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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史记》
《中国史学名著》—《史记》

钱穆

  我们讲过了《尚书》、春秋、三传,附带提到《国语》、《国策》,差不多秦以前主要史籍,都简单地讲了。秦以后,汉代有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一路下来,就有廿五史,直到清末。以后我们是不知,但这秦汉以来二千年就是一部《史记》作标准。此刻我们讲历史,每把秦以前和秦以后分成两个很显然的段落。秦以前唐虞夏商周三代,可以称作“上古史”。秦以后,倘使我们学西方名称亦可叫做“中古史”。现在我们上古段落已经讲完,接下要讲中古。我想我们该再回头来重看一下,此是做学问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两眼只看着脚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阶段,该要抬起头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总要爬一段回头来四面望一下。特别跑到山顶,当然不看脚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峰又一峰,每上一峰必该一望,这是必然的。诸位读一部书,不能一条条尽作材料看,要懂得综看此一部书,又该懂得合看此诸部书,有一番登高远瞩的景象。

  从《西周书》到《战国策》,古代史籍,我们都该通读一下。现在要讲汉代,该回头来凌空一望,我们该望到那没有书没有字的地方去。诸位不要认为《西周书》、《春秋》、三传、《国语》、国策》都讲过,此外便是不很重要,该听汉代了。等于跑上一峰,又跑一峰,两眼尽在脚下,这等于没有上。现在古代已完,可说是中国上古的史学、或说是中国上古的几部史学名著,都在眼了!我们该要自己放开眼睛来一看。看些什么呢?此诸书是都看完了,正如两脚着地跑,已上了巅峰,现在该要一番掩卷、深思,这是做学问千万要记得的一个习惯,或说一番工夫。能学到这一点,做学问一项很大法门已开在这里了。

  如何深思呢?这该我们自己发问,所以叫“学问”。读书就是学,到了发问,是第二阶段。无师可问,则且各自问自己。故说做学问要“会疑”。“会”者“能”义,我们要能疑、懂得疑。现在只说“怀疑”,要你不信,常怀着疑,如此又哪肯拼命读书呀!读了书要会疑,不是要不信,光怀疑了,又何必去读?“会疑”是要懂得疑。疑了自会发问。我今告诉诸位,中国有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到现在已两千年,但在司马迁《史记》以前,从《尚书》、《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到司马迁也有一千年,西周到现在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西周书》以前还有唐虞夏商,还有上面的,最少说也该两千年,或还不止。诸位听了这几次讲,自己心里该来一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学,才有《尚书》?这问题没有书本详讲过,可是我们心里应该有疑。好像我们到了这山望前山,前山那面又是什么?我们应该问:为何有了(尚书),隔了五百年又有孔子的《春秋》?为何又隔了五百年有司马迁太史公的(史记)呢?这里至少是一番中国史学之演进。中国历史到了西周初年才有《西周书》,到春秋末年才有孔子《春秋》,要到汉初七十年代才有司马迁之《史记》。倘使照我上面讲,西周书重要的在周公,春秋背后当然是孔子,中国人尊经,但为什么后起的史学,不尊《尚书》、不尊《春秋》、不尊周公孔子,而尊司马迁的《史记》呢?为什么《尚书》、《春秋》都不为正史,此下的正史只是跟着司马迁《史记》这个系统呢?这问题值得研究。但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诸位都说中国人只懂得尊孔子、尊六经,但写史便尊司马迁,写文章又有屈原《离骚》一路到汉赋、《文选》,这些都不关孔子,这些也都是问题。而这些问题则在书本之外,是凭空的,要得读书的人自己懂得发问,却不一定能找到答案。问题不能不有,答案不一定能有。诸位且莫要“急功近利”,有了一个疑问便立刻要一个答案,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急着要成果。今且不要着急,问题不能立刻就解决,倘使拿不到结果,那些问题就不发生,如此一来,则成为“浅见薄识”,便是不会疑,更不会深一层疑,就没有大见解。见识则必求深厚,深厚始成重要,要在自己能问。好学深思,使此问题“存在”,存在于自己脑子里。诸位搅学科学,科学上很多大发现,便都从一个小问题上慢慢地花了一辈子乃至几辈子工夫来解答这一个问题。如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掉,往地下落?当然立刻无法回答,书本上也没有回答,而此问题发生了,亦终于解答了。到今天,在很多科学家的脑子里,总存有很多很多问题,无答案,慢慢儿在那里研究。大答案研究不出,先研究小答案。大问题搁在一旁,在大问题中再举出几个小问题。如说:我们人为什么要老?这在医学上也是一大问题,不晓得有多少科学家在从各方面研究,但至今没有确切答案。诸位做学问,要有像此一般的精神,或者可说这即是做学问者之生命所在。要有问题而不急求答案,书能一本本一部部地读,埋头读。有《尚书》,读《尚书》。有《春秋》,读《春秋》。有《左传》,读《左传》。现下又有《史记》,我便读《史记》。埋着头跑向前,但跑到一地方,该要放开眼睛四边看,学了要懂得问。所谓的“高瞻远瞩”,又说是“博览综观”,要综合起来,向高远处看。如我刚才所讲,中国人有了历史文化两千年,才有周公的《西周书》。再进五百年,才有孔子《春秋》。再进五百年,才有司马迁《史记》。再进两千年到今天,当然下面的问题不再是《史记》了!但又是怎么呢?

  这问题我曾问过章太炎先生,我说:现在是廿五史,下边该怎样?他没有能回答我。此一问题,我仍留在脑子里。诸位千万不要当我是在空谈,诸位要学史学,便该学到这个地方去。我不教诸位做学问的方法要凭空瞎想,或胡思乱想,只是讲过了这几堂课,便该总结起来说,中国有历史以来两千年有周公的《尚书》,中间又经过五百年而有孔子《春秋》,又经过一千年而有太史公《史记》,太史公《史记》到今两千年,这些话千真万确,没有一个字落虚,但“为什么?’那是一大问题。下边我们该怎样?又是一大问题。诸位做学问能到这地方,诸位胸襟自宽,抱负自大,但包袱也就重了。虽有个远大前途在你前面,但也不一定达得到。这样一来,至少使你做学问可以不厌不倦。

  我且说《尚书》、《春秋》(《左传》也在里边)、《史记》,这是中国史书中三个阶段,也是三种体裁。如做一件袍子,或条裤子,怎么裁?诸位现在只知要材料,要的是布,但有了布应要懂得剪裁。这便是创造,或说是制作。袍子、马褂、短衫、裤子,各从其便。《尚书》、《春秋》、左传》和《史记》,虽然都是写的历史,而其体裁各不同,此层前人都讲过。《尚书》是记事的,《左传》是编年的,而《史记》是传人的,中国历史体裁不外此三种:事情、年代。人物分别为主。一切历史总逃不过此三项。《尚书》是一件一件事地写,写出就是一篇篇的《尚书》。《春秋》与《左传》是一年年地记载,而太史公《史记》,就一人一人地写下。这里却有一个要特别提出的,我已在上一堂讲过,即是中国人事中兼有话,讲话也看在事之中。其实讲话当然也是一件事,如我今天上课,即是一件事。但此事特别重要的在讲,讲这一堂课,就是一件事。在中国古人有记言记事之分,但不能拘泥看。如我今天讲这句话,诸位回去记下,某月某日某先生讲此,这是记言,同时亦即是记事。《尚书》中诏、诰、命、谟,言中均有事,事中均有言。如《左传》记叔孙豹讲三不朽,郑子产讲鬼神,何时向何人所讲,是事。然而像此两番讲话,实与事无关。既不是外交,也不是军事,更不是法律,又不是政治和经济,什么都不是。那只是记言,记他讲过了这样一番话。而在中国历史里,记言的地位和分量很重,可能超于记事分量之上。为何中国人更看重记言,那得重新讨论。诸位当知,事有轻重大小,写历史者不能拿一切事都记下,便只有选择。如新闻记者访问一事,十位记者访问同一件事记下,可能十篇文字各不同,此因选择不同。如我今天这番话,诸位每人写一篇报告,也可写来都不同。或你看重在此,他看重在彼,仍是选择不同。如扩大写一篇听某人讲中国上古史学名著,诸位把今天以前听过的各记一篇,这将是不同更大。你所听经你选择,此外的忘了。有的没有忘,认为不重要也不记下。可见本领在挑选。如写一本民国史,各人一篇,限五万到十万字,写来还是各不同。亦有人根本不能写历史。写史须有见识有选择。有组织,不能老是要参考材料。六十年的大事,只把许多材料凑配,写史者自己却变成了工具。做学问该以自己为主,做那使用材料的人,不是为材料所用的一个工具。我们要问,周公当时为何会有一部《西周书》,诸位把《西周书》十几篇文章都看过,便见那里记言重于记事,这至少有周公的选择。诸位当知,在周公时,中国古人本没有所谓历史、史学的观点,连周公脑子里也还没有。直到司马迁时,还没有所谓史学。不仅如此,在周公时也没有所谓经学。孔子作《春秋》,孔子脑子里也何尝有所谓经学,更不论史学。后来人崇重他的《春秋》,奉之为六经之一,但孔子《春秋》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变成史学了,但在孔子脑子里也没有如我们所谓“编年史”三字。但又为何写出了一部编年史,写出了在他脑子里所没有的东西来?在周公脑子里,也没有所谓记言记事的分别,但却编出一部《西周书》。诸位当知,学贵创作,如是才是真创作。我们强说要学创作却只是假创作。要别人给我一题来找材料,这怎么能创作?创作既有真假也有高级与低级。讲到这里,我们就该懂得做学问用心之所在,来怎样用我们自己的心。书大家会看,文章大家会写,材料大家会用,但这里有一甚深妙义,则在各人的心。当时周公如何般用心?周公久已死了,也更没有人来讲这些,我今提出此问题,说周公当时心里怎么样?其实完全力的是政治,全是一套政治措施。古人谓之制礼作乐,这“制礼作乐”四字,诸位都知道,这是旧话,我们该以新义来翻译旧话。诸位不能尽查书说礼是什么,乐是什么,礼乐只是当时周公拿来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政治措施。在这一套政治措施的背后便有周公的一套政治思想和理论。讲到此处,诸位当知,中国历史演进和西方有不同。诸位读希腊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他们一套政治思想写在书上,但他们没有在政治上做事。周公是中国一位大政治家,难道他没有一套政治思想吗?然而没有著作,没有一部周公的政治理论的书。诸位假使能看《西周书》来写一篇周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这不是个大题目吗?要讲中国政治思想史,先从周公写起,把《西周书》做材料。

  如我上一堂所举,周公只讲文王不讲武王,武王明是用兵得了天下,为什么周公反而不讲他?这里便见周公在政治上看重“文治”,不看重“武功”,重“德”更重过“事”。周公制礼,主要在祭文王。因文王有功德,而文王这些功德,则写在《诗经·大雅》文王之什里,这就又接上了历史。周公讲了文王,还要讲上去,讲后稷、公刘,那么周代一路下来的历史在《诗经》里全有了。孔子懂得周公,《论语》中称文王也比武王伟大。中国人此一套精神直传到今天,为西方人所不懂。经济、武力,群相讲究,像周文王便打不进近代人心里去。今再问:周公为何把此许多事都写在《诗》里,而不写在《书》里呢?我上面已讲过,周代的历史不仅在《书》,还在《诗》。这里却有一个比较小的新问题。即是文学与史学的问题。而且在古代,似乎运用韵文还比运用散文来得较省力,《诗经》比《尚书》反易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会读。只十几个字,一讲通便能读,而尚书就难。为何韵文易读,散文难读,只是散文运用难,韵文运用易。这里我试牵涉出去讲得远一点。正因中国是象形文字,西方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只就拿字拼出他们的讲话来。本来西方如埃及,文字开始也是象形,但后来这条路走不通识能改成拼音了。在地中海周围做生意人,相互讲话,只用文字拼音,而中国人能从象形文字跳出,有象意、象事、象声、转注、假借共六书。这样一来,中国文字就变成全世界惟一的一种文字,可同口语脱离。把文字卜的话同口里的话脱离,好让两条路进行。当然这两条路还是有关系,还是时常纠合在一起,但我们还可以说它分着两路进行。若单就一面讲,在同一时代里,《诗经》中韵文流利反而胜过了《书经》中之散文艰涩。中国古代散文,直从龟甲文到钟鼎文,《尚书》里的字法句法,一路而下,要到孔子《春秋》,才是中国散文字法句法上一个大进步,试举一诸位易懂之例:如《春秋》用“崩”“薨”“卒”“死”这四字,其实只一“死”字就得,但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卿大夫死称“卒”,而庶人之死才称“死”,孔子《春秋》里便把这“崩、薨、卒、死”四字分清楚。因此《春秋》不书死,因庶人死了跑不进历史。孔子之死也称“卒”,因孔子也是鲁国的大夫。今试问孔子为何牢守此分别?我们便称之为封建头脑,这是今人对古人硬下批评,这中间本无学问可讲,至少做学问不该先骂人。孟子明明说:其文则史。孔子《春秋》里的文字,大体根据周史官,则天子称“崩”,诸侯称“薨”,那是远有来历的,我想周宣王派出史官就有这一套,而这一套也就是周公制礼作乐里的一番礼。它自有阶级观,这是当时政治上的东西。而这“崩、薨、卒、死”四字,便成为当时的一种“官用话”。至于死了就叫“死”,这是民间话。如孔子在《论语》里说:“予将死于道路乎?”用的是“死”字,并没有用“卒”字。又如说:“颜渊死,子哭之恸”,也没有叫“颜渊卒”。庄子说:“老聃死”,也只用死字。文字流用到民间,此在孔子以后事,而后“崩。墓卒”这些字眼再不需用。又如《尚书·尧典》称“涉方乃死”,只这一字,我便觉得《尚书·尧典》是后人作品,想必到了《论语》、孟子》以后,大家只用一死字也用惯了,所以伪造《尧典》的作者也随手用了死字,而孔子《春秋》则依然用了崩薨卒诸字,孟子似乎早知道我们今天会群起诉骂孔子,故早为之解释曰其文则史。但试问:只用崩薨卒诸字,又于事何补?所以又继之曰其事则齐桓晋文。有些处,我们且莫先骂古人无知,该自责备自己读书不细心才是。

  我再推想到一部说文中间有很多花样还值得研究。如马,可因颜色不同,而造字不同。有黑马、有黄马,便有各别的字。此可见中国古人把文字和语言分开。如说“骊”,诸位要问这是什么颜色?骊马和黄马不同何在?我们只有查字典,查说文了。但到今可谓此骊字已废不再用,这是一匹黄黑色的马,拿口语来写下便是。如此之类,《说文》里有极多字现在都废,用口语代替了。在没有废这些字以前,可知古人看了这字就懂得,可用一字来代替这一话,这样的文字运用实还不够进步,后来才又进步到多用口语而省去了异字。今试再举一例,此是《春秋》中最出名的例。有“陨石于宋五”与“六鹢退飞过宋都”这两条。“石”同“鹢”是名词,“陨”是动词,“飞”是动词,可是“陨”放在石前,“飞”放在鹢后。“五”、“六”是形容词,但又称石五六鹢,岂不很复杂?《公羊春秋》讲此极好,他说:石记闻,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六鹢退飞记见,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谷梁》说:先陨而后石,陨而后石也。后数,散辞也,耳治也。六鹢退飞,先数,聚辞也,目治也。这里就显见是《谷梁》后起,知道了《公羊》说法而改变其辞。简单说,这只是文法问题。后代顾亭林《日知录》据此取笑《公》《谷》,认为行文造句自当如此,不值大惊小怪。但在后代散文文法进步以后固极简单。在古代,孔子(春秋》以前,如此简洁明净的句法,实也少见。韩昌黎所谓文从字顺各识职,《春秋》此两条正可为例。《公》《谷》纵是村学究,对此两条用力发挥,说君子于物无所苟,石鹢犹且尽其辞,而况于人。

  正见当时人对文字文法上之欣赏,实足证明孔子春秋时代,散文有新的开始,文字的运用,文法的组织,都大见进步。西周时代这五百年中,正是中国散文文学一大进步的时代。若使周公当时早有孔子春秋时代般的文字文法,便也不会有像《西周书》艰涩文体之出现。这些都是随便讲,我们是在讲史学,但诸位若有人对文学有兴趣,这也是个大题目,里边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我不过举一个例。若论材料,则很简单,不多几部书,一翻便完,但这里大有文章。我们研究《说文》,研究龟甲,只跟前人走一条路,不开新路,总嫌太狭。如做菜,最先只懂放盐,后来才懂放酱油、放油、放糖、放醋,还要放点辣,或许还要放牛奶,放别的,菜愈做愈好了,总不能单纯一味。做学问也千万不该做一味一色的学问。诸位尽说是专门,但一味总是太单调了。先把自己聪明阻塞了。我们定该把自己聪明活泼而广大化,不要死限在一区域,一格局。

  现在我再进一步讲孔子《春秋》为什么来一个编年史?刚才讲的是为什么周公来个《西周书》,我话并不曾讲完,也不能尽在这上讲,且由诸位慢慢去想。今要讲孔子《春秋》为什么来编年?今天诸位读西洋史仅是记事,而记吉在记事里的分量又来得少,《西周书》专重记言已可异、春秋》编年更值得当一个问题。近代科学大部分主要的方法在能观察,观察所得,要懂记录,如天文气象报告,雨量啊,风向啊,温度啊,一切都得经过观察与记录。中国人对于人事上的观察与记录,从古就注意到,那就是“历史”。中国人对于人事特别看重“本末常变”四个字。人事有本有未,又有常有变。能把一件事分着年记载下,一年中又分着时月日记载下,这才可以记载出这件事情演变的真象。前人如何做学问,也不易知,但有个简单方法,便是读他的年谱。他怎样开始做学问?怎么想到著作?又怎样写出?后来怎样写成的?一年一年看下,便可懂得。又如研究一人思想,也该读年谱。如王阳明怎会发明良知之学?读阳明年谱较易见。写历史能写到编年史,那么本末常变都在里面。如中国人八年抗战,日本人打进中国,而止于无条件投降,此事并不简单。要从卢沟桥事变起一路看下,这八年中国人打得真辛苦,一路失败到最后,始获得了胜利。所以我们要懂一件事,定该把这事分开看。一人几十年做学问,我们也要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看。如我们来台湾二十年了,下边怎样?我们不知。前面呢,该懂得讲究。不能待将来成败论定后,再来写台湾二十年历史,那多半将成假历史,靠不住,最好是从初到台湾就有人写,直到最后,年年写下,才是真历史。我们今天不晓得明天事,且先把今天事写下,不要到了明天再来追记今天,这里就易出问题。事情的复杂性,变化性,定要从编年里去看,才懂得这事之本末与常变。何况孔子《春秋》已经是列国纷争的时代,所以这时的历史有晋国的、有齐国的、有楚国的、有鲁国的,更非编年不行。回顾周公时代只隔五百年,但变化相距已很远。在周公时代写史还不需要编年,而孔子时代写史,则正贵有编年。但为何又从孔子《春秋》变成了《史记》?太史公也不是忽发奇想心里来一个直觉。他不照孔子编年而分为一个一个人来写,他这一套,正又是从孔子以下五百年中间慢慢儿造成出。这是时代演进,不是太史公的私心创造。在太史公以前,已经有一个来源远远在那里。诸位且先想一想,怎么从孔子编年到太史公列传?有没有些痕迹机缘,我们可以拿来讲太史公《史记》的来历?列传体怎么来?如此般的讲,固然是讲周公。讲孔子、讲司马迁,然而也即是在讲时代、讲演进,看重它的一层又一层般地演进。我虽极崇拜孔子,但并不是说今天我们只要学孔子。纵是学孔子,而我们此下尽不妨有一个新天地新创造。我们的史学也不必定要学司马迁,我们下边的新历史池还有新创造。只要我们把上边弄清楚,下边就能来。上边的弄不清楚,诸位说:这二十五史全已过了,现在该要新历史了,但新历史究在哪里呢?让我说穿一句,诸位只想一意学西洋,但西洋这一套还比中国落后得多,而且西洋也有西洋的来历,这非一言可尽,我今天且只讲到这里。

  今天讲司马迁《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所谓的“正史”,此下接着还有二十四史。在司马迁当时,大家只知有经学、子学、文学这些观念而没有史学的独立观念。所以《汉书·艺文志》里,只有《六艺略》、《诸子略》、《辞赋略》,而司马迁的《史记》则附在《六艺略·春秋门》。可见当时学术分类,史学还是包括在经学中,并未独立成一门学问。但司马迁却能创造出第一部“正史”,为以后几乎两千年所沿用,这不是一个极值得注意讨论的问题吗?依照现在人讲法,司马迁《史记》可说是一个大创造。司马迁如何能完成这创造,这是一个大问题。

  上一堂讲,中国历史有三种体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别记下,像《西周书》。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着年代先后来编排,这是孔子《春秋》。第三注重人物,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说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所以《史记》是一种“列传体”,一人一人分着立传,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我那年在美国耶鲁讲中国史,曾说历史应把人物作中心,没有人怎么会有历史?历史记载的是人事,人的事应以人为主,事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来的。有一位史学教授特地和我讨论,他说:历史应该以人物为中心,为主脑,这层很有意思。但这人没有事情表现,便跑不上历史。我说:在这上,乃是东西方学术上一很大不同之点。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并无事情上的表现而成为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诸位试把此观点去读二十四史,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传》两百四二十年,里面就没有颜渊,岂不因他没有事情表现,就不上历史。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颜渊不是一历史人物呢?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作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直到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仍都像中国《尚书》的体裁,以事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们写历史,也跟着西方化,如我写的《国史大纲》,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为主。但此为求简便则可。若进一层讲,也可说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于如《左传》般一年一月这样分着的,当然更没有像《史记》之列传体,这是史学上一极大问题。清代乾嘉时章实斋著《文史通义》,他讲中国史学上盛行的是《左传》与《史记》,分年分人,将来该发展《尚书》体,把事情作主要单位。那时西方新学还没有来中国。道光以后,慢慢地来了,中国人读他们的历史,就觉得章学诚已先见到了,西方的史学就是这样,所以特别在清末民初,大家认章学诚是中国史学一大师。但我们还得进一步讲,这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在我看法,中国人从《尚书》演进到(春秋》《左传》,又演进到《史记》,这是中国史学上的大进步。并不能说中国的(春秋》、《左传》到《史记》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历史体裁。这问题我虽今天只提起这样一句话,不拟详细讲,但这话殊值诸位注意。

  今天我要讲的是司马迁怎样会创造出这一种新的历史体裁,就是列传体来?他怎样会提出一个新观点、新主张,把人物为历史中心?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学问总喜欢要能创造,能开新吗?那么太史公《史记》在史学著作上,他是一个极大的创造,开了一条极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这条路跑,继续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请问司马迁怎么样走上这条路?我们能不能在这里用心研究一下呢?

  诸位要知道,我已经讲过,做学问要懂得发生问题,这就是所谓“会疑”。有了问题才要求解决。诸位不愿意摹仿,要创造,那应先懂得别人怎样创造的。这问题不是一凌空的问题。司马迁怎会能创造出史学上的新体裁?我们上面已讲过,《西周书》和周公有关系,《春秋》则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创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来写历史,却是一个新创造。孔子为什么来写这部《春秋》?为什么要来一个新创造?我亦曾根据孟子书里的几句话来发挥孔子作《春秋》的大义。现在到了司马迁,他作《史记》,他自己曾有一番详细讲法,在他《史记》的“自序”里。诸位要懂得,读一部书,先该注意读这书的作者自序。这也就是一个新体。孔子《春秋》没有序,序是后来新兴的。如《庄子·天下篇》,叙述庄子为什么要讲这样一套思想,作这样一套学术?也就是庄子书的自序。但此序不是庄子自己所写。又如《孟子》七篇,最后一段就等于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大史公自序这一体例,在孟子,庄子书中已经有了。以后人写序,不放在最后,而放到最前来,这不是一重要问题。那么我们要读一人的著作,最好应该注意先读他的“序”,他自己说怎样又为什么来写这一部书,应有一讲法,这部书的价值就在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几句。如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儒学案》开头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于我们写了书请人家来写序,这又另当别论了。

  今天我就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来讲《史记》,或许诸位已经读过这序,但此文不易读。最好是读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读《史记》,待读了《史记》,再来读《自序》,庶乎易于明白。当知读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读一篇,就能读一切篇。这一篇不能读,别篇也一样不能读。今天大家读白话文,在学术上够标准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随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过去,我们称之曰“翻书”,又或说“查书”,所查又称是参考书,没有说“读”书,这样总不行。照《太史公自序》讲,他们这个司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历史官。到了春秋时代,周惠王襄王时,司马氏跑到晋国,那时周朝已衰。到了晋国后,司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国、赵国,又到秦国。司马迁就生在黄河的西岸,陕西的龙门。他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虽是一史官,也学天文、历法。学易、学老庄。曾写有一篇《论六家要指》,讨论战国诸子各家大义,这文章写得极好。他分别着战国时六大家思想,各自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他自然写到儒家,当时的《易经》就算儒家了,但实际上《易经》就近于道家,所以司马谈的最后结论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汉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仅通经学,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黄老。汉武帝去封禅泰山,司马谈同其他一般方士讲封禅的意见不同,汉武帝就不要司马谈跟着去,司马谈就留在洛阳。他儿子司马迁到外边去游历,那时还很年轻,回来时,他父亲在洛阳病了,就对司马迁说:若使我死后你再做史官,不要忘了我所要讨论的很多事,你须把它写出来。所以我们说太史公写《史记》是承他父亲遗命,这些或许诸位都知道。而《太史公自序》里讲他父亲的话,更重要的在下面,读《太史公自序》的人或许会不注意。《太史公自序》又记他父亲说:“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他说:我们到现在为什么大家推尊周公?这因周公作了《诗经》之雅、颂、二南,而雅颂二南就是周人的历史,从后稷下来,一路到文、武、周、召。周朝人的历史,由周公写出。我也根据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来证明《诗经》跟历史有关系,一部周代的开国史尽在《诗经》。不过我们今天来讲中国史学名著,照一般讲法,只讲《尚书》,不讲《诗经》。其实司马谈就以史学眼光来看重周公的《诗经》,而周公《诗经》的贡献依照这话讲,便在它能宣扬周代的历史。所以又有一句话:“汤武之隆,诗人歌之”,这是说诗人所歌的便是历史了。后来直到唐代,韩昌黎《平淮西碑》,李义山诗极称之,谓其: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这就是把《尚书》和《诗经》并提。当然我们不能根据李义山来讲《尧典》丶舜典》是真《尚书》,但可讲《诗经》也就是历史。这里便见各人读书,可以有见识不同。诸位不要认为一句书只有一条路讲。我此所说,从古代直到唐时人,像李义山是一个诗人,他也懂得《诗川书》两经都同史学有关系。周公为什么被人称重?由司马谈讲,是因他在宣扬史学上有了贡献。周代到了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这就是孟子所说“诗亡而后春秋作”了。诸位至此应知,我此刻讲中国史学名著,从周公《西周书》讲到孔子《春秋》,接着讲太史公《史记》,其实太史公父亲就已这样讲。他又说:“汉兴,天下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他是说:我做汉朝的太史官,我没有能把汉代这些事情好好儿记下,那么这个天下的史文不是在我手里废了吗?这几句话,就是我上面所印“无忘吾所欲论者”的话。而后来读《太史公自序》的人,只注意了上一段,不注意到下一段。甚至于说:司马谈因汉武帝没有要他跟着上泰山,他气出病来,对他儿子说:等我死了,你做太史官,你该把许多事情写出来,于是遂说太史公史记是一部“谤书”,来谤毁汉武帝这个朝廷的。他父亲一口怨气死了,所以司马迁《史记》就是要写《封禅书》。请问这样,一部《史记》尚有何价值可言?太史公父亲司马谈就因做了汉朝太史官,而没有为汉朝写下一部历史,所以遗命司马迁要完成父志。今试问写历史从哪里来?岂不是从周公、孔子来,那岂不是历史应以人物为中心,也就跃然纸上了吗?

 诸位听着我前面几堂讲,便知读书不易。读了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不是不懂这句话怎讲么?读了《太史公自序》,恰恰有如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的注脚。你能说司马谈没有读过《孟子》吗?诸位只有翻书的习惯,《史记·太史公自序》是翻得到的,孟子这句话便不易翻到。读到太史公这里,孟子这句话便有用了。此是书之不易读。而《太史公自序》记他父亲司马谈讲话,大家又只读了上一截不再读下一截,不是不曾读,乃是读了仍如不曾读,此是读书不易之又一例。

  司马谈死了三年,果然司马迁接他父亲做太史官了。司马迁接着说:“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他说他父亲讲过,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这个作史责任,便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他来写《史记》,是跟着周公孔子而写的。五百年前有周公,五百年后有孔子,再后五百年有他。诸位试把此一番话去读《孟子》最后一章孟子也就是这么讲。尧舜后多少年有汤武,汤武后多少年有孔子,孔子后多少年该有人出来才是。可见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曾读过《孟子》,都有他们的学术传统。司马迁又说:有人能绍续这明世,出来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而此《易传》、《春秋》、《诗》、《书》、《礼》、《乐》,在他那时都是经,还没有史学。不过他是个历史官,该要写历史,而所写出来的则还是经学。我们也可说,这是太史公司马迁理想中的新经学。诸位今天认为中国旧史学全可不要,要学西洋新的,这也不错。但西洋史学也应有本有原从头直下,怎么来而到今天。你须先知道,才能继续得下。做学问不能只叫自己做一个跑龙套。不做主角,也得做一个配角,有些表演。即做一个跑龙套,也须约略知得全本戏了才去做。要讲西洋史学,也须知道有一整套西洋的史学史,然后回头来写中国历史,可以周公、孔子、司马迁、班固都不要。我们说:我要写的是中国的新历史呀!诸位,这责任又是何等般的大!

  现在有个大问题。今天以后写历史,固是再不会二十六史了,那么下边该怎么办?这不是个大问题吗?原来讲了半天,要讲太史公的创作,但他仍是继续的旧传统,周公、孔子一路而来,他自己讲得很明白。而太史公《史记》所特别用心的,乃是要学孔子,《自序》下面有一段太史公讲孔子《春秋》的话。我们上面都依照孟子来讲《春秋》,现在要讲司马迁讲《春秋》是如何般讲。诸位且不要自己讲《春秋》,且听从前人讲《春秋》。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从前人这么讲,我且也这么讲。当然孟子、太史公以下,还有别人讲《春秋》,但我们总得有个挑选。如下面我们将讲到刘知几怎样讲《春秋》,譬如近代康有为、章太炎怎样讲《春秋》?但这是在我们不要讲的范围之内了。诸位莫说康有为、章太炎是近代大人物,孟子、太史公是古代了。但当知再过五百年、一千年,孟子、太史公还存在,还是个大人物,至于章大炎、康有为是否还是个大人物,便有问题。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伯经考》,是否都能存在?或是只存在于图书馆,给人家翻查批驳,只当一份材料就是,那就在未可知之列。

  有一位太史公的朋友间太史公: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以下云云。董生便是董先生董仲舒,学《公羊春秋》,主张表彰六经排黜百家的便是他。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周道衰微,正是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孔子就在这二百四十二年中间,来讲它的是是非非,要为天下立下一个标准,所以他“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样可把理想上的王者之事表达出来。这是司马迁引述董仲舒讲孔子《春秋》的话。太史公《史记》是学孔子《春秋》,那么在《史记》里偶然讲到汉高祖、汉武帝,有些处近似《春秋》“贬天子”,而后人偏认他为父亲泄冤气作谤书,那怎么能来讲大史公的《史记》?《史记》不仅是要写下汉代初年很多事情,还要在这很多事情中有一个是非标准。他说:“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讲几句话,不如在实际的事上来讲,可以很深切、很著明。所以说“春秋,王道之大者也”。孔子要讲天下之道,孔子说:我若空讲一番话,不如在过去的事上把我的意见来表现出这样不对,这样才对。所以曰:“春秋以道义”,孔子《春秋》只讲个义不义,而在以往二百四十年的事情背后来表达。故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一部《春秋》里,“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至于其他许多诸侯跑来跑去不能保其社稷的,不晓得多少。为什么弄到这样?所以说:“有国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说:《春秋》“礼义之大宗”。这些话,太史公都是引的董仲舒。可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没有这样的话。(其实《春秋繁露》也不一定是董仲舒自己的书。连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里,也不见这些话。《太史公自序》中说这几句话,是他亲闻之于董仲舒讲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段话非常重要。

  至于太史公自己讲,却说我的《史记》不能同《春秋》相比,我只是把故事稍加整理,记下就是。这是太史公之自谦。而且他并不能自己说,我也要来贬天子,退诸侯。既然不敢,何以又在《自序》里把董仲舒的话详细写下?这篇《自序》实在是一篇极好的大文章。此刻我来讲《史记》,其实只抄此一篇《太史公自序》,直从周公孔子到太史公,都已讲在里面了。现在我们接到刚才所讲,太史公怎么来创造出他的一部《史记》,他的大创作,诸位不是大家要创作,不要守旧,不要摹仿,不要跟着别人吗?但太史公却只是跟着周公孔子,他的创作,就从模仿中来,不然又怎么叫所谓学问呢?

  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太史公《史记》创作,特别重要的是在体裁方面。我已讲过丶西周书》以事为主,《春秋左传》是分着年讲的,而太史公《史记》则分着人讲。太史公为何在这分事、分年之外,特别重视人呢?其实这些我们已不用讲丶太史公自序》里已详细交代过,他就是要学周公孔子,那不就是以人为重吗?今天我们学西方人讲法,史学该讲事,而中国古人则从头下来重在人。我们也可说,至少从孔子《春秋》以下,早都是以人为主了。如说:“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不是在事情背后一定讲到人的吗?太史公又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他写这文章时,已经不做太史官了。但他曾经做过汉朝的太史官月B么这些明圣盛德,我不能废而不载。这些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我不能废而不述。那是他父亲告诉他要讲的,他若不论著,那是“罪莫大焉”。所以他写《史记》,乃求勿“堕先人所言”,又曰“无忘吾所欲论著”。自从那时起到今天,写历史已经莫不以人物为中心。事情背后有一个“礼义”,我刚才说过,“春秋,礼义之大宗也”,而礼义则在人不在事。若使我们今天立下一个题目要来研究中国史学观点中何以要特重人物的一个来源,这可以从中国古书一路写下,直到太史公《史记》,远有渊源。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大观点,也可说是中国一番绝大的历史哲学,而且亦是中国传统学问中一绝大精神。即照《太史公自序》,他就是看重一个周公、一个孔子,一千五百年直到他当时,这不就是历史应以人物为重的一番最大精神已经表现无遗了吗;

  我今天讲太史公《史记》,主要就讲到这里,下边还有关于太史公《史记》里很多问题,暂可按下不讲。我再重复一遍,今天讲的,接着上一堂讲中国史学演进之三阶段。第一阶段是纪事,第二是分年,第三是分人立传。至于这三大阶段中有很多问题,诸位可以自用思想,自用智慧,自具见识来发挥。但诸位千万不能随便空想,一定要有书本,有证据。如我讲中国古代,只讲周公孔子,讲《尚书》,既然古文《尚书》是假的,今文《尚书》也不可靠,可靠的只是《西周书》,而《西周书》一定与周公有关。我讲孔子《春秋》,下面接着是《左传》、《公羊》、《谷梁》,而讲到《史记》。我这一大段讲法,至少《太史公自序》中的话,句句可做我讲演的证据。我们只要把那些有证有据的四面会通起来,直觉得我读到古人书,却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般,这在我们是学问上的一种快乐。至于从前人讲话有不对的,我们也该能下判断。如说《史记》是一部谤书,因《史记》中如《封禅书》,乃是特别为他父亲遗命而写下,这些都是读了卜文,不读下文,这即是不通。诸位只要能把《太史公自序》读一遍,两千年来讲《史记》的很多话,有真有不真,有对有不对,自能批评。所以读书贵能熟,且莫多看,莫乱翻,更不要急速自己发挥意见。近人做学问便不然。不仔细读书,却急欲找材料,发意见。要讲《史记》,凡属讲《史记》的先抄,所抄材料愈多,自己的聪明反而模糊阻塞,而《史记》一书之真相,也终于捉摸不到。若先只读《太史公自序》,愈读愈会有兴趣,有了兴趣自会有聪明有见解。其他的话,我们也自会批评。这是今天我借此机会来告诉诸位一个读书做学问的方法。

  我此一堂课,只如上国文课,只在讲《太史公自序》,把太史公自己的话来讲他作《史记》的缘起,那我也只是来讲历史,并无自己主张。若诸位说:我是读通了《太史公自序》那一篇文章,我已经感到很满意。诸位且不要先把自己看得比司马迁要高,看得自己太重要,便不肯再来向古人学问。诸位说:人类是进化的,但进化有一段长远的过程,一两百年往往不见有很大的进步。而且更不能说我们比周公孔子司马迁都进步了。今天云大多,光明不出来,若我们能坐架飞机跑到上空,云都在下面,上面是很干净的一片天空。诸位能读一部《春秋》一部《史记》读通了的话,就如坐飞机到了云的上层去,那时自能重见光明。若讲材料,一年一年地积下,孔子《春秋》中材料,就不如《左传》多。《左传》里材料是记载得多,但《左传》比不上孔子《春秋》。诸位读《史记》,先该懂得这道理,不能拿着一部《史记》从头到尾把事情记得一清二楚,这是你不会读《史记》。太史公《史记》明明是学孔子《春秋》,我之很欣赏《史记》的,在其记载事情之上,还有他一套。诸位更不要说:我学近代史,学唐宋史,《史记》和我无关。读《史记》可长一套聪明,一套见识。实际上,我并不是要学《史记》,乃是要学司马迁。你有了这一套聪明和见识,随便学哪一段时代的历史,总是有办法。所以我告诉诸位,做学问该要读一部书,至几部书。读此几部书,该要读到此几部书背后的人。《史记》背后有司马迁其人,他一辈子就只写一部《史记》。他自父亲死了,隔三年,他就做历史官。此下花他二十年精力写一部《史记》。又如司马温公花了十九年写一部《资治通鉴》,欧阳修修《新唐书》花了十七年,李延寿写南北史也写了十七年,班固《汉书》不知他花了几十年,又是父子相传下那工夫。我们只要懂得前人这番功力,也就好了!我今天只讲到这里。

  今天再接讲《史记》。我们讲过中国历史分成三种体裁:一是记事,二是编年,三是传人。在记事中又兼带着记言,《尚书》是第一种体裁,以记事记言为主。《春秋左传》是第二种体裁,以编年为主,但是在编年中又包括了记事和记言,即在记言记事之上再添上了编年。大史公《史记》以人为主,把人物作中心,但在传人的体裁之内,同样包括着记事和编年。即是说:记事和编年这两体,已在太史公《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体之内包融了。所以我们可说:中国史书有了此三层的大进步。今天我们有一个欠正确的观念,认为进步便是不要旧的了。不晓得进步是增有了新的,而在此新的中间还是包容着旧的。这才是进步,而不是改造。改造未必是进步。进步必是由旧的中间再增加上新的,新的中间依然保留着旧的,那么这个新的当然比旧的是进步了。

  太史公《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在此一百三十篇中,有十二篇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类。本纪就是全书之大纲,是编年的。如《五帝本纪》,《夏商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一路下来到汉朝,一个皇帝一篇本纪,如汉高祖、汉惠帝,拿他个人做皇帝时从头到尾的大事都是提纲挚领写在里面,所以本纪是编年的,就如《史记》里的《春秋》。

  世家是分国的,春秋时代就有十二诸侯,一路到战国,如《鲁世家》、《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这些分国史当然也照年代排下,但和《国语》、《国策》不同。《国语》、《国策》是一种国别史,而且以记言为主,而《史记》世家则主要还是记事。

  此下是七十篇列传,为太史公《史记》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独创的一个体例。但在《史记》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经一天天地表现出来了。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都是一部书里记载着一个人的事与言。《论语》记言也记事,《庄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见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则是言。可见记事、记言不能严格分别。而记言则就特别看重到“人”。当时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写成了一部书。《管子》虽不称《管子春秋》,也只是讲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记》里的列传也不能说是太史公独创,以前早就有在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只不过太史公把来变通而成为列传而已。

  除却本纪世家列传之外,又有“表”,这也不是太史公开始,以前也已有此体裁,这是全书中最重要的筋节。如《三王世表》,因古代夏。商、周事情疏略,不能一年一年详细编排,所以只作“世表”。春秋战国事情详细了,所以有《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分国分年作表,所谓横行斜上,全部春秋战国里的事情,是在这一年或在那一年,晋国这一年的某事和楚国这一年的某事,在同年或隔年,这都清清楚楚,一览无遗。到了秦汉之际,秦二世以后,楚霸王汉高帝以前这一段就做“月表”,一月一月地记。《史记》中这十张表,由于事情不同而分配着来做表,真是如网在纲,一目了然。

  最后有“书”,那是《尚书》体例,专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书。如记夏禹治水丶《尚书》里有《禹贡》,汉代也有水利问题,太史公就作《河渠书》,如此者几八篇。

  因此,太史公《史记》,实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学上的各种体裁包括会通,而合来完成这样一部书,此真所谓“体大思精”。直从唐虞夏商周一路到他这时代两千年以卜的历史,全部包罗胸中,从而把来随宜表达,便有了他这样许多的体裁。

  我曾告诉诸位,读书该一部一部地读。当然写史也决不止一种死写法,《尚书》是一个写法,《春秋左传》又是一个写法,此下尽可有种种新写法。我们此刻来讲“史学名著”主要就要诸位懂得如何来写历史的这一番大学问。有了此学问,就可自己写历史。

  我们讲史学有三种: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一是“论史”,史事利害得失,该有一个评判。一是“著史”,历史要能有人写出来。今天诸位治史只做“考史”工夫,而不能“论”,如说太史公《史记》,什么时候所写?到什么时候而成?中间共分多少篇?这些都可考。但这些只关“材料”问题,诸位却不懂得“论”。如太史公《史记》和左丘明《左传》不同在哪里?其间高下得失须有论。我该取法《左传》的哪些长处?《史记》的哪些长处?再加上此刻之所需要来创造,然后能“著史”。今天我们都不再写历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么呢?岂不连考都没有了?我们的历史岂不要从此中断?民国以来的历史就快没有了,因没有人来原原本本地写,或写其全体,或写其一部分,或者写人,或者写事,若都没有,大家不会写,岂不成了大脱空。所以我们平常做学问,不能只看重找材料,应该要懂得怎么样去“著书”,怎么写史?像《西周书》,像《春秋左传》,像《史记》,这都有一个间架。像造房于,先有一个大间架,至于一窗一门,小木匠也可做,大的间架就要有人来计划。一窗一门拼不成一所房子。要先有了房子的间架,再配上窗和门。诸位做学问,不先求其大者而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仅能一段段一项项找材料,支离破碎,不成学问。大著作家则必有大间架,而大间架则须大学问。今天所讲的体裁,也只是一个大体,而不是有一死格局固定在那里。如说春秋战国可写分国史,太史公把每一国家作为“世家”,但到汉代,已和从前不同,变了。如张良封为留侯,但张良并无一留国传其子孙。如萧何,封为鄼侯,但也只是封他鄼地,使得“食禄”而已。鄼与留都非一独立的国家,但既封为侯,太史公《史记》也把来列入‘世家”,这岂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此其一。

  又如写孔子,照例当然是该称“列传”,而太史公《史记》却特别把孔子升上去,立为‘孔子世家”。在春秋时,并没有封孔子一个国,孔子也没有土地传子孙,并且也不能像张良萧何般有“爵”位传下,怎么太史公却来写孔子“世家”,这岂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之尤吗?但我们到今天,才知太史公见解之伟大。我们今天来到台湾,亦尚有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在台湾,可说在中国,只有此一世家永传不绝。此见孔子之伟大,但亦见太史公见识之伟大。他写《史记》就是学的孔子《春秋》,在他心目中,就觉得孔子是全中国历史上人物中最伟大的一个,所以他自破其例,作为孔子“世家”了。太史公更无法拿一句话来讲出孔子之伟大,来讲他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不同,他只在写孔子的题目上把“列传”换了“世家”二字,用此来讲,比讲其他话更来得明白有劲,那是《史记》之“自立例而自破例”。只因后人都尊孔子,才不觉其可怪,不多加批评。

  而太史公《史记》中又写了一篇《项羽本纪》,那似乎更荒唐了。直从《五帝本纪》、黄帝到尧舜而下,夏、商、周、秦等本纪,以至《秦始皇本纪》,接下是汉高祖、汉惠帝,岂不顺理成章,而中间却横插进一个项羽?项羽不成一个朝代,他只是个短暂的过渡人物,而太史公特地写了一篇《项羽本纪》,于是遭受到后人不断批评。但秦是亡了,秦二世已投降,汉高祖还未即位为皇帝,中问所谓秦楚之际的一段计有五年,太史公把来放在项王身上,“本纪”本只是把来编年的,那么项工这几年也自该称“本纪”了。但太史公《史记》又并不称为《西楚霸王本纪》,而连姓带名直称《项羽本纪》,在这一显然不妥的题目下,却自见太史公有一番深远的意义。秦亡了,汉没有起,中间有项羽,然而他又不成为一个朝代,只是一个人物,因此他虽是位为西楚霸王,而《史记》不称《西楚霸王本纪》。虽则大家都称他“项王”,太史公文章里也有称“项王”的,但题目上则称《项羽本纪》,这实在又是太史公一番了不得处。后人批评太史公,说其书“疏”,如项羽怎能立本纪,孔子怎能立世家?不是大大的“疏”吗?疏是不细密,粗枝大叶,有忽略处。或又称之曰“好奇”,如项羽怎立本纪,这不是好奇吗?其实这种评论难免浅薄,不能深切地来欣赏太史公《史记》之与众不同处。到了《汉书》,那就改称《项羽列传》了。可是汉高祖元年称王,项羽已死,项羽又不是汉代人,而作《汉书》的又不能不载有项羽,然则把项羽列汉初,岂不成了密中之疏吗?可见此等争论都很浅薄,不值得争,而太史公把项羽列人本纪也自有他的妥贴处。幸而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班固作《汉书》写不到孔子,否则岂不也要将《孔子世家》改成《孔子列传》吗?这种地方,我们正可见太史公《史记》之伟大。只就列传一体论,就有很多了不得的地方。即如先秦诸子方面,孔子作为世家,又有一篇《仲尼弟子列传》,此又是一特例。《史记》并没有《墨子弟子列传》,或孟子苟子弟子列传等。在战国时,所谓儒分为八,墨分为三,但太史公只写一篇《孟子苟卿列传》,把孟荀两人合在一起。直到今天讲战国儒家展就是孟、荀两家。在汉初,本是道家、法家思想盛行的时代,要到汉武帝表彰五经以后,才是儒家思想盛行,而大史公写了一篇《老庄申韩列传》,把法家申不害、韩非和道家老子、庄子合成一传,说法家思想乃从道家来,此种见识,又是何等伟大。诸位说自己只研究历史,不管思想,但在历史中又如何能不管思想呢?所以像太史公《史记》那样写《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只几个题目便已可说伟大极了。其他诸子,零零碎碎,都附在《孟子荀卿列传》里,到了民国初年,大家又认为太史公忽略了,对墨子没有详细写。其实太史公所忽略的也不只墨子一人。可是墨子思想从汉到清都不显,他的地位远不能和太史公所举的孟、荀、申、韩、老、庄并举。只就此一点看,可见太史公讲战国学术思想也已经是独步千古的了。他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最佩服道家,也有一番极精到的言论,太史公承父遗命来写《史记》,而《史记》里对百家观点,便和他父亲的观点不一样,司马迁把他父亲的见解和他自己的见解都清清楚楚地收在《史记》里,真可称得上良史。

  诸位读《史记》,首先该读《史记》的《自序》,第二要看《史记》的目录,这些都约略讲了。此外我再举出几个另外的观点:第一,《史记》虽为第一部正史,太史公和他父亲虽都是汉朝的历史官,但《史记》并不是一部官史,而是一部私史。即是说《史记》乃私家的著作,而非政府衙门里照例要写的东西。换句话讲,这在当时是“百家言”,非“王官学”。太史公学孔子《春秋》,孔子自己正讲过:“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本不应由私家写,而孔子竟以私家身份来写了,所以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天要来辨太史公《史记》也是一部私史,而非官史,且举几个简单的例来说。《太史公自序》上就说:“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这明明说此书是一家之言了,明见不是部官书。又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所以要“藏之名山”,为怕稿子容易散失,只把副本留在京师——长安,易得识者和传人。古人保留著作不易,要等待后世有圣人君子更渺茫。不像我们现在,书没写好,就要流传,一出版就有人来买来看,这是观念上不同。而太史公《报任少卿书》里,还有两句更重要的话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天人之际”者,“人事”和“天道”中间应有一分际,要到什么地方才是我们人事所不能为力,而必待之“天道”,这一问题极重要。太史公父亲看重道家言,道家就侧重讲这个天道,而太史公则看重孔子儒家,儒家注重讲人事。“人事”同“天道”中间的这个分际何在?而在人事中则还要“通古今之变”——怎么从古代直变到近代,中间应有个血脉贯通。此十个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西方人讲历史哲学乃是一套哲学,只把历史来讲。若说中国人也有历史哲学,应该不是一套哲学,而仍是一番历史,只是从历史里透出一套思想来。即如说“究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这才真是中国人的历史哲学。此后太史公《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可是第二部以下写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这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了。

  在《太史公自序》里只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此两句话十二个字,其实也已了不得。在太史公以前,中国的学术分野:一个是王官之学,就是六经;一个则是百家之言。在六经中也就有各种讲法,如《春秋》有《公羊》、《谷梁》。《左传》。他著《史记》,要来“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他所注意到的材料就已包括了整个学术之各部门,要来辨其异同,编排起来,而从此中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是此处十二个字与上引十个字见解工夫究有不同,只是他说要“成一家之言”,则两处一样,并无异说。

  其次要讨论他的书名称“太史公书”,这是他的私人著作,所谓“成一家之言”的,而后人称之为《史记》,这是后起的名字,只是一个普通的史官记载之名。现在要讲“太史公”三字,这更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司马迁的父亲做汉代的史官,司马迁书里就称之为“太史公”,而史记里有许多司马迁自己的言论,开头也便说“太史公曰”,则司马迁又自称“太史公”。此三个字究该怎解呢?《史记集解》引如湻说:‘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这应是一很高的官,待汉宣帝后,始把“太史公”改成了“太史令”。这是如湻的说法。但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里,只有“太史令”,无“太史公”。“太史令”只是六百石的小官,怎说它位在丞相之上。但我们又怎知《汉书·百官公卿表》不是根据了宣帝以后的官制呢?而且如湻的话根据卫宏,而卫宏是东汉时人,那么这问题还该细探,不该如此便解决。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里说:“向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可见太史公自己也说他只是做的“下大夫”,就是六百石的小官,其位决不在丞相之上。下面他又接着说:“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若位在丞相之上,则决不和卜祝并举。《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谈又说:“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可见司马迁父子当时是做的“太史令”,决没有错。但因尊称他父亲,故改称“太史公”,后来他写《史记》也便自称“太史公”,而其书即称《太史公书》。但为何司马迁只做的是“太史令”而他敢自称“太史公”呢?有人说这是他的外甥杨恽称他的,也有人说是东方朔看他书时所增的。我想这些话都不可靠。他在《自序》里已称《太史公书》可证。但他《报任少卿书》开头就有:“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云云,那时的司马迁已经不做太史令,而为武帝之“中书令”,为何一开头便自称“太史公”?至于“牛马走”三字应是对任少卿之谦辞,不应说是对自己父亲太史公之谦辞。那么此书首太史公三字,或许可能是后人增添进去的。现在再复述一遍,专查《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来驳集解如湻说,这最多只有到七八分,未达十分。今引太史公自己。的文章《报任少卿书》,明云“厕下大夫之列”,又《太史公自序》明云:“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那才是十分的证据。《史记》上究竟是“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呢?抑为“太史公”呢?则又要追究到《史记》的版本问题上去。至于像“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九字,却尽可存而不论,而摇动不了我所要作的最后定论。这不是已经解决到十分之见了吗?然而我还有一讲法,讲到书的背面,字的夹缝里去。所以考据之学有时很有趣味、很撩人!诸位当知,卫宏如湻所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本上丞相;为何如此般信口胡说,在我认为那是卫宏如湻误以当时司马迁充当了“中书令”而又弄成了“太史令”。他《报任少卿书》是一篇千古难读的好文章,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揖》中曾提到他读懂了这文章,我今也敢说,我也读懂了这一篇文章,那文章难在一时捉不到要领。我试约略叙说如下:因太史公直言李陵的事,汉武帝生他气,但爱他之才,并不愿意杀他。定了他死罪,还可自赎。但太史公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既没有钱赎,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免死,就是受腐刑。这事在太史公心里最难过。但他结果自请受腐刑,把他生命保全了,主要是为他书没有写完。所以他在这文章里特别讲到受了宫刑不算人,来道出他为何不自杀,只为了要写完他这一部《史记》。而汉武帝则特别爱重他,因他受了宫刑,遂得派他做中书令,即是当时的内廷秘书长。他朋友任少卿认为他既为武帝最亲信的秘书长,应可帮任少卿讲话。而司马迁之意,他下半辈子的生命,则专为写一部《史记》,再不愿意管其他事,讲其他话。直从他为李陵事述起,来请他朋友原谅。至于赎死罪,只几十两黄金便得,而司马迁家里竟就拿不出此几十两黄金。而那时朝廷贵人家里千金万金的多的是。这篇文章意气运转,非熟读不易晓。至于卫宏如湻所说,则正是司马迁做中书令时的情形。若说天下计书先上中书今,后上丞相,那是不错了。而那时的中书令则正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做。若说当时一个秘书长的地位还在丞相之上,这也未尝不可如此讲。 或许卫宏如湻弄错了,把中书令误会到太史公。若如我这般讲,讲出了卫宏如湻因何而错,才可以说考据到了十分。因此我们就证明汉代并无“太史公”这一个官,这样我就对《史记》的大概情形讲完了。

  我想再讲一些关于《史记》的文章。当然我们读《史记》,主要在读他的事情,不在读他的文章,而好多大文章又是在言外的。如我所举《孔子世家》《项羽本纪》之类,此皆有甚深意义可寻。但下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崇尚骄文,便都看重班固《汉书》,不看重太史公《史记》。直要到宋代以后,才看重《史记》更在《汉书》之上。明代归有光就是用功《史记》的,清代方望溪承之,有一部《归方评点史记》,为清代“桐城派”所重视。直到曾国藩始主再把《汉书》骈体来补充进《史记》散体中。至于班固《汉书》批评《史记》,说其文“善序事理”“辩而不华”“直而不野”“文质相称”“良史之才”,此是以史书的眼光来作批评,和归方桐城派以文学眼光来作批评不同。但我还是主张以大著作的眼光,该以其成为一家之言的眼光来作批评,当更可看出《史记》文章之高妙。总之,太史公不仅是中国千古一大史学家,也是千古一大文学家。他的文章除《史记》以外,就只有《报任少卿书》一篇,此外都不传了。好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1 评论

本篇应该比那篇讲《汉书》的有意思,将《史记》的历史地位及意义谈得很透彻。

thesunlover  [评] 2013-7-7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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