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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想起了当年换工作之难
想起了当年换工作之难

金凤

第一次进入美国公司工作时,人事部让我在一张雇佣合同上签字。粗读了一遍里面的内容,当我看到什么“雇员(也就是我了) 可以随时辞职;雇主也无须提供任何理由,随时随地终止合同” 的条款时,我顿时觉得浑身凉飕飕的,心中涌出一种难言的苦涩。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无情第一次化成冰凉的文字,赤裸裸地展现在我眼前。

后来在美国呆久了,换了几家公司,就发现到处都是同一个模式。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不签就别想拿工资,我也渐渐趋于麻木,签就签吧。

在提笔画押的一刹那,我会忽然不经意地想起在中国单位工作的日子。想起那些虽然清贫,但却没有后顾之犹的遥远的岁月。不过,人的天性使然,常常是得不到什么,就拼命想什么。虽然在美国怀念昔日的安稳,可是当年的我曾是多么希望能有选择工作的自由啊!

十多年、二十年前的中国,人人抱着铁饭碗,虽然碗里油水不多,可混个肚圆还是有保障的。我们父母那一代,大都是一份工作干一辈子,很少听说有谁遭到解雇、下岗的事情。只要自己不犯大错,基本上都能与一个工作单位白头偕老,从一而终。当然,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也及其有限。许多人为了换一份工作,要请客送礼,上下疏通,不得已时也要拿出点软磨硬泡、撒泼耍赖的劲头。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外文出版局。最初的新奇和热情消失之后,我开始厌烦了那千篇一律的日子。每天翻译的稿件,基本都是些枯燥乏味的党八股文章,什么解放前中国人民怎么怎么样,解放后又怎么怎么样。每当人大会议召开的日子,是周报社最忙的时候。那冗长的政府工作报告,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加班加点翻译校对是永远躲不开的任务。

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人人一台手动打字机。翻译完成初稿后,要经外国专家修改,润色,然后进入审稿阶段。一审、二审,还有终审。再后面就是重新打字,校对。重要的稿子要校对好几遍。翻译、打字、校对忙活一天,下班回到家,常常腰酸背疼,眼睛发干。

负责周报印刷任务的是当时位于海淀区花园村的外文印刷厂。那里的设备非常老旧,打字、排版,一切都是人工作业,连照片都是一张张用浆糊贴上去的。任何文件都不能储存、重用,每一期杂志都要重头开始。为了一本薄薄的法文周刊,报社二十多人常常忙得四脚朝天。

一般来说,定稿出来之后,会有专人头一天送到打印车间,由夜班工人在一人多高的铸铅机器上打出来,铸成铅条。现在想想真是难为了那些工人。他们都不懂法文,全凭眼睛看着,照葫芦画瓢似地打字,错误当然难免。于是我们就要每个星期去印厂校对。工人师傅把打好的铅条摆在铁盘子里,浇上墨,一张张印出来,我们马上校对,发现有错误,就把那个铅条挑出来,重新打字浇铸。有时一篇文章要反反复复好几次。刚把前边改好了,后边的又错了。一错,整个铅条又得撤出来,工人再打字。有时时间紧迫,来不及印出,我们就干脆拿着刚出锅的、热乎乎的铅条直接校对。由于铅条上的字是反着的,字迹又小,又是白晃晃的银色,校对起来难度大些。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一贯思维,看着铅条,想象着它们在镜子里的排列。不过,熟能生巧,时间长了,我们也学会了看反字。

好几次整个版面都编辑好了,忽然发现有一个字母上多了一个小小的注音符号。这时候,如果赶上打字师傅正好上厕所,或者抽口烟去,那就急死人了。我们又怕改了字母上的符号,又出现新错误,就急中生智,拿把小刀,把那一小撇轻轻抠下去。

有一段,部门有几个老同志提议说新来的大学生需要锻炼,于是领导们采纳群众意见,把每星期最烦人的下印厂的任务派给了我们新分配来的六个年轻人。不管刮风下雨,烈日炎炎,星期四的下午我们都要骑上自行车奔赴印厂。我们恨透了下印厂的日子。

外文局是国家事业单位,清水衙门,外快是绝对没有的。后来部门里为了搞活经济,开始翻译出版小册子,每个人能够增加一点收入,也开始发放可怜的奖金。

记得有一年,局里组织外国专家旅游采访,第一次是去武当山,庐山等地。北大西语系的小李被派去做陪同翻译。过了一阵,又去广州、桂林、深圳、海南岛一带。这次部里领导派我陪同,那也是我长了二十多岁,第一次乘坐飞机,心中的激动,至今难忘。其实局里组织外宾旅游的目的,是想让老外们目睹中国的美好山河,体验南方的开放变化,回来为报纸写歌颂文章的。我们参观工厂、农村、幼儿园,也游览了不少名胜。我和小李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几位外国专家对我们的工作也很满意。

回来后不久,正赶上单位里发奖金,领导宣布一等奖、二等奖名单,等了半天也没听见叫我和小李的名字,最后终于明白了,我们两个得了个最低奖,三等奖,才五块钱。我们部门的法国老头听说后,为我们俩打抱不平,说她们两个出去当翻译也很辛苦,为什么只评了个三等奖。不过我心里明白,那些老翻译们窝在办公室里多少年都没有出差的机会,我们刚来没几天就出去游山玩水,人家心里不平衡,发泄一下,也可以理解,所以五块就五块吧。

我那时就觉得,经济上的过度拮据有时会让人的心胸变得狭窄,行为举止变得小气。试想一下,如果大家的收入都高一些,奖金只是额外的惊喜,谁还会计较那一等奖,三等奖?人家还不是因为对我们两个获得出差机会心里不平衡,就在奖金上找补一下?我开始动心思了。

当时离开校门有一阵子了,铜臭味儿也闻了不少。最初那种视金钱为粪土的知识分子的伪清高早已烟消云散。知道守着外文出版局这样的清水衙门,钱袋就永远也鼓不起来,脑子里也琢磨着找个挣钱多的地方挪动挪动。有一天,一位多日未见的大学同学来办公室看我,在目睹了我象翻译机器般的枯燥工作之后,他走时丢下一句话:金凤,你快被物化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经老同学这么一点化,我忽然开窍了。对,人挪活,树挪死,换工作!那时外企公司刚成立不久,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法国公司里当白领。我给同学打了个电话,向他表明了我想跳槽。他帮我在外企人事部一推荐,过几天就通知我去考试。那时外企全名叫北京市外国企业服务公司,英文缩写为FESCO, 后来大家都戏称为之“肥死狗” ,办公地点在朝阳门外白家庄。

我偷偷地跑去考了试,反正就是那例行的法文、英文,笔试加口试。考完了,就心神不定地等结果。过了十几天,外企人事部来话了:行,你被录取了。赶快让你们人事部放人,我们得去拿档案。我高兴得连声道谢,不料谢声未落,人家又加了一句:快点啊,我们可不等你。好多人都抢着要进来呢!一副皇帝的儿子不愁找不着媳妇儿的神气样。

我又激动又着急,激动的是对方终於有了回音,可是又愁啊:这边我还八字没一撇呢!不管那么多,先同法文部领导说!老张平时待我挺不错,可是一听我要远走高飞,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开始说教:金凤啊,我们不能放你,我们还准备培养你呢!你怎么能走呢。我反唇相讥:我在这儿两年多了,也没听说要培养我,怎么现在想起来了?老张说这回是真的,明年去法国培训我们就准备送你去!虽然出国进修是每个人的梦想,可是我非常了解当时部里的情况,而且还特有自知之明。每年就那么两个出国进修名额,那几个工农兵学员和早我半年的七七级的大学生还没轮上呢,哪里有我的份儿?我当时在部门里年龄又小资历又浅,论资排辈我还得等上好几年呢!老张想以此留住我,我才不上这个当呢!再说了,外文局有明文规定,出国回来后,必须在原单位服务三年。三年对我来说,漫长又遥远,我可等不及。

老张这里坚决不松口,我也干着急。后来我又找他,态度比较强硬,明确表示我去心已定,留下来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何必要强求呢?这次老张不再谈送我出国的事了,他改变了拒绝的理由。他说不放我走是怕动摇军心,因为部门里又有一位年轻人提出要离开,两个人同时离开会影响工作,涣散人心。再说了,他如果放我就没有理由不放另一个。他和其他领导商量后的决定是:谁都不放。

现在想想,当时干吗那么傻呀?辞职不就得了吗?不过在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流行辞职这个词儿。再说了,没了工作,没了单位,没了工资,就要变成无业游民,那简直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给我十个胆儿,我也不敢造次。我那时急呀,外企那边还时不时地给我施加压力:怎么回事啊?到底能不能来呀?我们可不能无限期的等你!

听说我要换工作,家里老人都反对:父母嫌我没事儿瞎折腾;公婆说文化部下属的机关工作多体面啊!女孩子做做翻译挺好的,为什么要到外国公司做洋买办呢?听说外国人那儿没有保障,洋人想开除你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开你。。。当时,唯有我新婚的丈夫全力支持我。

我当时也不敢把事情搞僵,万一外企那边等不及,对我关上大门,我还得在外文局呆啊!那时心情烦躁得很,上班也是心不在焉,应付差事。为了安抚外企那边,我也时不时瞅个空子,撒个谎,下午早溜出去两次。从百万庄倒好几趟汽车到白家庄外企人事部表表忠心,告诉他们我正在积极努力,马上就能调档案了。

在万般无奈之际,我想起了走上层路线。对,直接找我们社长去!当时我们的社长是徐克,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干部。局里有外事活动的时候,我曾同他坐在一起,谈过几次话。他也有一个学外语的女儿,比我大两岁。毕业后不久就到了中信公司,在建国门外的巧克力大楼里搞外贸。他同我谈起过他的女儿,说女儿在那里见世面多,工作非常有挑战性。还让我看过她女儿的照片。每次见到我,徐社长都特别热情亲切,老远就叫我“小金凤儿”。

外企那边一个劲儿的催,部门领导又死活不放。我每天度日如年,心里烦躁不安。无奈之余,我敲开了社长的家门,向他阐述我离去的理由。不外乎就是我给外文局已经做了两年多贡献了;我还年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啊;想提高自己啊,等等。还口是心非地说什么:在那边学习提高了,我也许还会回来,继续为外文局出力,云云。经过两个小时的软磨硬泡,徐社长终于发善心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我成全你。只要你们法文部放人我就同意。

我当时心里那叫一个乐啊,夜里做梦都是闪光的。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和我们部门的领导摊牌。老张说:不是我不放你走,是上面的意思。我说,那如果上边同意我走,你就同意,是不是?老张说:当然了。我们服从社领导的决定。我一听这话,心中暗喜。三言两语结束了和老张的谈话,飞一般的跑到二楼社长办公室,兴冲冲地告诉徐克社长:我们部门领导同意了!您赶快通知他们让我办手续吧!我就这样成功地打了一个时间差,没有让他们有时间互相通气。让我烦恼多日的事情就这样办下来了。

下一步就是等待肥死狗那边来人调档案。我觉得万无一失了,只待调令一到,我就走人。没想到过了几天,人事部的处长来电话了,让我下去一趟。我心里忐忑不安,生怕又节外生枝。进得门去,一眼就看到我们的女处长老宋气哼哼地坐在那里。老宋是个复员军人,前不久刚刚走马上任。我见她脸色铁情,义愤填膺,连忙问:“怎么了?出什么事啦?”听了她的解释,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肥死狗人事部的两个人刚走,他们趾高气扬的态度把我们老宋气着了。“瞧瞧他们那个狂样儿!尤其那个矮个子,穿着大皮靴,翘着二朗腿,就坐在这张椅子上,” 她抬起手,指指靠在门边的一张破旧的木头椅子, “他们说什么:年轻人到了我们哪儿,办公在宾馆,出门打出租,出差坐飞机。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谁不想到外企啊?你说,他们这是向我示威来了,还是调档案来了。看着他们那狂样儿,我恨不得给他两脚。气死我了。”

我一听这话,知道情况还好,没坏了我的大事,连忙给宋处长消气:“给他两脚算便宜他了,您最好在他的椅子下面安颗炸弹,把小子炸飞了才好,叫他狂到天上去!”

老宋扑哧一声笑了,用手拍拍我的脑袋:“行了,行了,手续都办齐了。这回高兴了吧?别忘了,到了外企,跟你们领导说说,那两个人事处的人太差劲,要好好教育教育。”

我连连点头,千恩万谢地退出来。心里想:还跟人家领导说说,批评人家,我算老几啊?这年头儿一句洋文不会说,就能混进外企,还进了人事部,肯定都不是等闲人物。那两个小子,不是领导的小舅子,外甥儿,就是哪位高官的儿子,我啊,还是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吧!

两个星期之后,我离开外文局,开始了在肥死狗的新生活。

14 评论

这篇很有意思。是啊,看见当年你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外文局,直为你庆信。我的一个同学的姐姐,很聪明有能力,就是由于家人都信国家教育机构的缘故,结果现在就混得很一般,还在国家教育机构,不过不是肥缺之类的。我的同学就讲美区企业,都是家里人当年的错误。

pis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