，拿他的铁梳子给苏珊娜梳理她那被风吹乱了的头发，她向他说： “约翰，有没有人会给我一朵金蔷薇？” “什么都可能，”沙梅回答说。“絮姬①，你总也会碰见一个怪人送你一朵的。我们那一连有一个瘦瘦的士兵。他可太走运了。他在战场上捡到半口坏了的金假牙。拿这个我们整连人都喝了个够。这还是在越南战争的时期呢。醉醺醺的炮手为了寻开心，放了一炮，炮弹落到一座死火山的喷火口上，就在那里爆炸了，不料火山也开始喷烟爆发起来。鬼晓得这座火山叫什么来着！仿佛叫克拉卡·塔卡。爆发得可真够瞧的！毁了四十个老乡。想想看，就因为这么半口旧的金假牙，死了这许多人！后来才晓得这个金假牙原来是我们上校丢掉的。当然，这件事情暗中了结了：军团的威信高于一切罗。不过那一次我们可真喝了个痛快。” 【①苏珊娜的昵称。】 “这是在什么地方？”絮姬怀疑地问。 “我不是告诉你了——在越南。在印度支那。在那个地方，海洋冒着火，就和地狱一般，而水母却象巴蕾舞女的镶花边的小裙子。而且那个地方，那种潮湿劲儿呀，一夜工夫，我们的靴子里就长出了蘑菇！若是我撒谎，就把我吊死！” 以前，沙梅听过很多当兵的说谎话，但是他自己从来没说过。并不是因为他不会说谎，只不过是没有这种需要。而现在他认为使苏珊娜快活是他的神圣的职务。 沙梅把小姑娘带到了里昂，当面把她交给了一位绉着黄嘴唇的高个子妇人——苏珊娜的姑母。这位老妇人满身缀着黑玻璃珠子，好象马戏班子里的一条蛇。 小姑娘一看见她，就紧紧地挨着沙梅，抓住了他的褪了色的军大衣。 “不要紧！”沙梅低声地说，轻轻地推了一下苏珊娜的肩膀。“我们当兵的也不挑拣连里的长官。忍着吧，絮姬，女战士！” 沙梅走了。他好几次回头张望这幢寂寞的屋子的窗户，连风都不来吹动这里的窗幔。在窄狭的街道上，能听见小店里的倥偬的时钟报时声。在沙梅的军用背囊里，藏着絮姬的纪念品——她辫子上的一条蓝色的揉皱了的发带。鬼知道为什么，这条发带有那么一股幽香，好象在紫罗兰的篮子里放了很久似的。 墨西哥的热病摧毁了沙梅的健康。军队也没给他什么军衔，就把他遣散了。以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兵身份，去过老百姓的生活了。 多少年在同样贫困中过去了。沙梅尝试过各种卑微的职业。最后，成了一个巴黎的清洁工。从那时起，灰尘和污水的气味，总没离开过他。甚至从塞纳河飘过来的微风中，从街心花园中衣衫整洁的老太婆们兜售的含露的花束里，他都嗅到了这种气味。 日子溶成为黄色的沉滓。但是有的时候在沙梅的心灵里，在这些沉滓中，浮现出一片轻飘的蔷薇色的云——苏珊娜的一件旧衣服。这件衣服曾有一股春天的清新气息，也仿佛在紫罗兰的篮子里放了很久似的。 苏珊娜，她在哪儿呢？她怎么了？他知道她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姑娘了，而她父亲已经负伤死了。 沙梅总想要到里昂去看看苏珊娜。但每次他都延期了，直到最后他明白已经错过了时机，苏姗娜完全把他忘记了。 每逢他想起了他们临别时的情景，他总骂自已是笨猪。本来应该亲亲小姑娘，而他却把她往母夜叉那边一推说：“忍着吧，苏珊娜，女战士！” 大家都知道清洁工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工作。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由紧张而并不是常常有益的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垃圾，总是在一天的末尾才积聚起来，其次是巴黎人的视觉和嗅觉是不许冒犯的。夜阑人静的时候，除了老鼠之外，差不多没有人会看到清洁工的工作。 沙梅已惯于夜间的工作，甚至爱上了一天里的这个时辰。尤其是当曙光懒洋洋地冲破巴黎上空的时候。塞纳河上弥漫着朝雾，但它从来也没越出过桥栏。 有一次，在这样雾蒙蒙的黎明里，沙梅由荣誉军人桥上经过，看见了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淡紫色镶黑花边的外衫。她站在栏杆旁边，凝望着塞纳河。 沙梅停下了步子，脱下了尘封的帽子说道：“夫人，这个时候，塞纳河的河水是非常凉的。还是让我送您回家去吧。” “我现在没有家了，”女人很快地回答说，同时朝着沙梅转过脸来。 帽子从沙梅的手里掉下来了。 “絮姬！”他绝望而兴奋地说。“絮姬，女战士！我的小姑娘！我到底看到你了！你恐怕忘记我了吧。我是约翰·埃尔奈斯特·沙梅，第二十七殖民军的战士，是我把你带到里昂那位讨厌的姑母家里去的。你变得多么漂亮了啊！你的头发梳得多好呀！可我这个勤务兵一点也不会梳！” “约翰！”这个女人突然尖叫一声，扑到沙梅身上，抱住了他的脖子，放声大哭。“约翰，您还和那个时候一样善良。我全都记得！” “咦，说傻话！”沙梅喃喃地说。“我的善良对谁有什么好处？你怎么了，我的孩子？” 沙梅把苏珊娜拉到自己身旁，做了在里昂没敢做的事——抚着、吻着她那华丽的头发。但他马上又退到一边，生怕苏珊娜闻到他衣服上的鼠臊味。但苏珊娜挨在他的肩上更紧了。 “你怎么了，小姑娘？”沙梅不知所措地又重复了一遍。 苏珊娜没回答。她已经止不住痛哭。沙梅明白了，暂时什么也不要问她。 “我，”他急急忙忙地说道，“在碉堡那边有一个住的地方。离这里有些儿路。屋子里，当然，全是空的，什么也没有。然而可以烧烧水，在床上睡睡觉。你在那儿可以洗洗脸休息休息。总之，随你愿意住多久。 苏珊娜在沙梅那里住了五天。这五天巴黎的上空升起了一个不平凡的太阳。所有的建筑物，甚至最古旧、煤熏黑了的，每座花园，甚至沙梅的小窠，都象珠宝似的在这个太阳的照耀下灿烂发光。 谁没体味过因浓睡着的年轻女人的隐约可闻的气息而感到的激动，那他就不懂得什么叫温柔。她的双唇，比湿润的花瓣更鲜艳，她的睫毛因缀着夜来的眼泪而晶莹。 是的，苏珊娜所发生的一切，不出沙梅所料。她的情人，一个年轻的演员，变了心。但苏珊娜住在沙梅这里的五天时间，已经足够使他们重归于好了。 沙梅也参与了这件事。他不得不把苏珊娜的信送给这位演员，同时，当他想要塞给沙梅几个苏作茶钱的时候，他又不得不教训了这个懒洋洋的花花公子要懂得礼貌。 不久，这个演员便坐着马车接苏珊娜来了。而且一切都应有尽有：花束，亲吻，含泪的笑，悔恨和不大自然的轻松愉快。 当年轻的人们临走的时候，苏珊娜是那样匆忙，她跳上了马车，连和沙梅道别都忘记了。但她马上觉察出来，红了脸，负疚地向他伸出手来。 “你既然照你的兴趣选择了生活，”沙梅最后对她埋怨地说，“那就祝你幸福。” “我还什么都不知道，”苏珊娜回答说，突然眼眶里闪着泪光。 “你别激动，我的小娃娃，”年轻的演员不满意地拉长声音说，同时又重复道：“我的迷人的小娃娃。” “假如有人送给我一朵金蔷薇就好了！”苏珊娜叹息说。“那便一定会幸福的。我记得你在船上讲的故事，约翰。” “谁知道呢！”沙梅回答说。“可是不管怎样，送给你金蔷薇的不会是这位先生。请原谅，我是个当兵的。我不喜欢这种绣花枕。” 年轻人互相看了一眼。演员耸了耸肩膀。马车向前开动了。 通常，沙梅把一天从手工艺作坊扫出来的垃圾统统扔掉。但是在这次跟苏珊娜相遇之后，他便不再把那从首饰作坊扫出来的垃圾扔掉了。他开始把这里的尘土悄悄地收到一起，装到口袋里，带到他的草房里来。邻居们认为这个清洁工“疯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种尘土里有一些金屑，因为首饰匠们工作的时候，总要锉掉少许金子的。 沙梅决定把首饰作坊的尘土里的金子筛出来，然后把这些金子铸成一块小金锭，用这块金锭，为了使苏珊娜幸福，打成一朵小小的金蔷薇。说不定象母亲跟他说过的，它可以使许多普通的人幸福。谁知道呢！他决定在这朵金蔷薇没做成之前，不和苏珊娜见面。 这件事沙梅对谁也没说过。他怕当局和警察。狗腿子们什么事想不到呢。他们会说他是小偷，把他关到牢里去，没收他的金子。怎么说也罢，金子本来是别人的。 沙梅在没入伍之前，曾经在村子里给教区神甫当过雇工，所以他懂得怎样筛簸谷子。这些知识现在用得着了。他想起了怎样簸谷子，沉甸甸的谷粒怎样落到地上，而轻的尘土怎样随风远扬。 沙梅作了一个小筛机，每天深夜，他就在院子里把首饰作坊的尘土簸来簸去。在没有看到凹槽里隐约闪现出来的金色粉末之前，他总是焦灼不安。 不少日月逝去了，金屑已经积到可以铸成一小块金锭。但沙梅还迟迟不敢把它送给首饰匠去打成蔷薇。 他并不是没有钱——要是把这块金锭的三分之一作手工费，任何一个首饰匠都会收下这件活计，而且会很满意的。 问题并不在这里。跟苏珊娜见面的时辰一天比一天近了。但从某一个时候起，沙梅却开始惧怕这个日子。 他想把那久已赶到心灵深处去了的全部温柔，只献给她，只献给絮姬。可是谁需要一个形容憔悴的怪物的温柔呢！沙梅早就看出来，所有碰上他的人，唯一的愿望便是赶快离开他，赶快忘记他那张干瘪的灰色的脸，松弛的皮肤和刺人的目光。 在他的草房里有一片破镜子。偶尔沙梅也照一下，但他总是发出痛苦的骂声，立刻把它扔到一边去。最好还是不看自己——这个蠢笨的、拖着两条风湿的腿蹒跚着的丑东西。 当蔷薇终于做成了的时候，沙梅才听说絮姬在一年前，已经从巴黎到美国去了，人家说，这一去永不再回来了。连一个能够把她的住址告诉沙梅的人都没有。 在最初的一刹那，沙梅甚至感到了轻松。但随后他那指望跟苏珊娜温柔而轻快地相见的全部希望，不知怎么变成了一片锈铁。这片刺人的碎片，梗在沙梅的胸中，在心的旁边，于是他祷告上帝，让这块锈铁快点刺进这颗羸弱的心里去：让它永远停止跳动。 沙梅不再去打扫作坊了。他在自己的草房里躺了好几天，面对着墙。他沉默着，只有一次，脸上露出一点笑容，他立刻拿旧上衣的一只袖子把自己眼睛捂住了。但谁也没看见。邻居们甚至都没到沙梅这里来——家家都有操心事。 守望着沙梅的只有那个上了年纪的首饰匠一个人，就是他，用金锭打成了一朵非常精致的蔷薇，花的旁边，在一条细枝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尖尖的花蕾。 首饰匠常常来看沙梅，但没给他带过药来。他认为这是无益的。 果然，沙梅在一次首饰匠来探望他的时候，悄悄地死去了。首饰匠抬起了清洁工的头，从灰色的枕头下，拿出来用蓝色的揉皱了的发带包着的金蔷薇，然后掩上嘎吱作响的门扉，不慌不忙地走了。发带上有一股老鼠的气味。 晚秋时节。晚风和闪烁的灯火，摇曳着苍茫的暮色。首饰匠想起了沙梅的面孔在死后是怎样改变了。它变得严峻而静穆。首饰匠甚至觉得这张面孔的痛楚，是非常好看的。 “生所未赐予的，而死却给补偿了。”好转这种无聊念头的首饰匠想到这里，便粗浊地叹息了一声。 首饰匠很快就把这朵金蔷薇卖给了一位不修边幅的文学家；依首饰匠看来，这位文学家并不是那么富裕，有资格买这样贵重的东西。 显然，首饰匠给这位文学家叙述的金蔷薇的历史，在这次交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感谢这位年老的文学家，多亏他的杂记，有些人才知道从前第二十七殖民军的兵士约翰·埃尔奈斯特·沙梅一生中的这段悲惨的经历。 顺便提一提，这位老文学家在他的杂记中这样写道： “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 “我们，文学工作者，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寻觅它们——这些无数的细沙，不知不觉地给自己收集着，熔成合金，然后再用这种合金来锻成自己的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长诗。 “沙梅的金蔷薇，让我觉得有几分象我们的创作活动。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花过劳力去探索过，是怎样从这些珍贵的尘土中，产生出移山倒海般的文学的洪流来的。 “但是，恰如这个老清洁工的金蔷薇是为了预祝苏珊娜幸福而作的一样，我们的作品是为了预祝大地的美丽，为幸福、欢乐、自由而战斗的号召，人类心胸的开阔以及理智的力量战胜黑暗，如同永世不没的太阳一般光辉灿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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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碑铭 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确认他的良心和他邻人的良心完全一致的时候，才能感到真正的欢愉”。 ——萨尔第科夫·谢德林 我住在海滨沙丘上的一栋小小的房子里。整个里加海滨都覆盖在白雪之下。积雪不断从高耸的松枝上一长缕一长缕地飘落下来，散成粉末， 雪时时飘下来，有的时候是给风吹落的，有的时候因为松鼠在松枝间跳来跳去。当四周悄然无声的时候，你可以听见松鼠剥松球的声音。 我的房子紧靠着海边。要想看海，得走出篱栅门，经过一栋封闭了的别墅，走过一段雪上踏出来的小径。 在这栋别墅的窗子上，挂着还是在夏天留下来的窗幔。微风轻轻地吹动着它们。想必风是从那些看不见的罅缝吹进这栋没人居住的别墅里去的，可是，从远处看去，好象是有人掀动窗幔，悄悄地窥视着你的行动似的。 海没封冻。雪一直齐到海的边缘上。雪上可以看到野兔的足迹。 当海上掀起波浪的时候，听见的不是惊涛拍岸声，而是冰的嘎札嘎札声和雪下陷的沙沙声。 冬天，波罗的海荒凉而阴沉。 拉脱维亚人把它叫作“琥珀之海”。恐怕，不仅仅因为波罗的海出产很多琥珀，还因为海水看上去稍微有点儿琥珀的颜色。 在天际，整天都飘浮着层层浓重的烟雾。低低的海岸的轮廓，迷失在烟雾里。在海上，只有在这烟雾中的某处，落下一条条毛茸茸的白带——就在那里，正在落着雪。 今年来得过早的雁，时不时地落到海上哀鸣着。焦灼的雁声远远地传遍了海岸，但没有引起应和的声音——沿岸的森林里，冬天几乎没有鸟儿。 白天在我住的房子里，生活是千篇一律的。劈柴在花瓷砖壁炉里噼啪地响，打字机声音喑哑，寡言的打扫女工莉莉雅坐在舒适的前厅里编着花边。一切都很平常，而且非常自然。 但一到晚上，那宛如地狱般的黑暗就笼罩住房前房后，松林紧紧地跟房子挨到一起，而且当你从灯火辉煌的前厅走到外面来的时候，面对着这严冬、大海、黑夜，你会突然感到十分孤独。 海伸展到千百里以外的黑铅色的远方。海面上看不见—星灯火，也听不到一丝浪涛飞溅的声音。 小房子好象一座最后的灯塔，屹立在烟雾迷蒙的深渊边缘上。这里是天涯海角。所以，屋子里静穆地燃着灯，收音机唱着歌，柔软的地毯使脚步无声，而桌子上放着翻开的书本和原稿，这就不禁使人觉得奇怪了。 从这里往西，往文茨皮尔斯那边，在层层烟雾的彼方，有一个小小的渔村。这是一个普通的渔村，有晾在风中的渔网，有着矮矮的小屋、低低的炊烟和拉到沙上来的黝黑的汽艇，家家都养着容易受骗的毛茸茸的狗。 在这个村子里，千百年来住着拉脱维亚的渔夫。世代相传。从前生着淡黄色的头发、羞涩的眸子、说话莺声燕语的少女们，被风吹雨打，都渐渐成为结实的老太婆，裹着厚大的围巾。戴着漂亮的鸭舌帽，面颊红润的少年，曾几何时，都变成须发蓬松的老头子，瞪着一双沉静的眼睛了。 但是，和千百年前一样，渔夫们到海上去捉鲜鱼。也和千百年前一样，不是每一个渔夫都能平安归来。特别在秋天，当波罗的海被风暴刮得汹涌澎湃，象魔鬼的锅子一般翻腾着寒冷的浪花的时候。 但是，无论发生过什么事，不管人们知道自己的伙伴死了而不得不摘下帽子来多少次，总得继续他们危险的、沉重的、祖祖辈辈相传的事业。不能向海低头。 渔村近旁的海上有一块巨大的圆花岗石。在这块石头上，还在很久以前，渔夫们刻上了一行题词：“纪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这行题词远远地就能看见。 当我知道了这个碑铭的时候，它和一切墓志一样，使我很忧伤。但对我讲述这件事情的那位拉脱维亚作家却不同意地摇头说： “恰恰相反。这是一行非常雄壮的题词。它说明人们决不投降，无论怎样都要继续自己的事业。我倒想把这行题词用来给所有论述人类劳动和人类顽强精神的书作题词。这行题词对我大约有这样的意义：‘纪念那些征服了海和即将征服海的人’。” 我同意他的话，并且认为这行题词也适合叙述作家劳动的著作。 作家一分钟都不能向苦难屈服，在障碍面前退缩。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不停地继续前辈遗留给他们、当代人委托给他们的事业。无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文学如果沉寂了，即使是一分钟也罢，都无异于人民的死亡。 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艺，也不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当考据某些字，研究它们的发音本身时，我们就能得到这些字的原始的意义。“使命”这个字源出“召唤”①。 【①俄语(天职、使命、责任、才干)源出(呼唤、号召)。】 从来不会有号召一个人去作手艺匠的工作。只有号召人去完成天职和艰巨的任务。 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从事那种有时叫他感到痛苦，但却是美妙的劳动的呢？ 首先是他内心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仰，不允许真正的作家在大地上，象谎花一般虚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身上的一切庞杂的思想感情慷慨地献给人们。 不能给人的视力增添一点点敏锐，就算不得作家。 一个人变成作家不仅仅是由于内心的召唤。我们听见内心的声音，多半是在青年时代，那个时候，我们感情的清新世界还没弄得闭塞而混乱。 但一到成年时代，除掉内心的召唤的声音而外，我们又清楚地听见一种新的强烈的召唤——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 由于使命的驱使，因为自己内心的冲动，人能够创造奇迹，经受最沉重的考验。 荷兰作家爱德华·德克尔的命运就是一个例证。他用“穆里塔图里”这个笔名写作。拉丁语中这个字是“备尝辛酸的人”的意思。 遗憾的是，他的优秀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我想说的就正是这个。 可能正是在这里，在这阴沉沉的波罗的海之滨，我才想起了德克尔，因为他的祖国——荷兰的海滨，也濒临着与此相同的暗淡的北方的海。关于他的祖国，他痛苦而惭愧地说：“我是荷兰的儿子，我是处在佛里斯兰和些耳德河中间的强盗之国的儿子。” 但是，荷兰当然不是这些文明强盗的国家。他们是少数，而且他们不能代表人民。它是爱劳动的人的国家、是叛逆的乞食团①和梯尔·乌兰斯比格②的后裔的国家。直到今天“克拉阿斯的尸灰”敲着许多荷兰人的心，也敲过穆里塔图里的心。 【①16世纪荷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初是指从1565年起来反对西班牙统治荷兰贵族的绰号，以后是指在陆地和海上与西班牙人进行游击战的人民起义者的战斗名称。】 【②梯尔·乌兰斯比格为法兰德斯人民英雄。其父克拉阿斯死于火刑，梯尔将父亲的尸灰，缝于囊中，终生挂在胸前，克拉阿斯的尸灰变成了为人民复仇的象征。故事详见比利时作家查理·得·科斯忒著乌兰斯比格轶闻录。】 穆里塔图里是名门出身，大学毕业时成绩卓著，井被任命为爪哇的行政官，过了不久，甚至升为这个岛上一个州的驻扎官。等着他的是荣誉、奖赏、财富、可能是总督之职，但是……“克拉阿斯的尸灰敲着他的心”，于是穆里塔图里把这些幸福都弃之不顾了。 他用罕见的勇敢和顽强精神，想从内部炸毁荷兰当局和大商人对爪哇人的长期奴役。 他总是保护爪哇人，不使他们受到欺凌。他残酷地惩罚了诈取者。他嘲笑总督和他的心腹，这些人当然都是善良的基督徒；他引证基督对邻人之爱的教义，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没有理由可以驳倒穆里塔图里。但是可以毁灭他。 当爪哇人起义的时候，穆里塔图里和起义的人站在一起，因为“克拉阿斯的尸灰继续在敲着他的心”。他怀着动人的爱来描述爪哇人，描述这些容易受骗的孩子，同时他也愤怒地描写了自己的同胞。 他揭穿荷兰的将军们所发明的军事上的卑劣行为。 爪哇人非常喜欢清洁，讨厌龌龊。荷兰人把他们这个特点也利用上了。 他们命令兵士在冲锋的时候，把粪便往爪哇人身上掷。迎着残酷的枪林弹雨毫不畏惧的爪哇人，受不了这种战争方式而退却了。 穆里塔图里被免职，送回欧洲去了。 有好几年，他和荷兰国会力争公正地对待爪哇人。他到处宣讲着这件事。他给大臣们和国王写请愿书。 但都是徒然。他们勉强地、不耐烦地听着他的话，不久，人们说他是危险的怪物，甚至说他是疯子。他哪里也找不到工作。他全家都挨饿。 在那个时候，听从内心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顺从那久已活在他身上的、但直到那时还模糊不清的使命，穆里塔图里开始写作了。他写了一本关于在爪哇的荷兰人的暴露性的长篇小说“马克斯·哈维拉尔或咖啡贩子”。但这仅仅是初次尝试。在这部书中，他好象在探索那对他还不怎样稳定的文学技巧的基础。 可是他的第二本著作情书，却具有惊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由于穆里塔图里绝对相信自己的正义性而产生的。 这本书的个别章节写得有的好象一个人看到骇人听闻的不公平的事情、抱住头所发出的凄厉叫喊，有的好象辛辣而机智的寓言抨击文，有的好象对所爱的人们抹上一层哀伤幽默色彩的温柔抚慰，有的好象想使自己天真的儿童时代的信念复活的最后尝试。 “上帝是不存在的，不然上帝应该是善良的，”穆里塔图里写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穷人的掠夺！” 他离开了荷兰想在外面找块面包。妻和孩子们留在阿姆斯特丹，因为他没有多余的钱把他们随身带去。 他，这个与高贵社会不相称、备遭苦难、爱嘲笑的人，在欧洲各城市里漂泊，同时写东西，不断地写。他差不多没收到过妻子的信，因为她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 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和孩子，特别想念那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小男孩。他怕这个男孩子会忘记对人们信任地微笑，他恳求大人们不要引出他过早的眼泪。 穆里塔图里的书谁也不愿意出版。 但是毕竟有过这么一回事！荷兰一家大出版社同意收买他的手稿，但条件是他不许再在别处出版。 精疲力竭的穆里塔图里同意了。他回到祖国来了。他们甚至只给了他很少一点钱。但稿子并没有出版。他们买去手稿，仅仅是为了解除这个人的武装。当这个火药桶没落到他们手里之前，荷兰的商人和荷兰当局是不会安心的。 穆里塔图里终于没等看到正义便死去了。他还能够写出很多卓越的作品——写出那些所谓不是用墨水，而是用心的血写成的书。 他尽其所能地斗争过，他牺牲了。但他“征服了海”。可能，在独立的爪哇，在雅加达，不久就会给这位大公无私的殉难者立纪念碑。 这就是把两个伟大的使命融和到一起的人的一生。 在疯狂般忠实于自己的事业这一方面，穆里塔图里有他的同道——也是荷兰人，而且和他同时代，艺术家文钦特·梵·高。 很难找到象梵·高这样一生为了艺术而忘却自己的例子了。他向往在法国创立一所“艺术家协会”——一种特殊的公社，在这里什么人都不能使他们离弃绘画。 梵·高经历了重重的苦难。他在吃马铃薯的人们和囚徒的散步两幅画里，已沉沦到人类悲哀的绝底。他认为艺术家的事业就是用全部力量，用所有才干对抗苦难。 艺术家的事业是产生欢乐。他用他掌握得最有力的手段一彩色——创造了欢乐。 他在画布上改变了大地的面貌。他好象用一种神奇的水，把大地洗涤清净了，大地闪耀着那样明朗和浓艳的色彩，以致每一棵老树都变成了雕塑品，而每一片紫苜蓿田，都变成了化为无数朴素花环的阳光。 为了使我们能深刻地理解颜色的美，他以自己的意志使它们无穷的变幻停住了。 在这之后，难道能够说梵·高对人冷漠无情吗？他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在这闪烁着各种彩色及其最精微的变幻的大地上生活的才能——献给了人类。 他赤贫、高傲且远离实际。他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分享了最后的一块面包，从他自身的经验，他清楚地知道什么叫社会的不义。他蔑视那些廉价的成就。 当然，他不是个战士。他的英雄主义表现在他疯狂般相信劳动的人们——农民和工人、诗人和学者——的美好的未来。他没能够成为一个战士，但他想把自己的一份——他赞颂大地的画——献给，实际上已经献给了未来的宝库。 从美的各种形式中，梵·高只选择了一种：颜色。色调无可非议的和谐，这一大自然的特征，这些色调的无穷无尽的变化，那时时刻刻都在转换、但一年四季到处一样美丽的大地的彩色……这一切无时不使他目眩神移。 是时候了，应该恢复以公正态度来对待梵·高，对待乌鲁别里、鲍里索夫-穆萨托夫、戈根以及其他许多艺术家了。 一切能够丰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内心世界的东西，一切能够提高他们的感情生活的东西，我们都需要。这个人所共知的真理难道还用证明吗？ 实际上，我们应该是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艺术的占有者。我们应该把那些因为美不按照他们的意志存在而痛恨美的伪君子从我们之中驱逐出去。 请原谅我离开文学倾域在绘画中旁涉一笔。我认为各种形式的艺术都能帮助作家提高技巧。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来谈。 不能丧失责任感。无论是冷静的考虑，无论是文学的经验，都代替不了它。 如果对作家的才干作正确的了解，那么其中完全没有那些微末的怀疑论者企图硬加上去的性质——虚伪的热情，作家对自己的特殊作用的浮夸的意识。 譬如说普里希文，无疑是一个负有作家的使命的人。他为此献出了一生。就是他，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特殊的、孤独的人，而是作一个和一切人—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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