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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神 殉
    卷 二 神 殉

    杨典


    墨子悲丝:墨教的“反音乐”与殉教徒主义

    1
    从乐器学上来说,琴的本质是一种先秦音乐:因为其最古老的那些曲子都来自那时的典故。虽然汉唐晋宋间出现了很多名曲,但若论“音乐思想”,其曲目的精神依然是对先秦春秋精神的一种再演练,再繁衍,再注解。先秦:无疑是音乐的时代,不仅琴瑟流行,而且中国乐器中很多成熟的大小型乐器都来自那时乐人的创造,譬如磬,排箫、羌笛、箜篌、角、笳、战国编钟或鼓等等……。而且还出现了儒家最系统的音乐理论著作:公孙尼子的《乐记》。这本书是自上古《乐经》失传后,唯一真正对中国后世乐人有着深远影响的音乐元典。公孙尼子据说为孔子的门徒,孔子对音乐的态度自然都体现在该书中。
    不过,在先秦却出现过一次巨大的反音乐思潮——这就是墨家思潮。
    从教义与门规的角度来说,春秋三教——儒、墨、道都各持一辞,互有悬殊;但是从对教主的绝对神化与崇拜来说,恐怕只有墨家算得是“宗教”,儒与道都更象是哲学流派。因为孔孟与老庄毕竟没有让门徒为了他们个人而行动,但墨家“矩子”却的确做到了让所有的信徒们“皆愿为之尸”的地步!
    一种哲学,让信仰它的人不仅可以为学问而去死,而且可以为这个学问的权威者——“矩子”本人而随时洒血断头,这种哲学就是“宗教”,神权,或者说“教门”。
    墨子创立的“教门”是一个带有强烈春秋铁血精神的教门。
    汉朝以前,墨家哲学可以说席卷天下,读古书者鲜有不知道“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归墨”的名言。杨指杨朱,先秦时代的另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绝对个人主义的代表,号称“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虽受孟子批判,但杨朱的哲学也曾引起轰动,因先秦战乱频繁,渴望归隐绝俗,与世界互不相干的人很多。杨朱的存在为他们清高而厌世的心理找到了逻辑。《列子》一书十分推崇他的境界。据说有一次,杨朱因无法分辨一条岔路与迷途的或南或北而当街大哭,表达人生的选择往往是很无奈的意思。
    这当然是一种刻意的“身教”,类似今天的“行为艺术”。
    因此时人常言:“墨子悲丝染,杨朱泣岐路”。
    杨朱是出世的,恨不得社会与他无关;墨子是入世的,他希望拯救中国。
    历史上很多学者都拿墨子与基督比较,认为他们都强调了“兼爱”。尤其在古代中国,很少有直接谈“爱”的哲学家,一般都只谈“道”,“形势”,用兵之法,阴阳之术,或者儒家的仁、义、理、智、信,刑名,典法……等等。但只有墨子谈“爱”,而且是孟子所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那种爱。
    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一书中总结:墨学的基本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非攻”是从“兼爱”出来的,“节用”、“节葬”、“非乐”也是从“兼爱”出来的。墨子在这一点上的确和基督异曲同工:他们都觉得这世界如果有一部分人奢侈享乐,那么就会损害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
    墨子之患“爱”,如同基督之患“平等”,卢梭之患“不均”。
    但是“爱”——在先秦似乎很不实用,不合时宜。
    因为那是一个“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恐怖时代。谈“兼爱”在一个流血漂橹的国度里,显得那么苍白,甚至虚伪……有点象在生灵涂炭的文革武斗时期大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爱。墨子最厌恶儒家,尽管他少年时代也曾学儒,是鲁国人,但却对孔子的中庸十分反感。孔子强调什么,他就反对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为墨子立传,只在“孟子荀卿传”后面写了24个字的原因——太史公对墨子的描述很简约:“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说了等于没说。
    司马迁是儒家,所以他也许认为墨子的言行是不足道的……。
    儒家重视音乐。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换言之:音乐能使一个国家走向伟大。
    或许正因为如此,墨子就开始了他反对音乐的行动。
    墨子的“非乐”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全世界的宗教都是很重视音乐的:基督教的弥撒曲,伊斯兰教、佛教或印度教的唱经,就是非洲很多原始宗教,图腾崇拜,撒满教仪式上,也是要唱歌跳舞的。墨教看到的则是:中国连年战乱,白骨满山,而贵族则在听音乐,看歌舞。墨教看到了人间的疾苦,却认为人没有问题,问题是文化。战国时,诸侯贵族都听音乐,而百姓却温饱不足。墨子有悲天悯人之心,于是墨教完全颠倒了敌人:他们不去打倒贵族——“尚同而下不比”,而是去打倒了音乐——“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
    墨子尤其强调了:音乐无用。
    墨子认为:凡是对国家与人民没有实际作用的东西,都是奢侈,都应该废除。贵族听音乐,这本身就是一种亡国的征兆。他的“爱”,其实就是物质利益。
    2
    但是,音乐本身是无罪的。
    墨子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墨翟早年的职业和基督很象,据说也是个“木匠”:他不能理解音乐这东西对社会究竟有什么用处?他问儒者:“何故为乐”?儒者都回答:“乐以为乐也”。但是墨子认为他们等于没有回答。墨子说:如果我问他们造房子为什么?他们会说,房子可用来避暑,驱寒,区别男女;可是我问他们做音乐为什么?他们说“乐就是为了乐”,好象说房子就是为了房子。
    但是墨子真的是误解了音乐的涵义。
    乐以为乐也——音乐就是欢乐。因“乐”字古亦做“悦”讲。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多么准确的定义!
    德国音乐家和思想家理查德德?瓦格纳在其《未来的艺术作品》一书中评价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时说道:“它是必不可少的,全能的,结合一切的,有了它,最饱满的内心感觉犹如河流滔滔奔涌;它是灾难中漂泊天下者的安全港,它是照亮无穷黑暗的光辉:这个词是那得救的人从世界的心灵深处发出的呐喊,是贝多芬戴在他音乐尖端上的王冠,这就是——欢乐!”这欢乐的音乐就象莫扎特几乎所有的作品,就象斯克里亚宾的《狂喜之诗》,就象席勒的原作那样雄浑,壮丽!墨子就没想到:在任何时代,如果音乐能为众生的疾苦带去欢乐,不一样是一种伟大的“爱”吗?
    欢乐——是可以战胜死亡、疾病、劳作和痛苦的。
    欢乐的作用,远远大于墨子强调的粮食,战车,云梯和棉衣。因为正如释迦牟尼所感悟到的那样,人类最根本的智慧就存在于一个动作里:微笑。
    其实就是完全的悲剧艺术,也是给我们带来“哭泣的快感”的。
    但是墨子呢——他关注的是悲伤本身。
    古琴中有《墨子悲丝》一曲,是为一大奇事:墨子最忌音乐,而《杨伦伯牙心法》、《乐仙琴谱》、《五知斋琴谱》、《枯木禅琴谱》和《琴学初津》等,凡收有此曲的琴谱,都说这曲子是“墨翟所作”。
    唯一区别是,此曲有时也称《墨子悲歌》,或直接就叫《墨子》。
    墨子如此忌讳音乐,却会写一首古琴曲?或许是历代哪个读过他著作“非乐”的音乐家故意托名于他,调侃他,也未可知。而且墨子是否真不爱音乐,很难说:譬如蔡邕在《琴操》中对于曾子谱《残形操》一曲的注解中,就谈到墨子当时听曾子弹琴的事,墨子站在门外听,听完曲子后进去就说:“善哉鼓琴,身已成矣,而曾未得其首也!”
    曾子为墨子的音乐感觉而吃惊:因为他当时的确是因为昼梦一有身无头之狸,不知道是否吉祥,所以写此琴曲的!
    一个不爱音乐的人能在音乐中看见如此准确的意象吗?
    3
    音乐的种类与目的很多,全世界共有150多种音乐类型,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原始巫术与宗教时代在祭祀活动中的庆典需要。在最具有代表性的所谓“西方音乐”中,早期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也是来自宗教的——巴赫是新教徒,马丁?路德写的是宗教曲,亨德尔写《弥塞亚》;而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为全人类带来欢乐,恰恰不是痛苦!即使是写《马太受难曲》,其目的也是契合于原始题材的思想的,即:救赎人类。
    一个人得救——就意味着幸福,就意味着欢乐。
    欢乐的艰难其实远大于痛苦的艰难。这正如幽默的艰难远大于严肃的艰难。
    譬如在任何民族的戏剧或文学史上,伟大的喜剧都远少于伟大的悲剧。因为要创造一个充满欢笑,而又充满意义的作品,譬如象阿里斯托芬、莫里哀、塞万提斯、拉伯雷、斯威夫特、冯梦龙、魏德金、果戈里、萧伯纳或查理?卓别林等那样的作品实在是太复杂了!譬如迪伦马特的《罗慕路斯大帝》或尤奈斯库的《头儿》等等——所谓“哭泣的喜剧”。悲剧是喜剧的核心,同样,喜剧也是悲剧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但丁阴森恐怖的《神曲》原名为《神圣喜剧》,而莎士比亚很多戏剧总用“小丑”来窜场的原因。
    在任何艺术领域,哭都比笑来得容易。笑是最难的!
    但奇怪的是,西方神学自中世纪之后,“笑”就被正统宗教尤其是天主教视为一种邪恶和不严肃的行为。因为对于神权制度来说,笑就是讽刺,就是智慧;因为只有喜剧敢于揭示出世界的荒谬与无意义——这正是权威们与暴君们所害怕的。这也是为什么《欢乐颂》比《安魂曲》更伟大,佛陀比基督拥有更多信徒的原因。
    墨子是缺乏“笑”的智慧的。
    他生来似乎就是为了强调疾苦。
    4
    “墨子悲丝”的典故自然出自《墨经?所染》一篇: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之必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独丝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纣染于恶来……”。
    墨子所谓的“丝”,是指的丝绸,丝帛——古人用其象征纯洁。
    胡适曾认为“所染”之文是后人伪作,可以不读。
    但尽管伪作,却还是从某个角度说明了墨家的宗教性质。其实墨子的思想无非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十分强调政治家,贤人或士人的个人品质,在“所染”一文中,列举了很多上古的大人物,士人,认为他们的言行,交际与思想对君王与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墨子觉得:一块最干净洁白的丝帛,是最容易沾染污点的。现实环境中的人也最容易被社会风气所污染。天下本来就象一块纯洁的丝帛,而那些大人物或公众人物,最容易给无知的百姓带来或好或坏的做人态度,也因此就会或净化天下,或玷污天下!
    他还认为做一个优秀的士人,就应该谨慎地保持自己的贞洁。
    但谨慎与贞洁——往往就意味着禁欲与保守:这恰恰是很多神权宗教共同的特征。
    墨子是反对欢乐,反对“笑”的教祖。他面对春秋战国众生的疾苦,觉得欢乐是一种罪过,“笑”是一种残酷。他无法做到孔子的幽默和老子的超脱。尽管墨家门徒都研究兵法,但他们也不可能象孙武那样去“用暴力解释暴力”,或象杨朱那样当途痛哭……他们认为那都不解决问题。
    墨子认为:“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完全象一个专制主义者。
    于是他走向了儒家的反动,就象一位远东的基督那样,率领门徒,哪里有难去哪里,哪个国家被欺凌了,就去帮助哪个国家。他在春秋战争与沙漠里游荡,好象佛教中的“愁面观音”!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了惊世骇俗的布道传教生涯……。墨子是个实证主义与言行一致的人,他效法大禹的“形劳天下”,倡导用实际行动解答思想。他的思想不象基督那样玄奥,却类似基督教的社会主义,甚至类似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奢侈的人的财富就是从伤害别人的利益得来的——如马克思云:“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来自剥削”!用毛泽东的话说:墨子要“为人民服务”!他用吃苦的人格和行为感化了很多人,的确是身体力行。他的门徒也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流派,一个“地下组织”——这个组织以兼爱助人为业,但在必要的时候,却可以杀人放火,任侠殉道,而且成员多为铁血性格,甘愿为了教祖的哲学而断头。墨子死之后,墨家弟子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举一个墨子哲学的权威解释者,称为“鉅子”,类似天主教教皇,极端宗教组织的精神领袖或黑社会老大,史上记载的就有三位:孟胜、田襄子和腹[黄享],所有弟子都愿意为“矩子”流血亡命……。
    陆贾《新语》常言:“墨子之门多勇士”。
    《淮南子》云:“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秦汉间,墨教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制度地下秘密组织。
    墨翟所创立的教权也一直延续到汉代才式微,而民间仍多有“侠以武犯禁”者。墨子树立的人格济世影响了很多民间英雄,尤其是平民勇士,其作用类似中世纪基督教的十字军,以杀富济贫来处理社会不均。于是,“爱”与暴力混淆在一起了。理想主义因现实的丑陋而蜕变为铁血主义。难怪章太炎曾经感叹:“若墨教盛行,中国可能就将象西方教会专制一样,杀人流血”。
    越是刻意标榜纯洁的圣徒,越容易不容异己。
    过度的高尚,往往带来的是残忍。
    在东西方历史上,几乎所有残暴的事件和浩劫,都是为了某个高尚神圣的目的而酿成的,因为“圣人”们眼里总是不揉沙子。妄言神圣——往往就是洁癖!圣人们觉得世界就应该象这丝帛,必须一尘不染,光艳照人!对于那些带来灰尘和颜色的人,带来污染与音乐的人,必须消灭。
    5
    音乐一度成为墨子的死敌。他在其中看到的只有奢侈。他宣称“为乐非也”,并公开批判儒家传习音乐,说“弦歌鼓瑟,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他说他明白钟鼓琴瑟里也有好的东西,“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世,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所以音乐是一种浪费,劳民伤财!
    但是音乐真的是罪过,真的是废物吗?
    恐怕任何时代的人,甚至与墨子同时代的人,也不会这么狭隘地看。
    因为任何艺术的精神作用,绝对不能用物质利益来衡量。
    后人为了讽刺墨子,假托他的名写了首《墨子悲丝》,实在是音乐史上一件很痛快,也很荒诞的事情。音乐之伟大若此,它不仅包含了音乐本身,也可以包容音乐的敌人。墨子没有看到的东西,反而被琴人们看到了。
    其实《墨子悲丝》弹法有二,一悲,一喜。
    得其癫狂教条者悲,得其天真意境者喜。
    这就象一切宗教都有其两面性一样。神只有一个,而信仰者却差异万千。音乐与宗教,都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之物,墨子没有认识到:音乐本无任何罪孽,只是在有罪孽的人手里,音乐才有可能化为罪孽。刀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英国小提琴家梅纽因曾说:“我个人不太喜欢理查德?史特劳斯和马勒的交响乐,因为他们都似乎代表了那个时代德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无限膨胀,夸张和狂妄的感觉”。他说的那个时代,无非是指他们生活过的希特勒纳粹时代。理查德?史特劳斯曾做过纳粹的文化部长。但是理查德?史特劳斯和马勒的音乐本身呢?却可以说永远是好的!只是如果你关注到了纳粹时代的罪孽,才会使你碰巧也关注到了他们音乐的扭曲性——这一感觉被无意识地偷梁换柱了。艺术风格与社会人格被混淆了。
    人类对音乐的误读,只能来自对历史或人类自己错误行为的误读。
    而音乐——尤其是象古琴这种音乐,其本身却是超历史的,是自然,人性与神性的综合流露,而不是意识形态。
    作为佛教徒的晚清琴人谭嗣同曾在《仁学》中说:“三界惟心,万法惟识,世界因众生而异,众生非因世界而异”。此理一也!
    音乐因众生而异,众生非因音乐而异。
    《墨子悲丝》是否能弹好,除琴之演奏技巧外,其根本还是在于理解墨学与音乐的矛盾,我谓之——“悲中见乐”:于宗教的疾苦中发现崇高的音乐(欢乐)。
    宗教或任何哲学完全可以用音乐为载体,而不是视为天敌。
    其实后来在中国的“教徒琴人”中,自北宋“琴待诏”朱文济开始,就有不少来自佛教与道教的,佛教如宋朝的夷中,义海,知白,照旷,明朝的蒋心越,清朝的云间上人、竹禅、开霁、普陀朗珠、谭嗣同等,道教如青城山道士,川派创始人张孔山,上海玉清观道士张鹤,灌县道士杨紫东等等……。还诞生了象《普庵咒》(释谈章)、《神化引》、《神游六合》、《列子御风》或《庄周梦蝶》等这样有典型涵义的宗教琴曲。清僧云间的《枯木禅琴谱》影响是很深远的,而明代万历年间琴人张德新在1592年前后甚至还专门辑刊过一卷琴谱,名《三教同声》,其中四曲都分别取《大学》,《道德经》和《普庵咒》中的原文为辞。
    《墨子悲丝》是唯一的一首与“墨教”有关系的琴曲。
    另外,这首曲子在明朝的流行,实际上也是对其它佛、道、儒三教神权统治的一种叛逆。
    近代虞山派琴人吴景略(1907—1987)善弹《墨子悲丝》曲,吴先生之琴学造诣,曲尽奥妙,听之如摘叶飞花,瀑布飞溅,疾时仿佛万箭穿心,缓处好比雾霭蒸腾……每次追忆先生之演奏,都恍然若古代隔世之音,如登其常熟故乡之崇山修竹之颠,望琴川东去,一泻天际,想虽天池、上瀛犹在,也不过如此。20世纪中叶,毛泽东在中国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犹如一场现代神权,领袖就象一个现代“矩子”,使亿万信徒“皆愿为之尸”。在扭曲的铁血气候下,岂独音乐?无数文化精英之血冲天而起,愚昧与浩劫暴殄天物,而无知者却以此为“理想主义”。吴先生当年也受到过不小的冲击,甚至他的琴人门徒中也有人攻击他。但他在文革期间也从未间断琴学,尤其在对《潇湘水云》、《墨子悲丝》,《胡笳十八拍》、《广陵散》与《梧叶舞秋风》等大曲的整理打谱上,呕心沥血,所成斐然!
    “神”之为物,由来有二:一曰精神,一曰图腾。
    精神者,时间与浩劫之勇气。
    图腾者,迷惘与膜拜之玩偶。
    象吴景略先生这样的琴人,可谓有真精神,有真“神性”的琴人。他对这污浊世界之丝的“悲”,就可以说是一种:欢乐。因为他虽身在疾苦之中,而他的音乐为别人带来却不是疾苦,而是幸福。
    6
    明朝时期,意大利天主教神甫利玛窦到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宗教音乐与乐器,包括击弦古钢琴。当时墨教已经式微。利玛窦是听过古琴的,虽然喜欢,却认为声音太小。他在《西琴曲意?德之勇巧》中说:
    “琴瑟之音虽雅,止能盈广寓,和友朋。径迄墙壁之外,而乐及邻人,不如德行之声洋洋,其以四海为界乎!”
    他的意思是说,音乐虽然很美,却不如宗教(德行)更有影响力。
    但利玛窦也许没有听过,更没有意识到中国琴人在《墨子悲丝》这样的音乐中,蕴涵了多少来自宗教的哀怨和勇气!
    在明朝佛、道、儒三教与皇权并行的大环境里,任何别的宗教本身是受排斥的。这里的原因是朱元璋的早期身份:明教徒。朱早年起义时属于明教义军韩山童的麾下,明教尚红色,所以朱的军队也叫“红军”或“香军”。“明教”是公元3世纪流行于中东波斯帝国和巴比伦地区的摩尼教,唐宋期间东渐,在中国称“明教”,是一个变种。而摩尼教又曾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流,曾被作为邪教,异教而受到信奉拜火教的波斯国王瓦赫兰一世(Bahram)的打击。教主摩尼(Mani216—274)自幼曾是犹太教基督徒派,过着禁欲生活,后来受到神示,自称基督(救世主),开始改宗创教。从三到十五世纪,他的宗教横跨欧亚非三大陆,从非洲原始丛林到中国福建,遍布东西方。而他也象基督那样,被投入监狱,钉死在十字架上。明朝——这一概念就来自明教。他们的教义依然是当初摩尼教的“二宗三际论”。二宗者,光明与黑暗(阴阳);三际者,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明教徒主张在时间中永远有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在交战。而主,就是光明。他每到一个时期,就会重新降临人间,征服邪恶。
    所有代表主来征战的人,就是所谓“光明分子”。
    “明”的意思就是主的光明,是日月的象征。
    但是明教在中国后来与倡导推翻元朝的暴动起义组织弥勒教、白莲教等的教义融合混淆了,再加上政治动荡,它的宗教性也就渐渐发展为一种民间暴力组织,教徒,就是起义者。其服装多为“白衣黑帽”,其活动性质也与当初墨教“矩子”的组织十分相似!
    朱元璋深知宗教的煽动性和危险性,于是在他建立明朝之后,便开始了严厉禁止除正统三教之外的各种宗教结社活动。他曾下令,以屠戮白莲教教徒为名,镇压原来的明教教徒。在各地广插特务捕快,大肆密捕胆敢私立教门者,铲除一切神权余孽。《明律》上说:
    “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莺、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象,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但尽管如此,天下海内的各种秘密教门仍然是层出不穷,席卷朝野,波及八方。自永乐大帝之后,经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至神宗万历元年,凡十帝,一百七十余年,是中华帝国民间密教繁衍最纷纭目眩的时期。无数教派群雄并起,颠覆帝国,以铁血殉教之境界反弹皇权。一直到清朝、民国时期,为反抗满族人的统治而崛起的教派,真可谓林林总总。据清人着《众喜粗言》载,当时除明教、罗教、龙华教、黄天道、大乘教、混元门等大教派外,还有清风教、水月教、闻香教、天军教、朝阳教、飞升教、达摩教、真武教……等等,凡69余种秘密教派,这些教派与本来就浪迹于西藏的花教、断派、原蒙古的佛教,中亚拜火教,回教,后来的洪门、青帮、及各种黑社会组织,拜上帝会,红灯照,义和拳教、八卦教互相参差交错,混淆难辨,形成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文化概念:江湖社会。这些民间宗教教义虽参差不齐,但其组织秘密教主的精神形式依然还是当初墨教“矩子”体制的繁衍。
    有宗教,就有神祗。有神祗,就有神权。而有神权,就有牺牲。
    于是苦行布道之徒遍布街巷,“吃菜事魔”之辈渗透畿甸。各教门之下还有无数支流、会社或香堂,星罗棋布,实为朱明帝制深忧。在民间,象唐赛儿那样或被逮捕,或被杀害的各种宗教信徒,不在少数。
    神:这个字被明朝人演绎为一种极端多元的,象征自由的概念。
    犹太教有格言:“杀一个人,就是杀全世界”。
    《墨子悲丝》一曲,就流行于这样一个神殉的时代。
    它目前最早的琴谱版本存于明朝杨伦《伯牙心法》。
    象利玛窦这样的外国教徒,是很难理解中国琴人的苦心的。因为在中国叛逆简直太艰难了!那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勇气。
    明代琴人们在这琴曲中,注入了对天下污浊,圣徒悲哀的意境和感情。他们为墨子的勇气感动,又为墨子对音乐的误解生气,同时也为当时被无辜镇压的各种教徒鸣不平。在暴政的压力下,琴人们不可能再用别的宗教哲学表现这种叛逆。于是,早已式微千年的“墨教”地下哲学被重新想起来了。因为这是法律上唯一没有明令禁止的一个早就“失传的宗教”。他们要表达自己的愤怒与嘲笑,还要保身守命,将这一精神流传下去。可以说:《墨子悲丝》的音乐,实为当时牺牲的音乐,反抗的音乐——殉教徒的音乐。
    这正如梁启超所云:“其实墨教的精神,从没有彻底离开中国民间”。
    琴人们不是在为墨子的哲学呐喊,而是在为生灵涂炭呐喊。只有在这个“悲天悯人”的意义上说,此琴曲假托墨子之名才是成立的。因为墨教的“殉教徒主义”,在明朝音乐中体现的智慧,已不再是学术上的典籍,而是象“侠”的观念一样,成为中国民间自由反抗精神的一次罕见的抒情,一种罕见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