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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政治与疾病——苏珊·桑塔格与法拉齐一次臆想的谋面
    政治与疾病——苏珊·桑塔格与法拉齐一次臆想的谋面

    1.(卢小狼说)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提出:最早的艺术体验想必是巫术的、魔法的;艺术是仪式的工具。

      桑塔格2004年在纽约病逝,她广为人知的事迹我们不必赘述,关注一下她的日常生活,可以得知她将一生的追求投于何处。她17岁结婚,嫁给一个社会学教授,有一个儿子,8年后离婚;30岁时桑塔格开始小说创作,同时文学批评范畴的成就似乎还要大于她的小说成就。1964年,桑塔格用58条定义对“坎普”进行了解释,加上大量的外延,把一种同性恋趣味扩大成一种艺术品位。套用她的解释,张国荣的一生无疑是一个坎普的典型,把自己的一生当成了一件艺术品来消耗。桑塔格强调,坎普感受力是不受政治左右的,至少是非政治的。桑塔格的一生和书籍密不可分,她的传奇大都发生在精神领域,书房、领奖台、媒体一直都是她舞台——她足不出户,用研究、阅读、思考来审视世界,因为总是置身事外,所以她显得非常有良心,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公众知识分子形象,这种形象一直维持到她终老,甚至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依然会影响到很多人。

      苏珊·桑塔格曾在1973年和1979年两度访问中国。在此前专门为中国写了一篇文章《我的中国旅行计划》,或者因为不大了解,她并没有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做任何批判,对中国依然停留在了晚清年代的认识,她用这个标题和一些煽情的句子和中国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相对于对中国的漠然,她对世界范围内战争和种族暴力事件的增长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这种批判精神和人权呼吁令她享誉世界。她积极地参与反战活动,包括早年反对越战的言论,以及对伊拉克战争的谴责,都表现出她的勇气和倔强。

      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苏珊·桑塔格在《纽约客》杂志发表言论,直言“这并非对‘文明’、‘自由’、‘人性’或‘自由世界’的‘怯懦’进攻,而是对世界上自封的超级强权的攻击,是美国特定的结盟和行动的后果”。

      在中国,桑塔格几乎已经成为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座右铭,而我愿将这种风格称之为冷漠与自守。我寻找着她与中国那些隐秘的联系,她的父亲曾在中国从事毛皮贸易,5岁时,父亲在中国病逝,随着父亲的去世,桑塔格对中国的印象也戛然而止,她对中国的印象只能停留在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和那些最初到中国历险的西方冒险家并没有太多的区别,所以我只能判定她是一个坐在西方的学院里的左派文化精英,他们这些人的特点是:假如她与毛泽东握手,便会觉得是莫大的荣誉。

      苏珊·桑塔格曾经这样说过:“其实我不想写东西——我想握着别人的手直接沟通。”遗憾的是,她很少握住别人的手,她的手一直都在指向前方。

      2.(王海溪说)法拉齐

      这个人保持着一种姿态——她在演说,话语权对她来说是天赐的武器,在这个叫嚣与沉默并存的时代,她始终这样做着。你必须注意到,她是将要映入你意识的女人,被称为“男人世界无冕之王”、“世界政坛采访之母”——奥里亚娜·法拉奇(1929-2006)。

      以《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的身份对越战进行的采访使得法拉齐成为活跃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外交、新闻界的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她的每次采访都成为一场瑰丽的冒险,包括以色列“中东铁娘子”果尔达·梅厄、以色列总理沙龙、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阿拉法特以及邓小平等等都是她的冒险对象,而同时,他们也互相构成了各自的冒险故事,为后世传承的佳话。

      法拉齐传奇性的一生,蔓延着政治剧场的硝烟与激情。而她那坎坷的爱情,却暴露了法拉齐柔弱多情的悲剧性情感。1973年,法拉齐爱上希腊抵抗运动的英雄、诗人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在以后的革命生活中为他打掉生命中唯一的孩子,帕纳古里斯死后,法拉齐终身未嫁。

      圣·阿里科说:“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她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始终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而评论家斯蒂芬则认为:“法拉奇是20世纪最优秀的女性之一。”我摘录这两个人的话作为噱头,而我希望从中表达的并不是这个女记者多么杰出优秀——那些赞誉恰好都证明了她是如何在这个政治舞台中取得自己的那一份台词,在中国女作家频频为“失语”而流行身体写作的时候,法拉齐总是在已经写好的剧本上做出尖锐的评判。

      1980年法拉齐在中国采访了邓小平,1993年法拉奇来中国访问演讲——这是她与中国最亲密的两次接触。而在中国,除了新闻界,其他人很少知道她曾经多么耀眼。作为备受争议的反暴政、反集权、反专制的左翼民主人士,法拉齐反对写抨击共产党人的报道,为此她遭到了解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以及对邓小平那次著名的采访使得法拉齐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欣赏,尽管她在自己的故乡——意大利知识界中被长期孤立。

      “9·11”事件发生后,法拉奇在亲眼目睹世贸大厦倒塌,处于极端愤怒和充满激情状态下,一口气写出了八万字的题为《愤怒和自豪》的长文。在文中她尖锐地批判了穆斯林世界的激进恐怖主义分子,而其后2003年,《共和党人》发表文章称她为“摆出西方圣女贞德姿态的自我暴露癖者”;2006年,米兰的一个时尚画廊展出一幅大型的法拉奇肖像——被斩首的。

      2006年9月14日以后,我们再也听不到这个睿智的女性在采访中狡黠的问题,她按下录音机键,而后保持这种姿态。

      3.(韦芈说)一次假设的邂逅

      假定某天,她们在某个角落不期而遇,擦身过后彼此稍做迟疑,苏珊突然转身,用沙哑的声音粘住短发、风衣、黑眼睛的女人,奥里亚娜,是你吗?

      我希望这次偶遇发生在中国,可能因为她们都与中国有所渊源,桑塔格写过关于中国的小说集,她笔下的中国停留在二十世纪上叶,是她隐约的童年记事。而法拉齐则因为与邓小平的对话,让广大中国人熟悉了名字。法拉齐以新闻采访而著名,从她的言论来看,似乎更愿意被人称为小说家,她对基辛格的采访,充满诙谐与智慧,完全可以当小说来阅读,她也写过长篇小说《英沙拉》。而身为作家的桑塔格更愿意当名批评者,这在成名作家中非常普遍,据说大江获得诺贝尔奖后,前去拜访萨特,萨特对他说,我们不谈文学,文学是我们玩剩下的,我们谈社会学。

      与法拉齐比较,桑塔格更像书斋里的学问家,90年代初当有中国记者问起,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知识界的认识,她如此作答:“当代中国对世界最大的影响,是‘文化大革命’。”在西左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对中国文革有近乎乌托邦式的喜爱,与他们对欧洲或北美的清醒认识形成反差,同样在这次会谈中,桑塔格对托尔斯泰的孙女托尔斯塔娅的回答则准确而深刻,她阐述的观点是,真理大于民族、文化大于民族,如果把这种价值和真理简化为民族主义的话,那只能代表部落的利益、部落的价值,这样的民族主义价值反而是过渡性的,那种被讥为“没有根的国际主义”的价值,倒是站在历史一边的。

      在“9·11”事件前,桑塔格与法拉齐都算是西方左派,而发表完《愤怒与自豪》这篇檄文式的作品后,法拉齐表现出更理智的态度,以前西左知识分子的言行,多少带有些哗众取宠,他们像被骄纵惯了的孩子,总喜欢以出格言行引起别人瞩目。

      桑塔格与法拉奇如能邂逅,她们必然要聊起政治,桑塔格会谈到对美国政治的厌恶,而法拉格则重复美国是自己的情人或者丈夫,然后肆意地嘲笑苏珊,兴许还会引用一句中国成语“百无一用是书生”,然后法拉齐标榜自己十几岁就参加了反法西斯组织。如果她们最后能心平气和,也许会聊到共同的疾病,她们都患有乳腺癌。关于法拉齐与乳腺癌的段子是这样的,在动完后术后,法拉齐要求护士将切除下的乳腺让她过目,然后她大声询问那些丑陋的细胞,你们这些坏家伙,在我身体里留下孩子没有。桑塔格则写成了《疾病的隐喻》,“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护照,但或早或迟,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康德说:“对纯粹实践理性来说,激情无异于癌症,而且通常无药可医。”康德将名词“癌症”用于修辞,但桑塔格却从中听出“癌症=情感过度”的隐喻。仅仅是对疾病的表现,两个女人间性格差异已经尽显,桑塔格表现出文人的内敛,以及对悲观的认同,而法拉齐则更为外露。

      其实她们都很恐惧。

    转自小卡夫卡博客。特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