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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火焰非刀剑(三)

我是火焰非刀剑(三)


章凝


七、

18、19世纪两百年,乃西方古典音乐空前绝后的全盛期,大师巨匠接踵而至相继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十年。以他们各具特色的精品杰作,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不朽印记。粗略而论,欧洲音乐于此期间的总体发展脉络,近似一个汉语的“山”字形状。此山左峰为18世纪上半叶以巴赫、亨德尔、维瓦尔第为翘楚的巴洛克流派,右峰为19世纪下半叶以勃拉姆斯、瓦格纳和柴可夫斯基为领军人物的后浪漫派,而中峰则是18、19世纪之交前后,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为旗帜标杆的古典、浪漫派。所谓左右难分仲伯,中路异峰突起。

贝多芬生前个人的事业轨迹,以当时维也纳的社会舆论评判,竟也是一个“山”形。左峰为1805年左右,他以《热情奏鸣曲》、《英雄交响曲》等不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技术形式上皆堪称开拓创新的革命性作品,正式被公认为莫扎特、海顿的继承人,且青出于蓝胜于蓝。右峰为1824年举办的那场以《合唱交响曲》为主,《庄严弥撒》为辅的音乐会(57音乐会)的巨大成功。它向世人展现了作者思想性音乐所达到的又一崭新境界,强化了贝多芬作为当代欧洲首席音乐家的地位。那么中峰呢?贝多芬事业的如日中天发生在哪里?它发生在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期间,贝多芬作为一位“反法”、“反革命”音乐家,攀上了他艺术生涯世俗成功的珠穆朗玛峰。

1814年3月,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反法联军攻陷巴黎,拿破仑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即被流放到地中海厄尔巴岛 ── 不以牙还牙,得胜的封建帝王们堪称仁慈,比走极端革命路线的雅各宾强许多,除去屠夫沙皇亚力山大一世。法兰西第一帝国灭亡,波旁王朝复辟。消息传来,奥地利举国欢腾,多年来重重压在头顶上的大山终于被推翻了。奥国宫廷剧院管理层匆忙拼凑了一部题为《喜讯》的歌唱剧以兹庆祝。剧本即歌词作者为资深剧作家特莱什克(Treitschkeós),音乐由多位著名作曲家联袂谱写,贝多芬作为头号种子选手,被委托写压轴大合唱,曲名《日尔曼之歌(WoO 94)》。作品完成后,贝多芬写信向鲁道夫表忠:“《日尔曼之歌》属于对我们的事业持认同感的整个世界,并且她第一属于你,正如我的全身心属于你。顺祝你巴勒莫之旅愉快!高贵的殿下忠诚而最顺从的,贝多芬(Your Imperial Highness! The song "Germania" belongs to the whole world who sympathize with the subject, and to you beyond all others, just as I myself am wholly yours. I wish you a good journey to Palermo. Your imperial highness's faithful and most obedient, Beethoven. ── Beethoven's Letters No.119)来看歌词:“日耳曼,日耳曼,如今你辉煌地屹立!”“弗兰茨皇帝,胜利,赞美他!日耳曼万岁!”

接下来“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隆重召开,欧洲各国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云集维也纳,规划欧洲未来的政治生态:划分各国版图,重整封建秩序,复辟拿破仑战争时期被推翻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荷兰等王朝,防止法兰西共和派东山再起等。议程松散的大会自1814年秋一直开到了1815年夏,时间长达9、10个月,创下了人类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国际会议的记录,并保持至今。冗长拖拉不一定就意味着枯燥乏味,会议主办者很有商业头脑,会议期间大张旗鼓地庆祝战胜拿破仑,五花八门的活动安排得丰富多彩,宴会、晚会、舞会、音乐会、运动会、教会仪式等层出不穷密集上演。莺歌燕舞花天酒地,折腾得一众来宾乐不思蜀,直把他乡当故乡。也是销金一锅子,维也纳不提供免费的午餐,精明的奥地利人不干倒贴钱以换取太平盛世万国来朝空名气的蠢事,会后许多贵族发现自己的财富大大缩水,甚至已经沦为贫民 ── 如今流行的发会议财想必也是古为今用。西湖瘦了东湖肥,有人变穷的同时必然有人变富。会议为文艺工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大展身手的舞台。东道主音乐大师贝多芬恭逢其盛,音乐国王舍我其谁,顺理成章成了万众瞩目的主角。数月之间,在各国的皇帝皇后、王公贵族、政治家、外交家及维也纳市民面前出尽了风头,个人声望登峰造极。

先是恭迎各国贵宾,贝多芬受命写了首合唱曲《你等英明的建国者(WoO 95)》,然后是应景创作,举办个人音乐会,忙得不亦乐乎。那么,贝多芬拿出了什么作品来款待他尊贵的宾客们,从而达到了他人生的顶点呢?除去与政治不直接沾边,相对抽象中性的《第七交响曲(Op.92)》和《第八交响曲(Op.93)》外,几乎全都是以歌功颂德为主旋律的爱国反法作品:《威灵顿的胜利(Op.91)》、《庆祝奥皇命名日序曲(Op.115)》、《光荣的时刻康塔塔(Op.136)》、《日尔曼之歌(WoO 94)》、《大功告成(WoO 97)》,外加那个假革命真保皇的歌剧《菲岱里奥》。其中最受当时爱国情绪空前高涨观众欢迎的,是那首在维也纳会议之前就已风靡一时的《威灵顿的胜利》,接二连三上演,倍受大众称赞。当然新近改编过的《菲岱里奥》也不诓多让。

这些产生于1814~1815年的“会议作品”中,《日尔曼之歌》、《你等英明的建国者》、《大功告成》的篇幅都不大,牛刀小试,可谓即时性作品。最后都被归于WoO系列,可见作者时过境迁后认识到了它们艺术质量上的严重不足。《庆祝奥皇命名日序曲》完成得稍晚,虽然挤进了Opus系列,至今也属于被遗忘作品。几首曲子确实都比较虚浮简陋,但个人以为纯朴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的《大功告成》仍值得一听。此曲为《喜讯》作者特莱什克为庆祝1815年滑铁卢战役后,反法联军再次攻占巴黎,再次放逐拿破仑去大西洋圣赫勒拿岛所作的另部歌唱剧《凯旋门》的终剧合唱。特莱什克同时也是使《菲岱里奥》起死回生的改编者。这几年贝多芬与他工作配合得十分愉快,思想上的志同道合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为《菲岱里奥》的改编工作,贝多芬写信向特莱什克致谢:“如果不是你的费心,把一切都修改得这样完满 ── 为此我将永远感激你 ── 我简直没有勇气做我这份工作。但是,你凭你的工作,把一条已经搁浅的坏船,打捞起了一些好部件。(Had you not taken so much trouble with it and revised everything so satisfactorily, for which I shall ever be grateful to you, I would hardly bring myself to do my share -- but by your work you have salvaged a few good bits of a ship that was wrecked and stranded.)”

《光荣的时刻(The Glorious Moment)》康塔塔乃是受维也纳市政府委托所作。不同于上面几首不足挂齿的“小曲”,此次贝多芬的创作态度应该是极为认真的。源自教会仪式的日尔曼康塔塔和清唱剧本身就是一种正式严肃的音乐形式,贝多芬不轻易动用,此时距他上一部同类型作品《基督在橄榄山上》已经过去了10年。共有6个乐章,演出时间长达45分钟的《光荣的时刻》为贝多芬本年度唯一的长篇作品。天赐良机大展身手,他没有理由不予以重视。当然这次他写得很快,一个月内就完成了这部就长度而言堪称大作的乐曲。对比80分钟的《庄严弥撒》他写了整整4年,这个速度可谓惊人。但却不是绝无仅有,50分钟的《基督在橄榄山上》他也是两周就完成初稿,40分钟的《大公三重奏》花了三周。灵感来了贝多芬也能写得很快,所以不能仅凭写作速度来评判作曲家的写作态度与作品质量。

1814年11月29日,是贝多芬一生除生死日外,个人意义最为重大的一天 ── 以当时而非历史的眼光看:在维也纳霍夫堡皇宫灯火通明、金碧辉煌的大雷德滕萨尔厅,他亲自主持指挥了一场个人音乐会 ── 1129音乐会,其盛大隆重无与伦比,场面之大百年不遇。皇族贵胄,冠盖云集,前来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各国君主尽数莅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推联手战胜了拿破仑的欧洲大陆三巨头之中的两位:俄国沙皇亚力山大一世、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及一众皇后王子公主等。东道主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不知何故缺席,由皇后玛丽亚•露多维卡(Maria Ludovika of Austria-Este)代表。其他来宾无外乎各国的王公望族、显贵名流,如奥国外交大臣梅特涅、普鲁士外交家兼学者洪堡等。音乐升级为国际重大庆典的中心,而音乐家被推崇为此中心的主角,这是音乐界近乎改朝换代的巨变。不要说一生低调的巴赫、半红不紫的莫扎特,这是连当年深受皇恩的亨德尔都没有享受过的殊荣,因为他的高级观众最多只有英国王室。而眼下,全欧洲的上流社会汇集一堂聆听贝多芬。史无前列,莫此为甚。音乐会的节目单为:《第七交响曲》、《威灵顿的胜利》和《光荣的时刻》。

《第七交响曲》旋律鲜明、结构简约、篇幅适中。因其总体欢乐明亮的特质,被形容为“舞蹈交响曲”,瓦格纳称之为“舞蹈的神化”,贝多芬自己称之为“我可怜的才华所创作出的最欢乐的作品”。属雅俗共赏之作,比《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较易欣赏,特别好在男女咸宜 ── 《英雄》《命运》对于女性而言过于博大暴烈,或曰“雄性”,是典型的男人音乐。女人若要由衷欣赏,非得具备若干天生的男性气质不成,这实在有些难为人。《第七交响曲》自1813年12月8日(128音乐会)首演后广受欢迎,就此成为10年后《合唱交响曲》问世前,贝多芬最为普及的交响曲。

《威灵顿的胜利》也于128音乐会上隆重推出,乐曲别出心裁地在音乐中加入了大量的模拟枪炮声,舞台效果惊人。作品内容又是紧跟当前形势,于是轰动一时大获成功。一年来身陷爱国热潮中的维也纳观众怎么也听它不够,有一种听一遍这曲子就狠狠地揍了拿破仑一顿的感觉。它推动作者的名声更上一层楼,也使得贝多芬一时几乎沦为流行作曲家。《威灵顿的胜利》是贝多芬功利上的最大胜利,后来却被认定是他艺术上的最大败笔。其实他创作此曲的主要动机还是基于政治热情,虽然其中也不乏追求短期功利的目的 ── 1814年会议作品的出笼大体都是这样。如今我听《威灵顿的胜利》,感觉它象是一部上世纪5、60年代出品的战争影片插曲。个人以为此曲除政治意义外并非一无是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艺术尝试,它应该是最早的场景音乐或交响音画,对即将兴起的浪漫派音乐不无启迪作用。近70年后柴可夫斯基同样描写拿破仑战争的《1812序曲》,明显地有《威灵顿的胜利》的影子在里面,虽然做到了青出于蓝。贝多芬日后承认《威灵顿的胜利》很“粗陋”,自己“做了一件蠢事(Wellington's Victory was a piece of folly)”。但请注意:这里他的自我批评指的是音乐艺术,而非政治立场。对于任何一部1814会议作品,贝多芬在有生之年从来没有为之忏悔。

1129音乐会上唯一的首演曲目为《光荣的时刻康塔塔》,此曲本来正是为本音乐会而作,是今晚当仁不让的主角。康塔塔以一句激动人心的“欧罗巴站起来了!”起始,立即攫住了在场所有人的耳膜。随着音乐的逐渐深入,贵宾观众们反应热烈,阵阵整齐划一的掌声中没有丝毫杂音。当乐曲行进至高潮,男女声部齐声高唱出“天佑吾王”时,台下的帝王将相、王子公主、豪门贵胄、骑士淑女们群情激扬,男人们扯去威严持重的面具,女士们放下矜持端庄的身段,一起爆发出山呼海啸的掌声、欢呼声,台下的滚滚音波洪水般涌上台去,淹没了正在进行中的歌唱。就这样,18141129这个不眠的夜晚,在全欧洲封建统治阶层的高声喝彩声中,贝多芬大功告成。

《光荣的时刻》的歌词由前军医兼业余诗人韦森巴赫(Weissenbach)所撰,因缺乏文采获得一致恶评。据说贝多芬开始也曾尝试着自己作词,结果还不如军医诗人的上得了台面。后人多次改写、重写此曲歌词,使之尽可能地与大作曲家的音乐合拍相配。至于《光荣的时刻》更为重要的音乐部分,后世评价毁誉参半。有人说它做作、平庸、浮夸空洞,是作者继《威灵顿的胜利》之后的又一大败笔。也有人报宽容态度,认为既然为“应景之作”,就不能要求过高。这就好比我们熟悉的命题作文,自然会有诸多条条框框,难以自由任意发挥。作者这是在“戴着脚镣跳舞”,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写此文,我在网上找到了两三个版本的《光荣的时刻》,两三周来听了不下30遍。最后得出个人结论:基于人们对贝多芬的高期望值,此曲难称杰作,但也决非败笔,它可以说是一部优秀作品。我这样反反复复听竟然也没听厌,甚至有种越听越有味的感觉,简单明了地证明了这个论断。一首乐曲能否经得起多遍过耳,是质量检验的标准之一。庄严与欢乐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是这部康塔塔的总体风格,贝多芬那独具的英武、深沉气质于乐曲中也多有表现。技术处理上也不乏亮点,比如第3乐章由单一小提琴伴奏的女高音咏叹调加合唱,似乎是《庄严弥撒》那绝妙第4部中《降福经(Benedictus )》的练笔。第6乐章加入了女孩童声合唱,清新欢快、稚拙可爱,是想表现普天同庆吧,贝氏音乐中少见,也让人有种新鲜感。

《光荣的时刻》昙花一现,于1814年末维也纳会议期间连演三场后,就此销声匿迹。贝多芬对此结果是既不满意又不甘心。成功上演后的次年,他将作品卖给了维也纳斯坦纳(S. A. Steiner)出版社。斯坦纳花了钱,却莫明其妙没有出版它,作者于是又联系到了英国的所罗门(Salomon)出版社,不幸也没有好运气。一稿多投或许不是问题所在,贝多芬经常这么干,因为那时候的版权法还很不完善。接下来的几年,他又多次试图在个人音乐会上重演这部作品,使之起死回生。直到1825年,他甚至还考虑为《光荣的时刻》加写一个序曲。最后这些计划或想法都不了了之,无疾而终。贝多芬晚年对当年的这部应景之作仍难以忘怀,与其说是对它艺术价值的自我肯定,莫如说是对昔日无限风光的一种伤感怀旧。可叹岁月如梭人生无常,良辰美景难再了。1837年《光荣的时刻》最终得以出版,此时距贝多芬去世已整整10年过去。光阴荏苒,风云变迁,200个春夏秋冬又轮转过去,时至今日,贝多芬的三部康塔塔成为了他最为冷僻的长篇作品:《葬礼康塔塔》、《加冕康塔塔》和《光荣的时刻康塔塔》。

贝多芬终其一生,不计短期出国巡演,包括《菲岱里奥》在内,总共在维也纳举办过大约60余场面向社会公众,而非贵族沙龙的个人音乐会,平均一年两场不到。个人音乐会的数目是衡量一个音乐家事业成功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托维也纳会议的福,1814年是贝多芬空前绝后的丰收年,12个月内频繁举办个人音乐会,数目达到了创记录的16场(非个人专场的《喜讯》等不计)。请看以下统计表:

1月2日:《第七交响曲》、《威灵顿的胜利》
2月27日:《第七交响曲》、《第八交响曲》、《威灵顿的胜利》
3月25日:《威灵顿的胜利》、《哀格蒙特》
4月、5月、6月:《日尔曼之歌》(《喜讯》)
5月23日、5月26日:《菲岱里奥》
6月2日、6月4日、6月7日、6月21日:《菲岱里奥》
7月18日:《菲岱里奥》
9月26日:《菲岱里奥》
10月4日、10月9日:《菲岱里奥》
11月29日:《第七交响曲》、《光荣的时刻》、《威灵顿的胜利》
12月2日、12月25日:《第七交响曲》、《光荣的时刻》、《威灵顿的胜利》

从中可以看到,《菲岱里奥》于1814年上演曲目中独占鳌头,共上演10场。一部歌剧在一座城市里的一年当中如此密集上演,有史以来罕见,要知道19世纪初维也纳的城市总人口数仅为30万左右。这也从侧面为本文第四节的作品分析及主题论证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佐证,即:贝多芬的“政治歌剧”《菲岱里奥》实际上是一部保皇作品。不然它怎么可能在保守派大行其道的维也纳会议期间,不唯被当局恩准上演,并且被公众如痴如醉追捧。

在这狂热的1814年,贝多芬迅速成名,成鼎鼎大名,声誉广播全欧洲。正如多年后他骄傲地对辛德勒所说的:那年头,他听任王公贵族们的追逐。与名俱来的,是经济上的大翻身,一年当中钱财滚滚,比他一生中其它任何时候赚得都多,比如1129音乐会后,俄国皇后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Tsarina Elisabeta Alexejewna)个人就奖赏给他200达克特(ducat)金币,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万美元 ── 这是那年代一位音乐家的天价出场费了。当然对于现代的杰克逊、麦当娜等人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唱一首歌的酬劳。人类历史从来都是不公正地。威廉三世不知道是厉行节俭还是天性吝啬,只给了他区区10个金币。后世学者用“很富有”来形容他此时的经济状况。为表彰贝多芬对本地做出的巨大贡献,维也纳市政府于1815年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这“荣誉市民”不仅是一个级别甚高的官赐名号,并且还十分有利可图,获此殊荣者终生免税。这意味着贝多芬从此再也不用交官税,他所挣的每一块钱,100分属于他自己。大红大紫,名利双收,这就是贝多芬一生事业如日中天的顶峰。与之相比,10年前《英雄交响曲》等构成的左峰影响基本上只局限于专业圈及上流社会,10年后《合唱交响曲》形成的右峰更象是一种回光返照。

综上所述,纵观贝多芬的一生,按照他的后世神像制造商们自己制订的政审标准,他的“革命”作品十分有限,只有绝无仅有的一部创作中期开始时的《英雄交响曲》,而他的所谓“反革命”作品却数以倍计有目共睹,在当时尤其影响巨大,特别是那风靡一时的1814年。贝多芬以其政治性极强的诸多“反革命”作品和相应行为扬名天下,这让他的神像制造商们情何以堪啊。于是乎,在众多贝多芬的评介文章里,对于让当事人当初自我感觉甚好的这段光荣历史,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装聋作哑讳莫如深,总之是不愿直视面对,在历史事实面前选择性地失明。这本不足为奇,对于“革命者”尤其是那些当了家作了主的“革命家”而言,他们口口声声的所谓“实事求是”,与他们张口闭口的“革命”口号一样,从来都只是欺世盗权的工具,而非自身行为的准则。指望他们尊重历史事实,无异于期待黑社会遵纪守法,怎么可能。

八、

17世纪末至今,“革命”一词在世界范围内长盛不衰,家喻户晓妇儒皆知,始终是一个社会时髦字眼,为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其概念内涵逐渐被扭曲混淆。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口号而非实际行动早已沦为党派之争的工具,成为迫害对立面以达成个人或利益集团营私目的的武器,和愚弄教唆、控制驱使无知民众最有效的迷魂药。谁自称“革命”谁就占据了道德至高点,顺我者“革命”,逆我者“反革命”。张口闭口“革命”,为的是革掉他人的命,抬高自己的命;只要挥舞着“革命”这块最好使的挡箭牌兼遮羞布,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进而为所欲为横行天下。那些口口声声为人们服务的自命“革命家”,本质上全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革命”一词早已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经过几代人耳提面命,谎话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反复洗脑,人们的思维被凝固僵化,和三岁小孩一样幼稚愚昧:一听是“革命者”必定是大好人,“反革命”一定是大坏蛋。至于由何人来决定谁为“革命”谁为“反革命”,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由杀人的枪杆子加骗人的笔杆子说了算。历经了无数“革命”悲剧,至今竟仍然很少有人意识到:“革命”决非追求正义向往真理的代名字,“反革命”也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同义语。长期以往,“革命”已沦为人间罪恶的渊蔽,“革命家”堕落为“政治骗子”的同义词。

按字面定义,“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百度百科)推动社会变革,有循序渐进式,有暴力巨变式,目的一致殊途同归,两者皆可称“革命”,只是具体实施的手段不同。问题是在马列理论那里,拒不承认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为一种革命方式,而只认同鼓吹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按照此种标准,贝多芬不仅不是什么革命家,相反是一个十足的反动派。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贝多芬在他不同时期的言行及作品里,表现出了他那并非是不可调和的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早期的贝多芬对于封建制落后于共和制这一在当时尚属前卫的政治观有着某种理解认同,拒绝因为自己是帝王将相的座上客、受惠人而自动加入维护这个体制的保皇党,心甘情愿为法国大革命发出自己的几声呐喊欢呼。于是就有了《英雄交响曲》。

但另一方面,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成熟深化,中晚期的贝多芬应该注意并理解到: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虽然实行的是封建制,但政治上并非铁板一块暗无天日,统治者也不是荒淫无道愍顽不化,一面压榨鱼肉百姓无所不用其极,一面对草民实行高压血腥手段的独裁暴君。他们也都在顺应时代潮流,在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不断进行着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改良,站在约束己身以造福民众的立场上来进行文明统治。“开明专制”已成为欧洲那时期流行的政治时尚用语,先后几代帝王皆属明君。先看神圣罗马帝国:玛丽亚•特蕾莎女皇为废除农奴制做好了准备,减少农民的劳役地租。她的继承人约瑟夫二世废除了农奴制,剥夺天主教会的世俗权力;利奥波德二世废除了酷刑拷问和死刑,平衡税收弱化教会力量。即便是那位以保守著称的奥皇弗兰茨一世,在维也纳会议后也顺天应时,着手制定了先进政体所必备的国家宪法。

再来看普鲁士:神武英明的腓特烈大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名义上是一个封建国王,实际上更象是一位现代总统。他自称“国家第一公仆”,信奉“人人平等”也即“天赋人权”定理,而且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他实行内政改革,消减赋税救济贫困,提倡宗教宽容,促兴科学文化。建立廉洁高效的公务员制度,使普鲁士成为欧洲首个开放有限新闻自由的国家。他实行教育改革,兴建了数以百计的学校,使普鲁士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及全民义务教育的国家。他实行律法改革,公布宪法草案,废除刑讯逼供,推行司法独立。允许国民通过上书或求见的方式向国王求助。1777年他写道:“我很不高兴,那些在柏林吃上官司的穷人,处境是如此艰难。还有他们动辄就会被拘捕,比如来自东普鲁士的雅各•特雷赫,他因为一单诉讼而要在柏林逗留,警察就将他逮捕了。后来我让警察释放了他。我想清楚的告诉你们,在我的眼中,一个穷困的农民和一个最显赫的公爵或一个最有钱的贵族没有丝毫高低之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腓特烈二世致司法部长的信)顺便说一句,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政治军事理论作家,古今罕有的全天才腓特烈大帝多才多艺且德才兼备。他竟还是一位具有相当水准的业余音乐家,吹得一口好长笛,并且还能作曲。将他的长笛协奏曲、奏鸣曲等混在莫扎特、海顿的作品堆里,几能以假乱真。进入19世纪,腓特烈•威廉三世放手让公民参与政治,实行地方自治,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给予工商业自由,改革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国王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

君主们既然如此开明,前途不是漆黑一团,那么,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就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政治改革选择。象法国那样街垒战三天两头爆发,断头台日夜加紧工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暴力革命,不应该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唯一方式。这或许就是贝多芬保皇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于是就有了《菲黛里奥》。

1814年维也纳会议的积极成果,是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势力平衡得以长期维系,直至半个多世纪后的普法战争(1870)前,欧洲大陆无战事,长久和平相对稳定,为各国的科技发展与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开启了保守中改革的新旧秩序交替的时代。而重演拿破仑战争那样席卷整个欧洲的多国混战,则要到距维也纳会议整整一个世纪后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会议的负面历史作用:各王朝在竭力巩固维持封建体系的同时,压制自由民主思潮,限制呼声渐高的民众权利,共和、议会制进程就此受阻推迟。在这种政治大环境下,以追求人性自由为己任的艺术家无疑会感到某种精神压抑,贝多芬自然也不例外。

他开始抨击时政,或者确切地说,他开始发牢骚。抨击时政是一种正式行为,通常以文章、讲演、绘画或音乐等文化宣传形式来进行和完成。而发牢骚则比较随意,与人私底下谈谈天说说话就可以了,场合不限,以沙龙、酒吧、茶楼等消闲场合居多。贝多芬没有写出任何音乐或文字来表达对时下政局的不满,连尝试也没有,所以他的言行不构成抨击时政,而只能算是发牢骚。他的政治牢骚大多发泄在小酒馆,不清楚那里的四周墙壁上有没有张贴着“莫谈国事(或国是)”的警告条幅,不顾朋友们的好心劝阻,他骂皇帝、骂大公爵(想当然不是鲁道夫)、骂部长们,嗓门儿又特别地大 ── 别忘了他是个聋子,直吓得满座皆惊。至于骂的具体内容,可惜流传下来的却不多,但可以想象,大多政治方向正确、道德立场正义。按时下的流行说法,属于正能量。

骂皇帝,反了不成。贝多芬竟胆敢在帝国首都的公共场所肆无忌惮,发出如此不和谐言论,其后果将是什么?听上去有十足的理由为他担心。1820年秋一位不莱梅的业余音乐家访问维也纳时,对此有所记载:“警察局清楚地知道这些事,但是由他去了,原因或许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幻想家,或许是出于对一代音乐大师的尊敬。”总之是没找他的任何麻烦。原来如此,作为维也纳“荣誉市民”的贝多芬不仅免于纳税,还免于因言获罪,特权着实不小。看来维也纳会议后封建王朝复辟的所谓“黑暗时期”,反动当局的白色恐怖也不过如此。梅特涅首相的秘密警察还是蛮通情达理的嘛。倘若换个社会大环境,比如20世纪任何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才不管你是什么劳什子大师呢,宰你没商量。你发牢骚就是诽谤朝政,诽谤朝政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命运只有两个:一个是被杀,另一个是被逼自杀,没有第三种选择。

我以为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不仅具有坚实的人文关怀及正义感,并且具备超前敏锐的社会存在视野的最简单方式,是看他对其所处时代、社会的政治体制与总体人类活动,是否采取一种相对批判的态度,不论他是活在文明度如何先进的国家,比如今天的美国。这种批判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一端为彻底否定式,另一端为促进改良式,根据具体环境情况而定。一个只会为当局唱赞歌的知识分子,不是人文精神萎缩不振,就是政治敏感度麻木不仁。原因很简单,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从来没有完美理想化的制度和人。你如果能够做到走在现今社会的前头,就可以尽可能地脱离自身的局限,以一种历史性的回顾结合前瞻的眼光,洞悉眼下现实社会的黑暗和落后,与现代人的愚味及短浅。那么具体到贝多芬,他是不是这样一个既不乏天然正义感,又具有后天练就的敏感政治视觉的知识分子呢?我认为他部分是,但并不完美 ── 古往今来,又有哪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完美的呢。每当看到社会阴暗面,尤其是由制度造成的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邪恶现象时,不平则鸣,于是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象他这类人,不会对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存在永远唱赞歌。假如他当初移民去了法兰西,哪怕拿破仑始终没有称帝,法国大革命顺风顺水,贝多芬会长年累月一部接一部地写他的《英雄交响曲》吗?答案不言而喻。

贝多芬在维也纳的小酒馆里骂皇帝、骂政府,表达了他作为一个知识人的基本良知,与对先进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向往。接下来一个问题油然而生:贝多芬这种异于维也纳会议期间所作所为的“反帝反封建”言行,是否说明了他意识形态上的翻然悔悟“改邪归正”,开始弃保皇,拥革命了呢?

(未完待续)

7 评论

章凝对贝多芬《英雄》交响乐的主旋与莫扎特的歌剧《牧羊人与牧羊女》一开始的主旋几乎一模一样怎么看?

廖康  [评] 2013-7-28 16:08

记得有人问贝多芬对莫扎特一部有名歌剧的看法,贝多芬回答说没有接触过,因为怕影响自己的独立创作。那时候的印刷业远比今天落后,也没有收音机电视机,作品流传起来不容易。这是莫扎特的早期作品,不很有名,贝多芬耳闻的可能性很小。我做了些功课,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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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安娜》《牧羊人与牧羊女》(K.50/46b),是莫扎特创作的第一部德语歌唱剧,全局一幕,写于1768年,当时莫扎特年仅12岁。

此外,引人注意的是,该剧的G大调序曲开始的几个小节与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Op.55)第一乐章主题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与“欢乐颂”主题一样,这依然只是一个巧合而已,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生于1770年的贝多芬有机会接触到这部作品,而《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安娜》在1768年首演之后,直到 1890年才在柏林再次公演。

莫扎特的《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安娜》据说是以卢梭作词兼作曲的歌剧《乡村占卜师》为蓝本改编的,最初的法语脚本叫《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安娜之恋》,译成德语后才改作现名。

http://www.sinbam.com/classic/o/mozart_Bastien_Bastienne_K50.html

The principal themes of the respective movements are interrelated, and are derived from the common root of one of Beethoven's own earlier works in a quite different formùso clearly derived as to be regarded as be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variations on a certain contredanse he revisited more than once before he composed this symphony. The theme of the first movement may be heard in the Overture to Mozart's little opera Bastien und Bastienne, composed before Beethoven was born; Beethoven may have quoted it consciously here (as he was to do much later in citing one of Leporello's arias from Don Giovanni in his Diabelli Variations for piano), or, as appears more likely, he may not even have been aware of Bastien, and simply developed this motif as a further variation on his own theme. (Donald Francis Tovey pointed out that the theme in question is "simply the notes of a common chord swinging backwards and forwards in a quietly energetic rhythm.") This particular question is of little moment. There happen to be two Mozartean antecedents of the big theme in the choral finale of Beethoven's Ninth Symphony, with no involvement of variations, and again Beethoven may not have been aware of them; no matter where he may have found his materials, he made them his own, and invariably they strike us now as being eminently well suited to the musicalùand sometimes symbolicùuse to which he put them.

http://www.kennedy-center.org/ca ... composition_id=2643

章凝  [评] 2013-7-28 18:19

章凝的文字总是这样干净得纤尘不染,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成。读完全文,有种感觉,这是呕心沥血成就的文字!由文中不难看出,章凝要阅读、考证海量的历史资料、文献,传记,才得以成就今天上乘佳文。由衷敬佩章凝的严谨治学精神!

“议程松散的大会自1814年秋一直开到了1815年夏,时间长达9、10个月,创下了人类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国际会议的记录,并保持至今。冗长拖拉不一定就意味着枯燥乏味,会议主办者很有商业头脑,会议期间大张旗鼓地庆祝战胜拿破仑,五花八门的活动安排得丰富多彩,宴会、晚会、舞会、音乐会、运动会、”——竟然有这么冗长的会议,太有趣了。这么冗长的会议,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

冬雪儿  [评] 2013-7-29 08:03

那段相似的旋律莫扎特和贝多芬也许取自同一个民歌?

廖康  [评] 2013-7-29 09:44

这是有可能的。莫扎特是否为纯粹“原创”也不无疑问,见上面引文。

贝多芬“借用”莫扎特这个旋律的一个可能:贝多芬老爹在贝多芬童年时得到了这个乐谱,用来教育、督促儿子尽早成材。前题是莫扎特的这部早期歌剧当时已经出版流传了。这个可能性很小。那时出版音乐作品不容易,因为排版不是一件小事,或许需要刻铜板,成本很大。一件作品可能有较大销量,出版商才会有兴趣。所以一般面向业余音乐爱好者的作品容易出版,比如奏鸣曲、练习曲等,因为市场较大。

这是一个论文题目。

引用:
Originally posted by 廖康 at 2013-7-29 09:44:
那段相似的旋律莫扎特和贝多芬也许取自同一个民歌?



thesunlover  [评] 2013-7-29 20:54

拜读,学习,开窍,领会,这是我读此篇文章的感受。对音乐我可真是门外汉,对音乐家更是陌生无比。曾经只知道贝多芬被父亲毒打,和我的童年差不多,但他能被打成天才,而我成了废品,真好笑哇。呵呵。

唐夫  [评] 2013-7-30 23:44

多谢几位点评!

这篇文字实在拖拉得太长了。现在应该是进入了终曲乐章。每每写得厌烦或疲倦时,就听听贝多芬,以重新获得动力。

thesunlover  [评] 2013-8-11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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