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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年
这篇小说的草稿比较隐晦,该说的没有说。我的一位朋友仔细看了一遍,为它逐章提出了修改意见。谢谢你。现稿和原来的草稿比,有很大的不同。李佑生是一个边缘人,尽管他活得不痛快,我还是很喜欢他。他眼下还算诚实清醒。

驴年


简杨



  七月的北京,骄阳似火。
  
  李佑生从母校出来,本想先看看校门外的风景,可刚遛达了一阵儿,就觉得路上险象丛生。他只好拦了一辆出租。他一在车座上坐好,便习惯性地把安全带系了起来。司机用眼角瞟了他一眼,问他一声去哪儿就显摆似地拐入了车流。北京的路和一个屠宰场差不多,每辆车都象困兽,开车人若没有肉搏的胆量就冲不出重围。从学校到西直门不算远,李佑生却一直心惊胆颤,手不由紧紧抓住门把,象一个将要溺死的人揪住了谁的裤角。但还没等车开到蓟门桥,他已看出了门道。北京的路况疯狂是疯狂,司机和司机之间也有默契。他们的车每次都是擦着别人的尾巴换道的,李佑生有时连前面车里人的后脑勺都看到了,两边的司机也把喇叭按得象尿急了一样疯狂,却不见有谁大骂。

  李佑生看出了司机的老练,悬在嗓子眼儿的那颗心也就落下了地,搭讪着和司机聊了起来。司机是个南方人,白净的面孔,淡黄的牙齿,说话慢慢地,透着斯文。车里很干净,连那条几乎还象崭新的安全带上也摸不到一点儿尘土。车里还散发着一种莫名的甜香,不是李佑生从加拿大同事身上闻到的男用科隆,倒象他老婆用过的香水。司机的驾驶执照贴在乘客座位的前面,上面写着:张小路。张小路年龄不大,脸上略带京城人的世故。他很爱说话,一边按着喇叭,一边问李佑生是从哪个国家回来的。李佑生这次回国探亲,最忌讳的就是别人问他这句话了,好像出国是一桩罪,早已刻在了他的脑门上。他忙说自己根本没有出过国,一直在大学当老师。  

  张小路斜了他一眼:“真的?可哪个学校的老师会象您这样,站在人行道上又叫又跳,生怕别人看不见您?哪个上了车就要系安全带,好像我成心要把您往死路上带?哪个又象您一样,口袋里放着烟,却问司机车里能不能抽?”  

  张小路的京白已经很地道了,但那几个“您”字却说得规规矩矩,没学到京腔调侃人时的神韵。他说“哪”的时候,也不知道象北京人那样轻轻带过,怎么听怎么象个“辣”字。李佑生不由想起自己刚到北京上学时,也曾十分喜欢说北京话。如果不是因为儿话音说得连自己听了都觉得不象,他肯定会把北京话坚持到底的。

  通过和张小路的几句闲聊,他渐渐放松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昨晚才在招待所里买的白沙,给自己点了一支。他笑道:“哪个司机象你这么会观察人啊,你是探子还是便衣?”

  “我是作家,”张小路从容地说。

  “哦,是吗?那开车是你体验生活啦?你写过什么作品吗?”

  “不,开车是我的本行,作家是我想做的职业。我这些年遇到的邪乎事特多,跟谁说谁都不相信那是真的。我的小说专门写那些邪乎事,已经写了三十多章了。”

  “好家伙,那得有多厚啊!”

  张小路笑道:“小说哪有比厚薄的,得看思想!你读过那个什么人写的宝贝没有?虽然也和一块鸡胸脯差不多厚了,可写来写去,也就是一个字:脱!”

  李佑生道:“那人家还是蛮有眼光的,这年头,书一沾上脱字就能卖钱。”

  “写脱衣服是那些女作家的专利,我的书里一个脱字没有。”

  “你真有志气。书名叫什么?你以后要是出了书,我一定会买。”

  张小路笑道:“真的?叫《 驴年》。”

  “驴年?十二生肖里有属驴的吗?猴年马月我倒是听说过。”

  “驴年的意思就是根本没有的一年。我刚才不说了吗,我遇见的事都特邪乎,就给自己的书起了这么个名字。”

  二人说笑之间,车已开到了西直门。李佑生下了车,张小路说:“老李,你真聪明,在北京转悠还是坐地铁最好,你要上了西直门立交桥就算倒大霉了,那桥特别难走,没十天半个月的根本下不来。”李佑生看看那座桥的巨大身影,道:“这桥真有那么复杂?”张小路道:“那还有假?你在那上面走一回就知道什么叫劳改了,下了桥后我保证你会变成一个新人。”李佑生大笑起来,和张小路挥手告别,但张小路又从车窗里探出了身子,说:“老李,你知不知道现在北京已经有了轻轨,你办完事坐地铁,再倒一下13号线,能一直坐回去。”

  李佑生谢了他,张小路把车一掉头,便冲进车流去了。李佑生一边往地铁里走,一边想,张小路好象知道自己住在哪儿。他然后想起他就是在母校附近坐上张小路的车的,便暗笑自己多心了。

  大街上热浪冲天,李佑生热得几乎要昏过去了。他已经忘记了北京的夏天就是这么热的。

  路上的人似乎比他出国那年增加了两倍。人们往来匆匆,谁也不看谁,好像每个人都肩负着特殊的使命。马路左一条右一条地蔓延,有的已经通到了居民区和办公楼的旁边。北京现在成了一出门就上路,一改过去的架势──街道、巷子、院子、房屋,从从容容地过渡。车辆充塞着街道,象蚂蚁那样勤快而耐心地蠕动着。以前在李佑生记忆里十分茂密高大的树们,此刻连一点儿阳光都遮挡不了,在路边无精打采地站着,仿佛知道自己的作为正变得越来越有限了。路上的柏油比皮糖还软,他踩在上面就象走在了云里,深一脚浅一脚,心里十分不踏实。路的两边,青色和锈红的铁皮把一个个建筑工地包围了起来,使拥挤的人行道显得更加狭窄。铁皮后面还不时传来一阵阵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那声音和汽车的喇叭声、小贩的叫卖声、人们的脚步声汇合在了一起,在李佑生的耳朵里不断回响。

  李佑生觉得喉头阵阵刺痒。他不时咳嗽着,却咳不出一丝痰来,嗓子里象是有一团湿透了的棉花,正紧紧贴在气管的壁膜上。这块棉花已经堵在那里好久了。从一个月前他在北京机场着陆起,他便开始了咳嗽。起初只是轻咳,他并没有在
意。后来,他访亲探友,风尘仆仆,情形逐渐狼狈。在老家的头一个星期,家人们都因为他回来了而欢天喜地,他却水土不服,直跑肚子,连母亲为他精心准备的饭菜也不敢多吃。到北京后,因气候干燥,每天早晨起来,他总能从鼻孔里擤出点儿血来,轻咳也变成了剧烈的干咳。他有时会咳得鼻涕眼泪一起往下流,比林黛玉还要脆弱。北京是此次旅行的最后一站,他早已累得要命,只想躺在招待所里睡觉,但他还有几个约会和饭局,根本不敢休息。

  李佑生咳不出痰来,便觉得一阵气紧。天气真是太热了。记得早晨在招待所看电视新闻时,播音员说今天将会是个晴天。此时是下午四点整,他分明觉得很热,可抬眼朝上看时,除了灰蒙蒙的一片天空,却找不见太阳藏在了那里。但太阳无处不在,从他的脚下、背后、头顶,不断散着热,烤着他。

  在一块被铁皮围起来的栅栏前,四个盲人正坐在地上拉着二胡。拉的是刘天华的《光明行》。他们拉得迅疾、流畅,却没有抑扬,也许是蒸腾的热浪使得他们也急躁了起来。他们的眼睛向上翻着,黑红的脖子仰得很高,耳朵竖起,专注地听着别人的节拍,在身后红色铁皮的衬托下,花白的头发是那么显眼。这几个人看上去六十开外,和李佑生的父亲差不多大,正是该在家里颐养天年的时候。见此情景,李佑生觉得自己双眼一热,心里不由叹道:“都什么岁数了,还不得不出来卖艺,也没人管管他们的死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轻轻放进那些人面前的铁皮罐里。

  罐子里只有几个硬币和几张纸票。行人们匆匆赶着路,坦然地从那些盲人面前经过。好像是受了二胡调子的感染,他们走得非常快。李佑生走了几步,又转回身去,把一张五十元的纸币放进了那个铁皮罐子。


  李佑生在加拿大生活的这些年里,对北京最怀念的有两个地方:地铁和后海。

    他现在居住的那个加拿大城市没有地铁。小城的人口刚过二十万,街道上平日空荡得可怕。每当早晨从睡梦中醒来,他会期望地从卧室的窗口朝外看,但城市永远都寂静得象一个荒凉的坟场。因为那里的冬天漫长,他把一年分为了两季:冬季和建筑季。冬天一完,被冰雪破坏的地面到处是坑坑洼洼,建筑工人们便忙着打补丁了。唯有那时,道路才会显得略微拥挤。李佑生没结婚那阵儿,喜欢开着车沿河慢慢行驶。他起初还总想遇见点儿意外,但眼里除了树就是河,什么也看不到。他开着开着车速便慢了下来,慢得象在散步。坐在车里,他心里既安静又茫然,却不舍得把车开走。河水荡漾着两岸住家的灯光,象他从北京地铁的玻璃上看到的光芒,忽明忽暗。

  现在他终于回到北京了,一回来他就想到了地铁。刚进入西直门地铁的站口,一股久违的凉风便迎面扑来。他低头站了一阵,才象为自己鼓起了足够的勇气,慢慢走了进去。

  他没回来前还总想着后海。他一会儿就要去后海了,坐完地铁,再倒出租,象当年那样,去那里等一个曾经爱过自己的女人。加拿大小城河畔的风景,不仅让他想起过北京的地铁,还更让他想起后海和自己年轻时伤害过的那个女孩儿。他有一次参加完了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晚会,又下意识地把车开到了河边。他停在河边,不知道是时间死了还是自己死了。当他的车用散步的速度从那里离开时,后海惆怅的气氛又一次在河水里荡漾。河光象丝绸一样,冷冷地在他心上抖动。

  李佑生登上了一辆通往鼓楼的地铁。车内拥挤异常。他的喉头又象被棉花堵住了一样,连喘气都觉困难。这里既不是深夜的异国小城,也不是多年前的北京,人们摩肩擦踵地站着,他只觉得热,尽量将头挺起朝上看。突然,他觉得自己嗓
子里的那块棉花象有了煮玉米的甜香,一股气味缓缓地从他身后飘了过来。在地铁有节奏的颠簸中,一个人的身体正轻轻地碰着他。一次,两次……

  他知道,那是一个女人的身体。虽然她站在李佑生身后,地铁也挤得让他无法回头。那人背着一个松软的背包,因为来回颠簸不得不和李佑生频繁靠近,她就把背包抱在腋下,将自己和李佑生隔开,但薄软的裙子却依然贴着他的裤子。她的一只手微微弓起,把李佑生从她的胸部挡开,另一只手想握住附近的一个栏杆,但车内的拥挤使得她只能用指尖和它勉强接触。尽管看不到女人的面目,李佑生却被她那象贞女一样的自我保护意识感动了。他把自己的身体往外挤了挤,给女人留出了一些空间。她的手这才安全地握住了栏杆。他听见她轻轻松了一口气。当地铁猛然停止时,在惯性的作用下,她一下靠在了李佑生的身上,一把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

  “对不起,”她用柔软的南音说,手也立刻松开了。

  李佑生从鼓楼那站下来,女人也跟在他身后走了出去。他故意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站牌。身后的女人很年轻,其实更准确地说,还是个孩子。她穿着一件白布的无袖上衣,淡花的长裙象美人鱼的尾巴在膝下轻轻摇摆。她留着男孩子一样的短发,瘦削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见他,女孩子羞涩地笑笑,像是感谢他在地铁里的好意。但她没有说话,匆匆超过他走了。他的脸热了起来,转身朝地铁的另一个出口走去。

  李佑生今年刚过四十,照理说正值男人的“豆蔻年华”,但他心里却疲惫不堪。回国探亲前,他和妻子王蔚然的日子已越过越没有意思。自从他失业后,两个人便隔三岔五地进行口舌之战。他一般总在让步,但无论他怎么妥协,王蔚然还是千方百计地会在每次舌战中说最后一句话。她的强硬态度渐渐从地下发展到了床上,令李佑生倍感压抑。

  他失去工作的那天,心情郁闷得要命,一回到家,王蔚然没等他坐稳,却宣布他们应该再换个房子了,还问他:“你看怎么样?”

  他问她为什么要换。王蔚然说她的教授朋友们都至少住着四五十万的房子,而“这个东西”,她蔑视地用手象指挥家那样一划,“简直就是个鸡笼”,所以“我们一定要换”。他不愿意换,说自己在房子上投入了很多,花园经过三年的整理,终于看得顺眼了,厕所他也修了,灯也都换了,房子还刚刚刷过,到夏天时,他还准备把阳台和房顶都修一下。

  王蔚然说,“算了,你修来修去,就象给八十岁的老太太整容一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他不由嘟囔了一句。王蔚然立刻皱起了眉,问他在哼哼什么。

  他没好气地重复道,“如果是给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整容,总还有点儿希望吧?”

  王蔚然顿时气恼起来,瞪着他看。他意识到自己说重了,马上陪笑道:“我不是暗示你的年龄,而是在说这个房子,不也就只有二十年的历史?比你我都还年轻呢!”

  王蔚然却不领情:“你想挖苦就挖苦吧,我长得怎么了,不就是相貌比你以前的女朋友差点儿吗?可在这个地方,女人长得漂亮了有什么用,还不是我在一直养这个家?”

  李佑生一听又烦了,说:“随便,都是你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但你既然要买房子,我也就修不成房子了。我呆在家里也没什么用,还不如回次国,看看情况。我要在这边一直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在那边找找。没准儿我今后不回来了,你倒想起我的好处了。”

  吵架归吵架,上了床,王蔚然却依然殷勤,虽然李佑生没什么兴趣。被老婆折腾过后,他就失眠了。王蔚然非要买那种车库建在前面的房子,而他最恨的就是那种。车库耀武扬威地站在房子的旁边,车门大开,活象一个有暴露癖的人。他和王蔚然多次重申过这个观点,她却挖苦他的自我是越来越小了。

  李佑生此时站在后海边,摇摇头,想把苦恼暂时忘记。

  后海是他记忆里最后一片真正的北京了。浓密的垂柳,一望无际的荷花,古色古香的院落,赤着上身钓鱼的老人,在过去只能通过一辆人力车的窄窄的小径,到处流露着旧书里写过的恬淡。

  喜欢热闹的人也许会觉得这里乏味,李佑生却千里迢迢,故地重游。他来这里是要见一个人,薛琴,他的大学同学和初恋女友。李佑生出国后因抵挡不住王蔚然的强烈攻势,不到一年就把薛琴给冷落了。这些年来,他和同学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也总有人跟他说起薛琴,他因为心里有愧,却一直躲着她。直到昨晚在母校的招待所落脚后,他才拨通她的电话。薛琴很平静,表示一定会和他见面,还特意在后海的一个茶社定了座位。李佑生一夜辗转反侧,想着自己应该跟她说些什么。

  坐在薛琴订好的房间里,李佑生却不象昨晚那么激动,脑子里一遍遍想着的都是地铁里的那个女孩子。在国外的这些年里,他很少在中国女人身上看到她那样的美,从眼神到体态都充满活力。王蔚然走上他的生活舞台时,已经是一个面无血色一切都有计划和章程的成年人了,而薛琴却一直没有成熟过。李佑生离开北京时,薛琴刚刚二十四岁,一说话却还象个小姑娘似地,吐舌,格格地笑。他多次在睡梦中梦见过薛琴,惆怅之中却觉滑稽。因为她怎么看怎么象个没长大的孩子:吐舌头,做鬼脸,捂着嘴笑……

  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她还象以前那样吗?


  李佑生正要把一杯菊花茶端起来时,门口突然响起了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在那个穿蜡染旗袍的服务员身后,站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女人衣着华丽,肤色粉中透红,闪着亮光。她上身昂然挺立,两条腿却细得要命,裙子短短地刚过了膝盖。猛看上去,就象一个巨大的西红柿立在了两根筷子上。

    女人一见他就兴奋地挥手,看他犹豫,便把手放在心口上,激动地喊道:

    “佑生,是我啊!”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刚喊完了他的名字,手就象小孩子那样,紧紧捂在了嘴上。

    李佑生两腿发软,站也站不起来。“天哪!”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轻轻叫道,“薛琴?她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手忙脚乱之中,他把茶水都打翻了。他好容易才把一张椅子拉开,薛琴已挤进来坐下了。李佑生掩饰着内心的震动,为她倒了一杯茶。

  薛琴又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便不说话了。她一会儿把头埋下,一会儿摇着头看他。她其实一点儿都没有变。那些孩子气的动作以前虽然显得古怪,现在却突然象一件为她量身定做的外套,严丝合缝地落在了她的身上。李佑生的脑子里象有千万马蜂飞着,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我变了吗?一定变了,你不说我也知道,变得不如以前了吧?可你还是那么年轻,和以前一样!”她迅速地说着,不时感慨地摇着头。

  李佑生突然意识到,薛琴可能是除他母亲之外曾经最爱自己的一个女人了,这才慢慢平静了下来,微笑着说:

  “你没有变,和以前一样。”

  “真的?”她的脸越发红了,“你不知道,自从听说你要来北京之后,我就使劲儿减肥。我当时那个死样子是不能见你的。你要回来,也逼着我认真看了看自己的生活,看出了一堆问题,也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她顿了下来,象等他的反应。

  “唔?”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微笑。

  “我终于和我先生分居了!”

  他惊得“啊”了一声,“那怎么行,就因为我回来?你不要这样,我这个人并不好,年轻的时候对不住你,再说我也结婚……”

  薛琴却打断了他:“怎么会是因为你?我早就想和他离婚了。”

  李佑生干咳了几声。本来他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答话才咳嗽的,谁想一咳开了头,却怎么也停不下来了。他咳得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嘴里的一口茶也差点儿被喷了出去。他扭过头去,把茶吐在纸里,这才向薛琴道歉道:“对不起,我一回来就咳嗽,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薛琴说:“肯定是因为这儿的空气不怎么干净。”

  李佑生道:“空气是肯定不如那边干净,可我是在国内长大的,二十几岁才离开北京,不应该这么娇嫩吧。真怪。你接着说。”

  薛琴就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他比我们高几届,和我在一个研究所工作。起初我看他还勤奋老实,又加上你出去后就杳无音信,我父母一天到晚都在给我说媒拉线,我也就只好凑合了。我们结婚以后还算合得来,两个人穷得叮当响,但日子过得挺自在。你想想,我们刚到北京时有什么,不就是两个破书包?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一点儿都不觉得苦,一天到晚美得象什么似的。可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他却什么也不在乎了。尤其是在当了那个博导后,他就什么都学会了。到后来他招了一个女学生,便白天他导她,晚上人家导他……”

  她尖刻地象倒豆子一样地说着。李佑生难以置信地看着她。这次会面和他想象的一点儿都不同。他以为自己会道歉,伤感,忏悔,向她诉苦,她会流泪,原谅自己,他甚至还害怕过自己会出轨,怕两个人都把握不住。但现在,一切都出乎他的想象。她愤怒地控诉着的,不是他当年的无情,却是另外一个人。他吃惊之中又有些伤感,知道她已经跨过自己了,让她真正伤心的人才是她一直爱着的人。而他能在多年之后成为她抒发苦恼的听众,也说明他们的一切真的成为过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等离婚手续办下来,我就结婚!”

  李佑生惊得几乎要从椅子上摔下去了:“结婚?你不是还没离婚吗?”

  薛琴的脸羞红了起来,“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奇怪。我和我男朋友相处已经一年多了。”

  李佑生一下子想起了中国人在吹牛前爱说的几个字──“你爱信不信”,故事说出来后却常常不能服人。但此番见过薛琴,他今后无论听到什么都会相信的。

  薛琴朝窗外看了一眼,“他就在河边等我呢。”李佑生问她为什么不让人家上来,她便走到窗口,朝一个正面对后海站着的男人指了一下,“那就是他,他是个警察。”然后她拿出手机,拨了几个号,笑着说:“你转过来,我们都在看你呢!”

  男人回过头,向他们招了招手。

  这一看,李佑生又吃了一惊。那人相当年轻,比他要小好几岁。

  薛琴不打自招地说:“他九零年才上大学。”

  李佑生望着她,开心地笑道:“你还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吗?好多人在讲故事前都喜欢说句‘你爱信不信’,小薛,告诉你吧,今天见了你以后,再有人问我爱信不信的话,我一定会没听人家讲故事就连声说信的。你这样活着真好。我希望我能象你一样。”

  薛琴却正色地看着他,眼睛里有了哀怨:“佑生,你太太对你怎么样?我一直以为你找到了比我好的人,所以当时也就没有追着你不放。可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总不能我们两个人都过得不顺吧?”

    他抿了口茶,轻轻说:“还好,还好。我太太很能干,她是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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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佑生坐着地铁又回到了西直门。出了站,他一下就看见了那座笨重的立交桥,象一座神秘的堡垒,遮天蔽日地立在那里。无数车辆爬动在桥上,仿佛正朝天空升去。在他不远处,是桥的一个出口,不少汽车正鱼贯而下。从他身边经过时,司机们好象都经历了炼狱,神情疲惫无比。他本来想找辆出租,但一想起张小路说过的话,就变了主意。

  他很快便找到了十三号线的入口。天已经有些黑了,人们的神色也不似早晨时那么匆忙。也许是他的心情不再七上八下了,他竟觉得迎面走来的人们,脸上都有了柔和的笑意。好几个女人经过他时都神情友善,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就象他在异国街头碰见的路人,对他不是微笑就是问侯,他不同样表现就不好意思。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错了。那些人象念咒语一样说的是,“发票”,“发票要吗”,说完了,见他没有反应,便象游魂一样飘到别处去了。

  十三号地铁站内空旷干净。李佑生坐在一条长凳上,默默地想着与薛琴见面的情形。她真是一个好人,就那样轻而易举地把所有话题都揽到了她的身上,让他免去了很多麻烦。是她信任自己,还是女人其实都是一样,一定要把心事都倒出来了才可罢休?他为什么只会听别人的倾诉而不能对人倾诉,为什么连那样的时刻也没有把握住,对旧爱说说自己出了问题的生活?这次回国来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想轻松一下,和朋友亲人见见聊聊,为自己这辆破损的老车充点儿油,为回去以后继续磨损做好准备吗?

  尽管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生活出了问题,心里也憋得难受,但要他把心事告诉别人,他却做不到。他连自己都不愿细想那些问题。王蔚然和他同一个专业,毕业后幸运地找到了教职,而他的运气差了一点儿,进了研究所。他们结婚多年,除了没有孩子外,生活几乎是美满的。但从前年起,研究所经费缩减,试验室里不断裁员,搞得人心惶惶。到了今年初,他这个骨干竟也没有了饭碗。但他已经不象刚出国时那么紧张了,他和王蔚然毕竟工作了这么多年。他们以前也曾对彼此说过,谁今后丢了工作也不要怕,因为光靠一个人的收入也够生活了。所以,在失业后的第一天他还很洒脱地对王蔚然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不妨在家休整一段时间,反正“咱们”也不缺钱。但没想到她却来了那么一句,她要换房子了。

  他一休整竟休了七个月,休整得王蔚然脸色一天比一天黑,他心里一天比一天发毛,渐渐连做爱时都心惊肉跳,觉得自己满足不了她。王蔚然很瘦,喜欢穿紧绷绷的款式,身体的各个部件虽然都能到衣服的位,却也精确得可以做解剖课上的标本。她的胯瘦得和刀柄一样,连她自己有时都会不好意思。为了避免让两个人磕碰,她要求做爱时坐在上面。他同意了。但第一次从下面看到她那亢奋的样子时,他觉得恐怖极了。她根本不象是在做爱,倒象是在强暴他。渐渐地,他便多了一个毛病,必须关了灯才行,心里虽总想草草了事,可又怕她不满意。

  记忆里的薛琴也曾是一个瘦削的女孩子,不说话就罢了,一旦说话,就会做出那些孩子气的动作。李佑生曾疑惑过,如果自己当年把她接出了国,她是会象一块加了酵母的面团那样,头角模糊得膨胀起来呢,还是会和王蔚然一样,象一块砍下的木头,干得除了棱角什么都不剩了呢?

  想到薛琴,他又一次苦笑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两个人的见面竟会是那样的。薛琴没有给他道歉的机会,是因为她根本不需要自己的道歉了。在离开国内的十几年中,李佑生过得四平八稳,一度也对自己的状态很是满足。但他别说在事业
上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了,就连在他家的衣柜里,至今还很恋旧地挂着几条他出国前买的图案陈旧的领带。而薛琴却变了,婚没有离就又准备结婚了。她变得真快,就象长了一对翅膀。

  正想之间,一股淡淡的香气缓缓朝他袭来。他朝四周看去,一个身穿花裙子的女孩儿象一个精灵,踏着半高跟的黑色凉鞋,背着一个淡褐色的线织的袋子,轻盈无声地走在空旷的大厅里。李佑生心说自己一定在哪里见过她。女孩子的脸线条清丽,嘴长得相当秀气,微微张开着,好象随时都会向他说些什么。

  李佑生想起来了。早晨见过她。在地铁里。

  他的呼吸骤然加速。女孩子却没有注意到他,一直走到他身后的椅子上坐下。地铁来了,李佑生站了起来,和她打了一个照面,他若无其事地笑笑。她的眼睛一亮,嘴唇轻微地动了一下,似乎在说:“是你啊。”她继而微笑了起来,笑容
慢慢在她脸上展开,象一道阳光,让李佑生的面前一片明亮。

  象见到了一个老熟人,李佑生自然地问:“下班了?”

  女孩子说一口绵软的南方普通话:“不是的,我在做家教,给人补习外语。”

  地铁来了,他们说着话走进车厢,坐在了一起。短短的两分钟内,李佑生已经认识了她。女孩子的身上不时散发着一种熟悉的香味。她说她刚上大学二年级,读外语专业,暑假没有回家,做家教挣钱。她也知道了他,因为他问现在上大学
贵吗,她刚说了一年两万多,他便说,“那么多啊,我们那时候可不用交学费。”她问那时候是什么时候。他说,“八十年代。”她象吃了一惊那样“啊”了一声,凝视了他一阵,问:“你有那么老吗?我的那些老师看上去还没你年轻呢!”

  这话把李佑生说得心花怒放。虽然薛琴也说过他年轻,却没有让他如此得意。他就干脆装成一本正经的样子,把头发抹了抹,把肚子往回吸了一下,“这样就更年轻了,”他笑道。女孩子也笑了。他和她不停地说着话,象久别重逢。也许是她身上的香气让他昏了头,生平第一次,走南闯北十多年、对陌生人向来守口如瓶的李佑生,把自己的大致身世一下都告诉了对方。

  女孩子叫徐瑶,就在李佑生母校对面的那所学校读书。李佑生是在两个人一起出了站后才发现这个巧合的,他也就难免继续兴奋下去。当他对徐瑶指出自己和她同路时,她起初不相信,然后也有些兴奋,笑得更加开心。李佑生接着对她讲起了一件往事。他在加拿大读博士时,一次在学校的厕所里遇到了一个中国人,而那个人居然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当时把皮带草草系好,就和同学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她笑得前仰后合。在那银铃一般动听的笑声里,李佑生又加了一句,“这就叫‘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女孩子和他挥挥手,朝对面的学校走了过去。她的身影很快就汇入到她的同龄人中去了。李佑生慢慢朝自己的母校走着,不无惆怅地想,自己已经老了,再也不可能象那个女孩子一样年轻了。回想着自己刚才谈笑风生和登徒子差不多的嘴脸,他几乎都要恶心起来。同时,嗓子里那种让他窒息般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大声地咳嗽着,“啪”的一声,一口痰在地上着陆了。望着那口痰,他有些吃惊。这是他十几年来第一次在公共场所吐痰。仅仅回到北京两天,他就故态复萌了。

  “李老师,李老师,”一个女子的声音从后面追了上来。

  是徐瑶。李佑生没想到她会回来,心情立刻也不象方才低落了:“是你啊?”

  “你住哪个招待所?我如果明天晚上没事,可以陪你出来看看北京。北京这几年的变化还是蛮大的。但我现在还说不准我有没有时间,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李佑生告诉了她自己住哪儿,她也把她的手机号码留了下来。两个人这才告别了。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了招待所,一进房间,就仰面朝天躺在了床上。

  要是她明天没空呢?


  “明天”终于来了。

  缓慢地,燥热地,太阳爬上了招待所那扇明亮的窗户,照在了李佑生那朝东撅起的屁股上。

  电话响了,他满怀期望地拿起话筒,却听到了老同学刘经纬的声音。自从刘经纬和他在加拿大某大学的厕所里见了一面后,两个在国内时并不十分亲密的同学,这些年来已经变成了莫逆之交。刘经纬做完访问学者后就回到了母校,如今已是殊荣加身,倍受部里和学校的重视,成了一位俗称是“双肩挑”的青年科学家。

  刘经纬说他把在北京的老同学都找到了,今晚要请李佑生吃涮羊肉。李佑生奇怪地问,大热天地为什么要吃涮羊肉。刘经纬道,“你忘了吗?我们从前都在加拿大时,你一不吃鸡肉,说鸡饲料里加了很多激素,吃了不健康。二怕吃猪肉,说猪肉里面的血总是放不干净,吃起来有股怪味儿。有年过圣诞,你想吃涮羊肉却买不到,就切牛肉片,结果把手都切破了。你当时跟我说,今后回国探亲,第一顿饭就要吃涮羊肉。”

  李佑生听了非常感动,真不愧是一起在外面饿过肚子的铁哥儿们。

  刘经纬接着道歉,说本想昨天就请他出去的,但因为要在学校里忙外事,给一个美国教授当翻译和导游,不得不冷落真正的朋友。李佑生说他理解。刘经纬笑道:“不理解也不行呀,谁让我会说几句鸟语?”

  放了电话,想着要和老同学们见面,李佑生不由兴奋起来。但他又记起了和徐瑶没有说定的约会。她晚上过来会扑个空的。李佑生拿起那张写有她手机号码的纸条,刚拨完号,电话那边就响起了一段惊天动地的音乐。他不由把电话拿远了一点儿。那是一个男歌手兴高采烈的声音:“北京,北京,北京……北北北京,北北北京北……再一杯冷咖啡,看见窗外心事飞……”音乐象把他带进了一个热闹的迪斯科舞会,晃眼的光线和舞动的人影立刻使他头大起来。他忍着听了一会儿,电话也没有人接。又想起徐瑶和自己并没有说定要见面,他便把电话放了。这一放,却在电话旁发现了一个小塑料袋。袋子呈粘稠的红色,上写两个字:宝哥。反面是说明,怎么使用,怎样延长性交的时间。

  读着那个说明,李佑生的脑子里就蹦出了一个英文单词──Perform。中文里关于性的词很多,什么举了,挺了,立了,竖了,但哪个词都没有Perform的含义全面。做爱就是一种来自双方的、从身体到内心都让对方满足的表演,包括了一个从前戏、热身、高潮直至落幕和疲惫的过程。伟哥两个字他听说过,但宝哥二字,他除了在《红楼梦》里,却是第一次见到。他把那个塑料袋拿起,扔进了废纸篓。

  李佑生站在镜子前,仔细地刮着胡子。他一边刮一边看着自己。不是薛琴和徐瑶夸,自己就是显得年轻,不象母校里的那些教授博导们,五十不到,就个个长得要屁股有屁股,要胸脯有胸脯。他尽管也过四十了,但依然还能毫不费力地把牛仔裤穿起,不用系皮带,裤子就能安全地挂在腰间。

    电话突然响了,他吓了一跳,手一滑,把下巴划了一道。他捂着伤口,走了出来。

  “李老师吗?我是徐瑶。”

  “是你啊?”他装模做样地问。

  “哈哈,你怎么老是这句话,还会说别的话吗?你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吧,可你怎么什么都没说就挂了?”

  “我?没有啊!”

  “我的手机可不会撒谎,我用屏幕上的那个号拨,一拨就拨到了这里。”

  李佑生嘿然而笑,说自己今晚要和同学见面,怕她教完课回来找不到自己。她说,巧了,她今晚还真没想到要过来。李佑生不禁一阵失望。徐瑶接着又说,她明天也不能见他,因为她表妹要从老家过来,她得去接站。

    李佑生“啊”了一声,说:“那真是太不巧了,我这个星期五就要离开北京了。”

  “怎么这么快,今天才星期二嘛!你连北京都还没好好看看呢!”她的声音急了起来。

  “北京也就这样,变来变去就是多了几座桥和几条路,都变成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了,不看也没关系。”

  她掩藏不住声音里的失望,“真是太不好意思了,要不是因为我表妹来,我还真想跟你聊聊,问问你怎么申请去国外读书。”

  他礼貌地说自己实在是没有时间,以后再联系吧。她便把电话挂了。李佑生坐在那里,心情有些落寞。刚才那番话纯粹是因为她先说自己没时间,他才说的。他的下巴依然在滴血,竟沾湿了他的手。他拉开抽屉找着邦迪,没找到,却看到了一个被人用过的避孕套。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可是在大学招待所啊!他恶心地用一张手纸将它捏起,扔进了垃圾篓。

  看见宝哥还完好地躺在纸篓里,他不由想起了那个叫伟哥的东西。据说伟哥起初是由美国辉瑞制药公司研制的一种治疗心绞痛的药物。辉瑞在试验阶段把它发给了病人,结果发现它对心绞痛的疗效一般就想撤回,但参加试验的人们却不怎么想交。辉瑞这才发现了此药的秘密。从此伟哥就长出了翅膀,飞呀飞呀,没有国界了。它当然也落脚到了中国,但登峰造极,从一剂壮阳药变成了象“裸奔”一样含义丰富的现代词汇。

  下巴终于不流血了。他看了一会儿电视,脑子里想来想去的仍是徐瑶。白天慢得让他躁动。他本想睡一觉,但空调单调的声音比蚊子的叫声还让人心烦,他便出门去了。

  李佑生出国前,学校外面只有一个小天桥。他这次回来一看,路上桥连着桥,以前记忆里很短的直线距离,现在非要绕过立交桥才能到达,不知是方便了人还是方便了车。

  老天桥已经不在了,代替它的是一个淡红色的新桥。他沿着台阶走了上去。一个穿开裆裤的孩子正蹲在不远处,一本正经地完成着他正在进行的事业──撒尿。一股液体弯弯曲曲地流了下来,干净的地面立刻变得象地图一样热闹。孩子尿完就站了起来,大声喊着妈妈。一个身穿改良旗袍的年轻女人推着自行车走了过来,把孩子放在了车后座上。李佑生不由想起了异国小城每年一度的华人春节联欢晚会,女同胞们总会把旗袍当成永恒的时装,在表演台上走给自己看。而对刚才那个女人,旗袍却寻常得象任何一条裙子,她让它的裙摆飘扬在自行车上。多么好笑,都是中国女人。

  他站在天桥的中间,朝下看了一眼。路上拥挤不堪,有的地方并行着六辆小车,有的地方自行车和汽车抢着道。他头晕了起来,想到自己若是今后真要回来生活的话,车是绝对不敢再开了。不知道怎么地,他的脑子里又马上蹦出了这么一句话,“好在你并不一定需要回来。”他先是为这句话吓了一跳,然后意识到自己回国之后经常在做类似的比较和观察。他象个局外人,对一切总是在做下意识的评论。看到不满意的地方,他便庆幸自己虽对这里不适应了,但有退路可以离开。有时他对新鲜的现象却充满了兴趣,象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难免有些砰砰心跳的感觉。

  他朝下面看去的刹那,一下发现了徐瑶。她本来也正朝这边看着,一碰上他的目光,却匆匆把脸掉过去了。李佑生朝她挥了下手,可她却钻进了一辆出租车。她看见他时毫无惊喜,倒有些惊慌。那辆出租车很快就挤进了车流。路上到处是
和它一模一样的出租车,象被克隆出来的蜜蜂群,身上都画着黄黑相间的道道。但因为道路拥挤,车速却比蚯蚓还慢。

  李佑生走下天桥,转身进了一间附近的网吧,给王蔚然写了封平安信。他出来后想,怎么自己和薛琴、刘经纬甚至徐瑶都那么有话,给老婆写信却要找词?一个短短的电邮写得和正式公函差不多,台头、问候、说事、结尾,连一句亲热话都没有,象他刚学书信体时被迫写下来的作业。


  夜色降临了。刘经纬开着车,把李佑生拉到了一家豪华的饭店。两人刚走进一个包间,就见里面已经坐了一堆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些人已经“哗”地一声,象士兵见了长官,齐齐站了起来。猛地一看,他只能认出一个薛琴来,那还是因为他们已在后海演习过一次。其他人就高矮胖瘦、长短不一、有的显老、有的年轻,还有三四个刚不吃鼻涕没几天、围着桌子跑来跑去的小孩子,不知谁是谁了。但慢慢地,在大家你一声“回来啦”,他一声“小子”的问候里,李佑生把这些和自己同窗了四年的人一一认了出来。一个早年就开始掉发的同学,把他细细看了一遍,说,“啊呀,你的头发怎么比我掉得还厉害!”

  李佑生摸了一下自己茂密的头发,不解地看着那个同学。刘经纬笑道:“你别上他的当,他小子头发早掉得和鸡蛋一样光了,就对别人的头发感兴趣。”

  那人却坚持,“就是掉了嘛,只不过是没象我这样一根一根往下掉,而是从下往上谢,谢得有风度!”

  他话音刚落,李佑生就觉得有几个女同学在暗暗打量自己,眼角挂着不知是好笑还是赞同的神情。薛琴很大方地拍拍她身边的椅子,李佑生便走过去坐下了。

  菜很快呼呼啦啦上了一桌,挤得李佑生连放手的地方都没有。大家使劲儿给他满酒。他推着,能推的却有限,不喝就有人跟他生气,象他把人家的祖坟都平了一样。但他高兴,红的白的,只要是酒,就往肚子里灌。他在外面这十几年里喝的酒都没眼下多。同学们已不是从前的毛孩子了,不是这个长那个经理,就是这个教授那个企业家,纷纷问他在加拿大是什么的干活。李佑生就用自己失业前的部门主任做搪塞,有人便问他老外研究所里的主任相当于国内大学的什么头衔。他还没想出答案,有个女同学已在问他共拿了几个博士后学位。他解释说博士后不是学位,是博士毕业之后的一个过渡。那人对他的解释不感兴趣,反而说起她们单位的某某特别有事业心,一连在国外读了好几个博士后才学成回国。连薛琴也问李佑生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就不念了。李佑生本想说,因为怕连着做博士后,自己的门槛越来越高,最后象条咸鱼似地被人晾起。但他想起他现在连博士后都没得做,尚在家里待业,便舌头发硬地说:“那我回去后就好好用功,再读几个。”

  此话一说,刘经纬就连看了他几眼,问他好端端的工作放着不干,干嘛要去做博士后。李佑生借着酒劲儿说了句实话:“你说为什么呢,我要不是疯了就是把饭碗弄丢了!”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纷纷道,“你小子!”“别逗了!”“你那么大的本事!”

  这时候,有人吵吵嚷嚷地又展开了第二轮进酒。一个同学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佑生,我们十几年没喝酒了,这杯酒你一定要喝,不喝就是看不起我!”李佑生说,“一定,一定。”话音刚落,那人已瓶子一歪,酒就咕咚咕咚地流出
来,把李佑生手里的玻璃杯加满了。两个人碰了杯,李佑生一饮而尽,把杯子朝下一翻,笑道:“这行了吧?”但那个人又要给他再满第二杯,刘经纬一把将酒瓶抢了过来,把剩下的酒都倒给了自己,然后大声对在座的人说,“慢慢喝,慢慢喝,那些要开车回家的人得节制了。”

  大家后来喝腻了,却意犹未尽,出了餐馆便直奔歌厅。刚一落座,大家便纷纷挑选起了卡拉OK曲目。有人请李佑生唱一段,他笑着摇手。那个秃顶的男同学第一个登台,刚唱了一句“北京,北京,北京,北北北……”,人们就大声喝彩。李佑生想起了徐瑶手机里的那段音乐,不由精神一振,问薛琴那歌叫什么。

  “《北京夜未眠》,”她答道。李佑生便继续听歌:

  ……来一杯  夜色美  杯底捡起野草莓
  心酸滋味  今晚你又想起谁
  换一杯情人泪  思念咸海水
  离别滋味  童话梦  泡沫碎
  空心琴键  我表演心碎
  弹起虚情假意  你陶醉
  自唱自弹  我娱乐  世界
  挑动  你又掉进  无情弦……

  听着听着,李佑生渐渐觉得恍惚,醉眼惺忪地看着周遭的人,一时想不起自己和他们有什么渊源,又因为什么能与他们无话不谈。在座的有公司老板、大学教授、律师夫人、官员太太,都是青年才俊,风华正茂。好多人虽然一直住在北
京,但也是近十年没有见面了。要不是因为他,很多人都这样说,大家也不会这么聚。而他一身闲,什么头衔都没有,但又什么都有,能把大家聚在一起。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这种感觉在他的生活里一直少得可怜。在外面漂泊十几年了,他和王蔚然虽然也算是上中产了,可他还是没有找到回家的感觉。一坐在这些人中间,他却负担全卸,轻松至极。刘经纬侧身问他道:“国内变化很大吧?你应该每年都回来看看。”这话一下让李佑生清醒了。他想,无论再回来多少次,这里对自己来说也不是“国”了,而只能是“内”;但他无论再在加拿大住多少年,那里也同样不是国,而永远是“外”了。他不由悲哀起来,出国前怎么没把这个道理想明白呢?

  刘经纬又说,“佑生,佑生?你怎么了?”李佑生微微笑道,“听歌呢。”刘经纬看着台上那个正在浑身扭动的同学,道:“这种歌儿他也好意思唱,整个一个怨妇情绪嘛。”薛琴跟腔道:“肯定是他那谁给他唱多了。”李佑生问:
“那谁?谁呀?”刘经纬道:“薛琴,李同学在国外呆单纯了,就让他带着对大家的好印象回去吧。”薛琴便笑着向刘经纬敬了一个礼。刘经纬又对李佑生道:“你这回走了可别杳无音信,让哥儿们好想。”李佑生点头:“我明年争取回
来。”而他心里却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在说:“你如果年年回来的话,大家还会这么兴高采烈地为你相聚吗?你能把大家聚在一起,不就是因为你已经不是他们的一员,对这里再也无所求了吗?”

  他胡思乱想之间,只觉得胃里一阵阵往上翻,便走出去找到洗手间,在水池子里吐了个痛快。吐过了,洗了把脸,回过身,见刘经纬正站在门口。

  “你没事吧?”刘经纬问。

  李佑生道:“没事,很高兴,难得大家这么一聚。但我喝的是有点儿多了,连涮羊肉都忘记了吃,真对不住你的好意。”

  “我是说,你在加拿大那边没事吧?”

  “没有,就是年初时把工作丢了。”

  “年初?”刘经纬皱了一下眉,“这么说,已经有七个月了?”

  李佑生点头,“也不是没找到工作,但位置和工资都比我过去的那个差。我倒不在乎,是个工作就想去,可小王不同意。她那个人你也知道一点儿,比较好面子,觉得我委屈了自己不要紧,让她在同事们跟前丢了脸就不好了。我也就只好这么挺着。”

  他说完,又摇摇晃晃走了出来。

  聚会终于结束了,人们仍然依依不舍。好几个人都问李佑生是住在多伦多还是温哥华,猜不对,就想到了卡尔加里,似乎加拿大只有这三个城市才能住中国人。还有人说今后出国考察一定会去看他,也有人让他打听亲戚留学和老婆移民的问题。李佑生含着笑,不断地点头。

  然后就剩下了他和刘经纬。刘经纬开着车,象个导游那样,一路告诉李佑生外面的那些建筑叫什么,经过了西单和西四那样的老地方时,还特意强调一句,“认不出来了吧?”“变得真快!”他专门挑了小路走。李佑生连连感慨,说若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头,肯定是会迷路的。刘经纬还建议李佑生回来工作,并不一定要长呆,回来换个环境也好。他语调里突然有了激忿,“你也好给你老婆点儿颜色看看,她不就是幸运吗,留学的人能有几个会做到教授?她当个教授就要在家里作威作福?”

  李佑生苦笑道:“她还不至于到了作威作福的地步。她是嫌我不成器,吃饱了就打盹儿。不过,我看你在国内干得不错,我当时要不是因为小王找到了教授的位置,说不定也会象你一样回来的。”

  刘经纬道:“回来有回来的好处,但也有坏处,我在加拿大写的论文比我回来这些年写的都多。国内的应酬太多了。你看我,今天早上去给外国专家当翻译,这怎么是我的事?可学校一有这样的外事活动,就一定找我。”

  “你太谦虚了,我昨天在学校的网上看了你的英文简介,你这些年还是做了很多事的,不象我,大好年华都浪费掉了。”

  “英文简介?你看见那句没有?He broke a rule to become a professor 3 years ago?”

  李佑生说自己只关心老同学这些年的业绩了,对英文细节没有在意。刘经纬笑道:“那话是说我在三年前被‘破格’提拔成了教授。幸亏没被内行看见,否则,光是那句英语就够我跌份的。”

  李佑生也笑了起来,道:“ Broke a rule?真是中为洋用,新颖别致啊!”

  他接着问:“我如果回来,你说我在北京能不能混到碗饭吃?”

  “混?这叫什么话?回系里做个教授总没有问题吧,你写了那么多论文。但你如果不想到学校的话,到公司也行,我和薛琴就有个公司。”

  “你们俩?”

  “我们做营养品。打死你你也不会相信,她是总裁,我是总工。”

  李佑生嘟囔道:“你不用打死我我也会相信的。”

  刘经纬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李佑生便把自己和薛琴见面的事略微谈了一下。刘经纬笑了:“是啊,国内现在就是这样,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我这次不走了,想在你们公司里找个位置呢?”

  “那太好了。但今天太晚了,这样吧,明天你到我们公司来看看,我让薛琴去接你,你心里也好对我们在做什么有点儿数。”

  李佑生高兴地说,“好啊,我真有点儿激动了。”

  刘经纬道:“佑生,你跟我说实话,你是真的想回来,还是一时心里发痒说说而已?你知道吗?我回国好几年了,可有时还会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回来。有时候我有答案,有时候没有。佑生,我要说的话可能不好听,但都是肺腑之言。
我刚回来时,干什么都是公事公办。你猜别人在背后说我什么?说我在加拿大呆得长了,不懂得灵活,呆出了脑积水。回来不容易啊。你得好好想想。”

  李佑生沉默下来。望着车外缤纷的夜景,他心里暗暗问着自己:是啊,回来要象自己想的这么容易就好了。毕竟在外面呆了十几年了,能适应吗?

简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