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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对换:解读独善斋主的中篇小说“背面”
对话与对换:解读独善斋主的中篇小说“背面”


“背面”是一部多声部复调小说,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反思、体验、印证人性善恶
共存的过程,而这过程充满著众多不尽相同、各自独立的声音和观点。小说用第一
人称叙事方式,以叙述者“我”为主体,将其在狱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融合一体,
既有对社会边缘生活和特殊群体生存状态的真实描写,又是一份作者人生探索,自
我认识的内心经历的记录。“我”既是事件的亲历者、体验者,又是观察者与沉思
者。

小说题旨明朗,故事框架完整,两者均有出发点和返回点----先是题旨:“我”在
叙事开始时提出究竟怎样理解人生的“背面”,“要看到‘背面’也确实不易,只
有身临其境的人,只有灵魂在苦海里熬炼的人,才会懂得为何要“上下而求索”,
难道不是吗”?叙事结束时,“我”终于将“背面”的真正含义公之于众,得出了
善恶并行的结论:“我看到一条扭了一圈而衔接在一起的人生之环(莫比斯环),人
们从正面走到背面,又从背面走到正面,正面与背面竟然是一个平面,无正无背,
无始无终......”;与此同时,故事框架也与题旨相交呼应:从“我”因避
地震被送进另一个“铁网森森”的监狱,到地震警报解除,该回老监狱“东洋庙”
时,“我”经历了对人生、自我和命运的严肃反思。“我”的一问一答和一进一出,
圆满地完成了小说自身的叙事结构。本文试图检验并说明小说对话中各种不同的声
音以及众人物间的作用位置对换是怎样帮助并促进“我”逐步完善对于人性善恶、
事物正反的哲学思考的。

对话不仅指两个或更多的人之间的谈话和相互交流,也指个人拥有自我表述的自由、
机会和权力,让对方和别人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只是满足于被他人表述;同
样,对换也不仅表示人物位置及其作用的变更,也包含某种新的观点替代旧的观点。
对话是话语的移动,对换是人物的变动,就其本质上来讲,两者是相通互补的。

<<背面>> 的叙事方式基本上由对话(包括内心独白)、“叙述语”与“转述语”组成。
相较而言,“转述语”由人物发出但由叙述者“我”直接或间接引入文本,只须表
现人物性格,陈述事件过程;而“叙述语”除此之外,还要联结故事情节,填补叙
事空白等,这从文中“我”的描述即可看出。难能可贵的是,小说的转述语多于叙
述语,而对话所占的比例尤显突出,其中有人物之间的、“我”内心深处的、“我”
与读者的。小说对话更多地注重了“显示”,不强调“说明”,即让人物自己说话,
让故事自行发展,这样,读者很难察觉到作者的权威话语。小说传出众多“小人物”
的声音,尽管有的十分微弱,比如就连神经异常,不能正确自我表述的“呆子”都
参与了众犯人的对话。于是,各种不同的行为举止常在小说中化为个性迥异而生动
的声音展开交锋,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思想的对话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强有
力地烘托了囚犯们的行动和命运。

小说中的“我” 自始至终似乎秉承了天然的交流精神,不失时机与每一位人物进行
对话。与同牢房的犯人自然不用说,就连和相遇片刻的押送警察和同车犯人都发生
过对话:

        ----“带眼镜的出来!”
        ----叫我?!
        ...... ...... ......
        ----“你是什么案子?”
        ----“南京事件。你呢?”
        ----“也是。”
        ----“不准说话!”

无论他人话语还是“我”的话语,都处于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使文本展现出自
身的活泼和动感。这种对话性和复调性标志著某种统一的标准解释或答案不复存在,
没有什么人掌握唯一正确的真理。任何一个人物都只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而已,
“我”也是如此。没有谁能代表权威立场,更不代表某种真理性。因此,对话性的
境遇关系构成了“我”与人物的关系,即确立我与他人,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表
现出了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倾向 。小说的意义正是在对话性的境遇中体现的,而
意义也正生成于人物思想和命运的彼此参照。

让我们进一步观察一下作者分配话语、“我”深入对话的能力以及各位囚犯的坐牢
原因是如何表述的:1,关于“呆子”,读者是从“我”和“总统”、老宋的对话得
知的;2,关于“总统”和“七进宫”,由“我”转述并附之与“我”和老宋的对话;
3,关于老宋,由“我”和后者的长篇对话组成;关于“老鼠眼”,由“我”转述。
至于在小说前半部分没有机会叙述自己生活经历的“我”、“白皮”、“总统”和
“七进宫”,后来都一一用第一人称各自讲了自己的故事(除“七进宫”由“我”转
述之外)。由此可见,作者让每个罪犯有机会自我表述,体现的乃是一种同情与宽容
精神的理论自觉。小说的宝贵价值就在于它的“少数/边缘话语”征象以及对现有大
众话语、习惯思维的呐喊和示威,向人们披露了正统/传统叙述所遮蔽的别一类话语
真相。

社会不总是属于正面人物的社会,囚犯同样拥有讲述历史、表达自己的权力。小说
中犯人们的每一次对话,每一个自述,无不流露出各自内心深处的自责和忏悔:

        “我,唉......,人都是畜牲。” (老宋)
             “去年一件事,让我,怎么说的?良心不安?他妈的,良心值几个钱。
         “我讲这事是我总记著它......” (七进宫)
        “白皮眼里一泡□c水,颤声继续到:“提审员说,我要是当时把那个男
        人送到医院,他还有救,那孩子也不至于被送进孤儿院。我混蛋哪”(白皮)
        “妈的,我这一辈子,就对不住她。” (总统)
        “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到内疚,这算是我前半生做的最坏的事吧。” (我)
        “师门不幸,出我这个逆徒。恕我不能奉告,以免有辱师尊。” (老鼠眼)

在每一个囚犯坐牢的现象“背面”,依稀闪烁著人性善良的亮光。作者从社会底层
甚至反面人物这一视角来审视“文革”及改革初期的历史,给予弱势群体以充分的
话语权力,使位于边缘地带的民间性“少数话语”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空间,真
实地传达了另类世界的生活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思想情绪。

小说除了人物之间的对话,其实还存在很多微型对话,即指个人话语暗含对话的性
质。虽然这是一个人的话语,表面上看是不存在对话的,但同样表达了内心深处
的两种声音或意向,充满了对话精神。这种微型对话尤其表现在“我”的内心对白。
<<背面>>中“我”的独白将近十次之多,这些独白安排在人物思想转变及故事情节
连接的重要时刻,人们从中可看出“我”的内心活动并了解他人生观改变过程的脉
络:

        蔡文姬裂石之音在我心头萦绕。她向天神抗议。我该向谁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七进宫?!这里难道是旅馆吗?他以恶为习,这恶之源又在哪里?自古来
         性善性恶的论争持续至今,我糊涂,我参不透人性的奥秘。

        一个人沦为囚徒,就失去了人的一切尊严。难道不是吗?我还有人的尊
         严吗?

        “为什么还要徒劳?”我感到无助,茫然......

        难道这水泥牢房便是我的坟墓,死于非命便是我的归宿?我还有勇气与
         命运抗争吗?我还有能力拯救自己吗?

        总统还没回来。他还能活著回来吗?这样的人究竟是活著还是死了好呢?  

        我还能再见到他们吗?

“我”的内心独白大都以发问的方式结束:这不外乎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与内心深
处的“我”沟通,一是和潜在的读者交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在倾听另
外一种声音,寻求另外一种答案。对真相的了解、对世界的了解、对自己的了解,
直接关系著人的生存意义。“我”在不断思索探寻,自我反思。“我”也时常处
于一个自我对话并与读者对话的过程,尽管对话往往并没有真的发生,或者更是发
生在叙事者的内心深处。对话丰富和深化了叙事的结构内涵,创造了意识表述的新
机制,而内心独白则为叙事文体注入了另一种独特的活力,因它的意义在于全方位
地更新了叙述形式并增强了叙述本体的情感化,将叙事、抒情、人生思索和心理活
动几方面有机地熔于一体。

与对话交叉重叠的是贯穿于小说叙事结构里的对换。首先是正统的“我”与民间的
“老鼠眼”的位置对换。“我”戴眼镜,是老师,在犯人们看来,属于典型的知识
分子,因此,“我”进牢房后不久很快被他们恳求讲故事,但在倒数第二章,“我”
的讲故事的位置被起初看起来可伶兮兮、其貌不扬,原来却是能文能武、风流倜当
的“老鼠眼”取代,而且这个取代是由“我”主动提出的。“我”讲的是正儿八经
的<<双城记>>,“老鼠眼”讲的则是黄色搞笑的流行故事。从“我”到“老鼠眼”
的变更,从正规到通俗的转化,隐喻“少数/边缘话语”对“大众/中心话语”的示
威和挑战,“我”当然也是这场“少数话语”运动的鼓动者和参与者。细心的读者
不难发现,作者有意在小说多处安排聚集众多的人物,让这些人物平等地交谈、对
话以至于争论,造成欢乐的热闹场面,使文本弥漫著一种平民狂欢的精神。

其次是弱强互换----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四、五、六章里的“呆子”和“老鼠眼”陡
然从弱者变成强者。平时倍受“总统”欺负的“呆子”再遭其羞辱时,终于忍无可
忍,开始大打出手:

        呆子一把捞住总统的胳膊,手持破鞋向他脸上劈去。

        总统没料到呆子竟会反抗,竟会这样有力,这样狠毒。他吓慌了,也不       
         敢回手,也不再叫骂,只是喉咙里爆发出尖锐的呼救。七进宫站在几步       
         之外,帮著总统喊救命。

接著,“呆子”又趁夜晚值班,悄悄把“总统”和“七进宫”的牙缸和毛巾悄扔进
马桶,连“我”也觉得惊讶并感叹不已:“聪明人会作傻事,傻子也会作聪明事”。
至于“七进宫”,他也同样遭遇了“总统”的尴尬:他曾凶狠痛打“老鼠眼”,可
没过多久却突然间跪倒在地上求饶起来:

        “唉,得饶人处且饶人。只有一句话要问你们:以后还敢欺负人吗?”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老鼠眼拎起七进宫的右手,一阵令人眼花缭乱的弹指。
        “歇半个时辰就恢复了。记住:善恶到头终有报。你们还年青,要好自为       
          之。”老鼠眼一付导师的口气。
        七进宫抬起头,脸上一派仰慕。随即又伏下身,“咚咚”两个响头。

原来,“老鼠眼”不仅是讲故事高手,而且身藏绝技,精通气功点穴。不过,“老
鼠眼”虽能文尚武,助人练功健身,且思想敏锐,但自己同时又是一个弱者。他犯
了奸淫罪后,因对判刑缺乏了解,对未来充满恐惧。多亏“白皮”和“我”详细的
案情分析,他才定下心来。“老鼠眼”在狱中同样在寻找友情、安慰和帮助:

        “事实便是如此,你们看会判刑吗?”老鼠眼有些迫不急待。
        ...... ...... ......
        老鼠眼听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那,哪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

对换的高潮发生在大家评选一个“最坏的故事”。按大众话语即社会常理说,比起
其他犯人的奸淫、偷窃和见死不救,“我”所做的坏事不过是在“文革”期间有一
次逼著一位老人学狗叫,应该算最不严重的,结果却被评为“挂著天使面具的罪犯,
却消遥在法网之外。兽性中最坏者”。“我”不曾认为自己干过坏事,但“老鼠眼”
的严厉批判使“我”改变了自己是国家栋梁,而其他犯人是社会渣滓的自我为中心
的人生观。

这种观念的改变,也逐渐缩短了“我”与犯人们的心理距离,使“我”对犯人们的
态度变得更加亲和温柔。刚到牢房的时候,“呆子”在“我”“脑子里猛然掀起一
个可怕的幻影:他举著斧子在杀人”,而等离开时,“我”则“看到呆子憨憨的笑
容,看到犯人们告别的致意......” 。 身为老师,狱中的“我”更像是一
个经历启蒙教育而迅猛觉悟的学生。读者看到,当“我”离开监狱时,关于命运,
关于生与死,关于恶之源,关于人性的奥秘,“我”的认识和理解都发生了质的变
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主观精神历程正是通过小说客观呈现的对话关系来体
现的。

由此可知,如同对话,对换也是小说的一个叙事策略,它们相互印证并加强了“正
面与背面竟然是一个平面”的题旨,“我”的坐牢体验,说明正反好坏的关系从来
都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并肩而立、相辅相成的。透过对话和对换,“背面”审视
与生俱来的善与恶的现象和矛盾,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痛楚和焦灼。本来,
生与死的尖锐对立,善与恶的背道而驰是人生无法解脱的基本矛盾,但这些二律悖
反却总是以二元互补,而不是对立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眼前的。二元之间的关联,在
小说早已化为话语的交流,强弱的转化以及观念的改变。

社会边缘特殊群体在每一个时代的潮流中所经历的苦难、挫折和磨练,很少会被历史
记录下来,在时间的冲击中,他们的的内心话语正在一点点地被遗忘、被吞噬。<<背
面>>善于从个人视角观照历史,关注这个群体的内在世界和经验意义,是典型的“个人
叙事”。通过对个体经验的展示,作者探讨一种可以穿透个体经验的、归隐在经验
背后的那些深层次的内涵。<<背面>>营造立体、多元、流动的叙事架构,刻意渲染、
透视人性,将人的私欲描绘成一种不可理喻的力量,以至于人性的面目在它的驱使
之下常常显得变幻莫测。通过文本中的对话及对换,作者似乎在提醒人们,切不可
以结局来评判个人,以现象来推断实质。由大众话语所言述的标准,势必遮隐了属
于“少数话语”的真相,因为社会和历史是由多种话语构成,其生成与运作的动力
并无什么大小、主次之分。正是秉持著这种话语权力,小说成功地实现对“少数话
语”的张扬,从而解除了大众话语的习惯势力,让人们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真实动人
的另一番景象。

24 评论

到底是专业,写的地道。

当然我也能看到了小小的不足,这回忍了不说了。

we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