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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赫塔·穆勒:获奖是对我的保护

    赫塔·穆勒:获奖是对我的保护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在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连续出场三次,在参加人来人往的“蓝色沙发”文学访谈现场时,更是导致一千多平米的大厅堵满了人。趁着穆勒出现在书展之际,本报记者也同时参与了对她的采访。与此同时,诺奖官方则正在为穆勒拍一部半小时长的纪录片,追寻作为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的穆勒,在高压政治气候下的生活和写作轨迹。12月10日,诺奖颁奖礼上将会放映该片。

      语言不觉得自己的语言有诗意

      记者:你获得诺奖后,生活有什么变化?你会有一大笔奖金。

      穆勒:拿奖只不过是头两周一阵热闹,过了这一阵,我的生活就会回复正常,并没在实质上改变了什么。至于奖金,我从不把金钱和我作为作家的事业连在一起。我还在罗马尼亚住的时候,没有工作,没米下锅,还欠下一身债。那时候如果有这一笔钱,倒会对我很有帮助。

      记者:你用德语写作习惯吗,舒服吗?

      穆勒:对我来说,语言不可能成为我的家园。那句“语言即家园”,是德国移民们拿来自我安慰的,因为他们要在外国找到自己的身份。

      记者:现在在罗马尼亚很多人在讨论,假如你是罗马尼亚裔的德国人,或者是德裔罗马尼亚人,你的语言能跟保罗·策兰相提并论吗?

      穆勒:不能。保罗·策兰属于在布科维纳(策兰在罗马尼亚的出生地)被谋杀的整个犹太人的群体,但我来自完全不同的群体。我父亲曾是德国党卫军的一分子,家里其他人则是德意志国防军里的成员。我的语言虽然也属于少数人的声音,但跟保罗·策兰的“少数”并不是一回事。

      记者:罗马尼亚的语言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

      穆勒:我从15岁开始学罗马尼亚语。那时我简直是在“吃”这种语言,因为有时候它的味道很好。罗马尼亚语更适合我,比我的母语德语更接近我本性。我脑子里同时存在两种语言。

      记者:在你的小说《呼吸荡漾》里,你写到了古拉格群岛幸存者的故事。你母亲最好的朋友,她的名字也叫赫塔,在某个劳教营里饿死了。

      穆勒:我妈妈那时也在营里,但后来她不愿再提起。我的朋友奥斯卡·帕斯提奥也被抓进了劳教营里,这书是我们一起开始写的,但他去世得太早了。我只能把书写完。在他的日记里,他用破碎的语言,用劳教营里使用的词汇记下那段时间。有段时间,我几乎每晚都会梦见劳教营。

      记者:很多人认为你写作的语言很有诗意。

      穆勒:我不觉得自己的语言有诗意。我用的是帕斯提奥的字词。对我来说,文体、文风是思想的形式表达,因此只要我想要我的语言精确到点子上,就没办法改掉写作的风格。节奏感很关键,你要能大声地把文字读出来,而且好听。这一切都在我写作过程中同时进行。

      记者:作为作家,你的目标是什么?

      穆勒:我得奖以后,很多原东德居民祝贺我,我特别开心。但我写作其实没什么确切的任务,假如你能清楚认知到自己在做什么,你的人生就有了个框架。这就是写作于我的意义。

      写作奖项多少是对我的保护

      记者:你会觉得写作拯救你了吗?

      穆勒:是吧,可能是吧。用自由的姿态写作,是甚至能够吓怕最强硬的独裁者的。自从我拿下在外国的第一个奖,奖项多少是对我的保护。假如他们把我杀了,很多人都会关注到。

      记者:你的小说全都以罗马尼亚为背景,德国不少媒体对这一点争论不休。

      穆勒:这对我来说很自然。我在罗马尼亚出生,一直在那里住到了32岁。离开罗马尼亚时,我的感受很复杂,我最初的几本书是在那里写成的。我的第一本书叫《天底》,写的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去看“德国版本”的巴纳特(穆勒的出生地)。我的很多书都是写独裁的,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懂,别的我什么都没见过。所以我一直沿着同一个题目写作。我相信世界上有种文学,某种自传式的文学,既与极端事件平行发生,也跟作者的生命平行地发生。

      记者:因而地理概念对读者不大重要了?

      穆勒:我觉得不重要。我相信我的写作题材不是由得我去选择的,我的人生帮我制定了它。我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我不能说“我想写这个写那个”,我注定了要把那些搅得我不得平静的东西写下来。

      成长从小感觉有些事情是不对的

      记者:你对于童年的记忆是怎样的?

      穆勒:我唯一记得的家里的事,就是我外公是“地主”,我申请上大学的时候,得把这一点写上。我外公外婆从来不休息也不出门,手头一宽裕,就去买更多的地。他们日夜劳作,可是到了1945年以后,什么都没了。他们的地被集体农庄夺去,我那时17岁的母亲在劳教营里被关了五年。他们把那称之为“重新改造工作”。我母亲眼睁睁看着许多人饿死。

      这些事贯穿着我的童年,我们的村子里,很多人家都差不多。小孩没有什么政治概念,但总会有话语之外的记录方式。我们的行为很复杂,语言也说不清楚。我很早就感受到了那种压力,感觉到有些事情是不对的。

      记者:巴纳特有一个文学社团,你的写作是从那里起步的吗?

      穆勒:不是,但我在里面有很多朋友。这个文学社团起草了一份宣言,说文学应基于个人经验和观点,而不是意识形态。然后秘密警察就一脚插了进来:抄家,要我承认我是妓女,靠跟阿拉伯学生睡觉来挣钱,否则他们就会制造一场证人齐全的审判。

      记者:很多跟你同代的罗马尼亚作家在德国很出名。

      穆勒:确实。现在德国普遍认可,德国文学的一部分来自罗马尼亚和东边。不多,也不少。我们的书不比一辈子住在德国的作家们差一点,或者好一点。我们就是我们,就应该是这样的。

    转自小卡夫卡博客,特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