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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的人格
贾植芳这个名字是偶然和我走到一起来的。有次和一位复旦退休教授聊天,老先生突然提到贾植芳,说他手里有一本书,冷热你一定要好好读读,于是我就借来了这本书。读完之后我放不下了,一个迈过八十岁的老人,一个被人遗忘已久的名字,颤颤巍巍在我的面前站起来了!

这本书的名字叫<<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火凤凰文库之二,1995年出版。我不止一次把目光从铅字上移开,遥望万里之外,向这位从未谋面的自称为“普通的知识分子,大时代里的小脚色”投去深深尊敬的一瞥。这个时候,我比任何情况下都能更深刻地体会“祖国”这两个字的亲切。

生于袁世凯称帝那年的贾植芳,经过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东方红,太阳升”,每经过一个时代他就坐一回牢,罪名千篇一律:政治犯。1955年5月15日,在上海建国西路第三看守所,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份子”之罪被判处十二年徒刑的贾先生,想到自己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新的政权,竟是如此的虚伪无耻,想到自己曾经流着眼泪写文章讴歌的“我们竟还能活到这个美丽时日”竟是这样的野蛮,他的流血的心实在无法接受眼前的这一个残酷事实:

“我已经被我一生苦苦追求,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理想出卖和抛弃了!回顾我自己走过的道路,真是很有意思。我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但我一生都有一个不安于现状的理想和目标,在我的前半生里,我曾经有过诸多的选择,但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我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愿去吃苦受难的道路,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手,关键时刻总会在我背后推一把,容不得去我仔细分辩和细细思考。但这一推又总是推得那么准确,把我推向一个更大更深不可测的灾难。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我的思想、文化性格是‘红色的三十年代’形成的,而对我们这一代人说来,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既自觉地献身祖国的进步事业---救亡运动,又坚持和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价值,这两条可以说是我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因此在遍地荆棘的人生途程中,有好几次都已经沉沦到无路可走的境地,但正因为我心中的理想始终召唤着我不安分的灵魂,总能让我从绝望中挣扎出来,向着社会进步的道路走去。关于这一点,即使我蹲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我也不曾动摇过、怀疑过,可是由于这条道路在中国现代史上表现得那么奇特、曲折和复杂,不仅许多外人无法理解,连我自己有时也会迷惑不解: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出身于山西襄汾县财主家庭的贾先生,本来可以作一个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或者成为一位安分守己的商人或学者,但他却早早地投身社会正义和民族解放的潮流,接近共产党和进步左翼文人,从事左翼文学运动。解放后,他任职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研室主任,创作和学术都有所成,以他过去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的资历,本来可以成为一位“红色教授”,头上戴着人大或政协某一职务的光环,就象当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一心向往的那样风光一生,但他却因坚持和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不肯在“批判胡风反动思想”运动中落井下石,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度过了人生最耻辱也最难忘的后半生”。

贾先生四次入狱,九死而不悔,几十年在屈辱的苦水里沉浮,狱里狱外构成他奇特的人生轨迹。他是一位始终戴着精神镣铐昂首直行的流亡者,他走过的道路布满荆棘,他留下的脚步是一连串逼人思索的问号。

贾先生与胡风(张光人)在患难之中建立起来的生死情谊首先打动了我。建国初期那场急风暴雨式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曾经使这个名字变成政治麻疯的同义词,以至当尘封的历史打开后许多人听了胡风两字仍然禁不住一阵汗毛倒竖。笔者曾读过一段胡风关于鲁迅的论述,择引于胡风在狱中匆匆写给妻子梅志的书信,思维之敏锐文笔之犀利如行云流水疾风扑面摧枯拉朽。胡风是鲁迅称赞的“明明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又一个正直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同时又是青年人赤诚的朋友。他对新文艺运动的贡献与对文学青年的扶持、关怀、帮助,于我个人的有限经历,都是一个证明者”。贾先生提到他与胡风由投稿而相知相识,后来又成为同一个冤案里生死与共的朋友,是一种缘分。他这样描写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胡风获悉我在重庆,连回信也没写,就急急地跑来找我......胡风来到时,我还在蒙头大睡,听到一个浓重的湖北口音在门口高声问道:‘请问,这里有一个贾植芳吗?’我马上就爬了起来,睡眼朦胧地向着发出声音的门口望去。我看到一个体格宽大的中年人,戴一顶旧式呢帽,穿着退了色的蓝布长衫,中式黑布裤,布满尘埃的家做黑布鞋,提一根手杖,挟着一个旧的黑皮包。他的浑园的脸上引人注目的是一双清澈透明的眼睛,那里散射出一种温厚而纯真的智者的光芒,和他的这身中式的朴实的衣着配合在一起,他的真实的中国书生本色,令人感到亲切可敬和一见如故。这时几个早起的同学闻声已涌向门口,热情地喊道:‘胡先生,你来了,请进!’其中一个指着坐在地板上的我说:‘这就是贾植芳。’他虽然已经跨进了门槛,一边和迎接他的人们打着寒喧,一边却停下脚步,直直地注视着我。他的情绪显然有些激动。我又黑又瘦,一付落魄的样子,一定使他感到意外又不是意外,所以显然使他竟有些黯然神伤的表情。他的眼睛湿润了,以至他竟顾不上围绕他的那片亲切笑容,立即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卷钞票,跨步递给坐在地上的我,声调温和地说:‘这是二十元钱,你过去在前方寄稿子来,还存有一点稿费。’这以后,他才在大家的纷纷让座声中,脱下呢帽坐下了,情绪上才渐渐安定了......”

贾先生因为这个人身陷囹圄十多年,无一字怨悔,笔下写到胡风的名字,反倒充满高山仰止的尊敬,甚至听到有人对胡风诬陷,就忍不住与之激辩(即使在狱中受审也是如此),可见胡风思想人品对于他的感染。1966年3月底,在被捕十年零十个月之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作出正式宣判。当起诉书里念到“首犯胡风,1965年12月26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该犯已认罪服法”时,贾先生把“服法”错听成“伏法”,以为胡风已遭枪决,“脑子里轰地一下昏起来,眼泪顿时模糊了一切”,“那个检察员还在振振有词,但似乎离得很远,我根本听不见了,我不知道起诉书和宣判书的内容是什么。宣判会就要结束了,法官问我服不服,我不作任何思考,就大声说:‘服!’

‘你若不服判决,十天内可以上诉。’

‘我不上诉!’我的声音还是那么大。”

如果你还能记得普希金当年写给流放十二月党人的“在西伯利亚深深的矿井中,请坚持你们高贵的忍耐”那样的诗句,你就应该领悟到这段描写所含的美学魅力和思想底蕴。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发出金属般铿锵的声响,旁若无人地把险恶的现实推向了遥远,人格对人格的呼唤更是将貌似公正的丑陋反忖得无地自容。“我不上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果说作者对自己的冤屈开始还有所疑惑的话,如果说作者对迫害自己的专制开始还有所幻想的话,那么现在的他已经完全从中解脱了出来。他一身轻松,迈向更高的境界。当那个湖北口音体格宽大的中年人从文坛上消失的时候,中国思想界的漫长黑夜正在拉开它的大幕,那些先天或后天缺钙的协肩谄笑们,很快就看到席卷大地使他们自己也陷于灭顶的一场场电闪雷鸣!

“这类时代命运的拨弄,越来越加深了我们相濡以沫的情谊。现在我又坐在牢里了,对着白纸要交代我和胡风的‘关系’,这些生生死死共理想同命运得来的友谊,那些只会用政治眼光来捕捉‘反革命集团’罪证的人,能懂吗?”

轻轻的这么一问,问倒了多少不敢直面自己的灵魂。我们也读过许多文革受害的文字,自己总是受害者,忘记了别人受难时自己曾经充当过的角色,或者自己曾经保持过的沉默。这些回忆文字里,有的还硬装出一付不合年龄的天真可爱,把受到迫害说成是“娘错打了孩子”。笔者还读过一本专门为文艺界左王贺敬之树碑立传的书,提到这位桂冠诗人在胡风平反时如何如何地伸张正义。笔者就不懂了,一个从骨子里抱住思想的步枪“向左向左向左”,将准星瞄得“向右向右向右”靠阻击别人爬上去的文坛左将,真的能够理解被他视为极右的胡风那凛然的风骨情怀吗?

胡风受难的时候,他的一些朋友都离他远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百态,在毛泽东第一次把他们放在拷问架上的时候就已溃不成军。后来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辩论具体组织者之一的杨西光先生,当时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以“到高教局开会”为名,诱骗贾植芳进了牢房。周杨王元化等在报上充满火药味的批判和表态,王若望跳上台去编造“胡风一夥是国民党特务”,都让我们一再反思。胡风长期的朋友舒芜公布的胡风私人信件,更使整个形式发生了难以预测的逆转,不仅对1955年的胡风,并且对整个文艺界后三十年的风风雨雨,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当叙述以上往事的时候,贾先生愤慨里透着痛惜,这些人里既有他所敬重的领导、同事,也有亲密的朋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受了和胡风相同的命运,有的因此成了推动思想解放的战士。然而,翻过去的历史不会因此而改写。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道德缺陷和所经历的曲折坎坷一方面说明了环境的复杂,最热爱共产党的人都不情愿地被逼向了对立面,一方面也警示我们,再也不能对蹂躏思想和人格的暴行熟视无睹。人们不可能对真理的认识一下子弄得那么清楚,也很少能够象贾先生那样奋不顾身舍生取义,但人们最起码不应该随便作贱自己,正如贾先生在书的引言中一再问自己的:“我们来到这个复杂的世界,这么几十个春秋,是怎么活过来的,是为什么而活,干了些什么,是否活得象个人的样子?”

贾植芳先生是一条汉子,他的书是一本让人汗颜的书。读那本书的时候,我反复回想他提到的那些岁月里,我自己在干些什么?我没有出生,我很小,我在湖上面划船,唱着“小船儿轻轻飘在了水上,迎面吹来凉爽的风”。读完那本书,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海外,题目就叫<<贾植芳的人格>>。贾先生看到后,通过朋友向我致意。后来贾夫人去世,贾先生把夫人的资料加以整理,又出版了一本书,辗转送到我的手里。翻开前面几页,贾先生写道:“我与任敏结缡六十载,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的所有的人生活动和成就都凝结着妻子的欢欣和眼泪。我们在到处是坎坷的人生旅程中,彼此搀扶着,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了过来;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天风暴,坚强地活了下来。我深深感谢六十多年来她对我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当着已经成为国内著名学者的许多学生面前,贾先生在追悼会上跪拜了夫人。男儿膝下有黄金,贾先生的这一跪,使我有了再次向他致敬的欲望。

温家宝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首先要热爱他的祖国,才能热爱他的父母朋友。我感到别扭,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爱国”的者们,慷慨激昂地把朋友和同志送进秦城监狱(也慷慨激昂地为死去的朋友和同志平反落实政策),甚至对自己的父母兄弟也能六亲不认大打出手。读贾先生<<狱里狱外>>,我把这句话颠倒过来:一个人首先要热爱他的父母朋友,热爱他的同胞,才能热爱他的祖国。

我仍然用<<贾植芳的人格>>作为这篇文字的题目,如果以后再写,我还是要用这样一个题目。我发现,自从写了那篇文章,我对上海这个城市就有了许多的牵挂。冬天怕她太冷,夏天怕她太热,沙尘暴猖獗的时候怕那里有了灰尘,没有沙尘暴的日子希望那里风轻云淡。那里住着一位老人,我不认识他,但我祝他健康长寿。那位老人的身材不及一米六五,我对他执弟子礼。

27 评论

贾植芳好像还有个兄弟,曾在山西大学教书。我忘了他们俩中,谁是李大钊的女婿。

冷兄写得好!

尚能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