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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的白桑葚》和悲剧的要素

《巴比伦的白桑葚》和悲剧的要素

廖康



《巴比伦的白桑葚》是我所读过的最早的悲剧。巴比伦,即当今的伊拉克所在地,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在那两河流域亚述王朝最著名的女王是公元八百多年前的赛蜜拉米,相传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空中花园”就是为她所建。琵拉姆和梯丝碧的故事据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虽然具体年代已无法考证,但是我认为其重要性在于这故事发生得早,而且具有悲剧的全部要素,因而它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琵拉姆和梯丝碧的故事,大家很可能并不陌生。荷马在史诗里提到过梯丝碧,奥维德在《变形记》中咏唱过,卜迦丘在《十日谈》里改编过,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简述过,莎士比亚不仅在《仲夏夜之梦》里让剧中人物表演过,而且他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其实就是把这个巴比伦的故事移植到意大利来,添枝加叶,使之茁壮成长为一株文学园地的大树。后来的法国、奥地利话剧作家、歌剧作家也用不同形式表现过这个故事。更不用说无数文学作品用了这个典故,或间接受其影响,写出类似的情节和意象。最新的例子是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开始,带队的说山楂花通常是白的,而那棵树上的山楂花是烈士鲜血染红的。

第一次读这个故事,我相信多数人都会深受感动。那么多文学家重述、改编、移植这个故事,主要就是因为它感人。为什么感人呢?读一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体现了他讨论的悲剧的所有要素。当然,琵拉姆和梯丝碧远远早于亚里士多德,他的理论,应该说,源于对这类悲剧的分析和总结。

首先,悲剧的主人公必须是好人;不仅善良,而且美貌,家境也好。因为悲剧需要引发的感情主要是悲悯。不用说,我们对坏人是不大会同情的。对相貌平常的人,虽然也会喜爱,对他们受难也会同情,但对美貌者受难,无疑更会同情。这一点,在视觉艺术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现代文学对美貌已经有所突破,但在改编为戏剧、影视作品时,相貌一般的主人公,还是要选漂亮的演员来演。在电影《骆驼祥子》里,斯琴高娃就比小说中的虎妞好看多了。不仅容貌是这样,就连语言也得调整得优雅一些。比如,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里的奥利弗,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却一直使用正确的英语,与其他小偷叫花子截然不同。这当然不真实,但唯有这样,才能突出他的高贵,他的与众不同,才能赢得更多同情。虽然这小说并不是悲剧,但悲悯也是它力求引发的感情。改编的轻歌剧《奥利弗》更甚,他竟然说一口地道的牛津英语,和其他孩子的伦敦东区口音有天壤之别。当然,其目的是一样的。

家境好这一要求无疑和以前人们在社会上不平等有关,但也有其合理之处。从好的家境落入贫困和苦难当然比原来就受苦,后来仍受苦更容易引起同情。落差越大,效果越强,所以很多作品都是关于才子佳人生活的沧桑。帝王和死亡可以说是落差的极致,因此大量悲剧都是关于帝王将相命运的巨变。这种现象要到人们的平等意识提高并普及后,并等到果戈理的《外套》出版后才开始改变,文学家才大量描写小人物的悲剧。

其次,悲剧的主人公必须面对强大的敌对势力,奋争但却失败。这敌对势力既是命运,也是某种明确的力量或人。所谓命运,无非就是冥冥中那无以名状的与我们作对的东西。比如在梯丝碧等待琵拉姆时,偏偏来了头狮子,而且是刚刚吃了只羊,满口鲜血的狮子,还偏偏拱了拱梯丝碧掉落的纱巾,给琵拉姆造成误会。而琵拉姆还偏偏在梯丝碧从藏身之处出来以前来到了,恰恰有时间误会并自杀。我们说“无巧不成书”并不总是指好事,碰到倒霉事,就可能运交华盖,产生悲剧。但命运在悲剧中的运用并非容易。很多作者用得牵强,巧合得过分,让观众难以接受,认为是作者编的。当然,有时作者明明在讲述现实里真实发生的事情,但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读者说他胡编,作者感到冤枉。所以作者必须运用生花之笔,把没有发生的事情写得好像发生过,对发生过的奇迹则需提供令人信服的细节和可靠的证词。当然,我说的这一切都是传统文学的写作手法。到了现代,荒诞、非理性等等都出现了。文学创作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些可能是哗众取宠,但有些的确是革命性的。

需要某种明确的力量或人,这比较容易理解。人反抗命运,令人敬佩,但反抗敌人和敌对势力,更令人敬佩。因为命运往往是无形的,不可知的。在命运面前,人显得渺小而无奈,反抗如同陷入泥潭者的挣扎,于事无补,越陷越深。比如俄狄浦斯王的悲剧,那是前世注定的,是神对他父亲劳乌斯未能禁欲,触犯天条的惩罚。凡人无论怎样躲避,也逃不过那一劫。俄狄浦斯的可敬之处在于他敢于面对真相,敢于承担责任。在《巴比伦的白桑葚》中,敌对势力是两家的世仇。显然,琵拉姆和梯丝碧两个年轻人是难以与之抗衡的。但是他们有意识地努力抗争了,就显现出可敬的勇士品质。而勇士失败时,更令人同情。拿梁山伯与琵拉姆相比,就很能说明问题。梁山伯在得知祝英台是富家女子后,自己郁郁而终。这种毫无作为的懦夫,虽然可怜,却不可敬。他所引起的同情,远不如琵拉姆。

最后,悲剧还有一个要素,往往被初学者忽视,那就是主人公自己判断失误,导致悲惨的结局。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诗学》里强调是主人公的过失给他带来悲剧,并说明“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歹,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1 这错误是指看事不明,是判断性的错误,而不是道德上的缺陷。所以朱光潜把它译为“过失”。2 显然,在《巴比伦的白桑葚》中,琵拉姆犯了这样的判断错误。几千年后,我们看到他要自杀时,几乎仍会叫出声来:“别,你等等啊!”这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却发生了,令人叹息不已。虽然人们在口语中常用悲剧来指代地震、海啸、瘟疫、车祸等事件,但是这些惨剧并非文学上狭义的悲剧,因为我们无从避免这类飞来横祸,我们在巨大的自然灾难面前无能为力。描写这类惨剧,只是记录,只能让我们感到渺小和无奈。真正能够搬上舞台或银幕,感动观众的悲剧,往往含有主人公自身的过失,而这过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本来可以避免的厄运。这才会让观众扼腕叹息:“要是他……就不至于……样了!”

几乎所有成功的悲剧都运用了这种失误。仅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例:李尔王的悲剧是从误以为小女考狄丽娅不孝敬而开始的。奥瑟罗受伊阿古数番蒙骗,终于上当,认定妻子苔丝狄蒙娜与他的副将凯西奥有奸情而铸成悲剧。哈姆莱特也犯过一次判断错误,当他叔叔克劳狄斯在戏中戏后,良心受到冲击,企图祈祷时,哈姆莱特本来有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刺死他,却想到在他忏悔时杀死他,会把他的灵魂送上天堂,而没有动手。其实,克劳狄斯还占着谋杀得来的王位和王后,根本祈祷不出来,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语言高高飞起,我的思想滞留地下;没有思想的语言永远不会上升天界。” 3 哈姆莱特白白丧失良机,才有后来与仇敌同归于尽的悲剧。

亚里斯多德还再三强调悲剧要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并定义“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根据此定义,把“怜悯”译作“同情”也许更恰当些。这种作品唤起观众的同情,让观众看到那悲惨的结局,也可能还会引起人们的恐惧:如果我做出那种错误的判断,岂不是也会遭受同样的厄运?于是不寒而栗。怜悯和恐惧也许是人最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在阅读中或剧场上获得宣泄,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感情的净化。观众为古人担忧,悲剧“长使英雄泪满巾”。我们在遗憾中、悲悯中与故事的主人公认同,灵魂得到升华,身体安然无恙。那是一种美好的体验。

此外,琵拉姆和梯丝碧的悲剧结尾还给予后世作家一个重要启示:主人公的身体或情感若能物化,成为外部世界一个永恒的物体,就会产生额外的感染力。琵拉姆和梯丝碧的鲜血使得巴比伦的白桑葚变为红色和紫色,产生了一种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效果。而且会让读者从此后一看到桑葚就想起他们的故事,还会讲给下一代人听,让故事流传下去。也许正是这一启示让希腊人编出那么多人形变物体的神话故事,让奥维德写出不朽之作《变形记》。

注:

1《诗学》并非局限于论述诗歌。此处诗泛指文学,书中所论多以史诗和戏剧为例。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2《悲剧心理学》,朱光潜著,张隆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3《哈姆莱特》,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之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2011年2月4日

6 评论

廖康,新年好!

学习了,很专业的论述文。

——文学作品中,人物命运的错位和“落差越大,效果越强”。

冬雪儿  [评] 2011-2-10 08:57

我也感觉这篇论述文写得很好。

对悲剧的看法,我觉得,作者自己必须是个悲剧的幸存者。不然,就感觉不出来了。
至于结构要素,我觉得,喜剧和悲剧的要素,基本是一样的...

山豆凡  [评] 2011-2-10 14:39

  悲劇在中國文學中是蒼白地帶。亞里斯多德論述頗豐,朱光潛先生有過不少譯介。悲劇要產生出美,並非易事。我不太看好《白桑葚》這一篇。雖然《白桑葚》是典型的以“過失”致,但情節過於生硬、舞臺化,缺乏美感昇華的藝術杠杆。結局還有點意思吧。

xyy  [评] 2011-2-10 15:26

亚里士多德是个可爱的理论家,好理智,看到他就不觉得自己不正常了。。。

兰若  [评] 2011-2-10 15:27

这篇只算是介绍性的文章。

廖康  [评] 2011-2-12 02:35

廖老师好文

Xiaoman  [评] 2016-7-31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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