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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说李建纲
注在前面:

老友陈龄君,知名诗人、作家、高级编审也。家学渊源,饱读诗书。大约退休以后,闲来无事,忽然心血来潮,拿李建纲开涮吧,调侃一番,逗个乐子。咱家读了,喜也不能,怒也不能,无可如何也。然其文章,活泼灵动,文、白兼美,信手拈来,自然流畅,显示了他古文功底深厚,颇具才华。这样文章不能因李建纲之不不肖而埋没,曾发表于《武钢文艺》和《湖北作家》,再转载于此,美文共欣赏也,不亦宜乎!

如在题目前加一戏字,庶几乎更贴切也。大年弟,你说呢?

说李建纲
陈龄

  李建纲,原中国作协湖北分会副主席,今湖北省作协离休干部之最年轻者。山西产。条儿长体不肥。性谐乐。长我九岁。算来已是七十过五年纪,而视不滞其明,听不滞其聪,行不滞其步,文不滞其思。又牙口胃口不减其健,依自味不择东西南北,有醋最好;食无论稻麦黍豆,以面为佳;箸头愉快,朵颐生动,偶发一谑,举座为欢。所谓矍铄精神、燕然态度、云淡风轻、快然自足者,此兄是也。

      小说写得好。兼擅书法。五十几年前,南来建设华中钢厂(武钢前身),未几即入“小说家者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去工地的路上》;曾出席第一次(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时我正在故乡河南省虞城县立土木集完全小学读六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张洁身,把那几天的中国青年报拿给我看。好像他说了就算似的,说这样的会还要开,到时候你去参加一个。报上印着周恩来总理接见与会代表的场面照相。总理我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好几眼也没认出李建纲。这也难怪,那时他就是把我撞个跟头,我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一九六四年识荆于武钢工会俱乐部。时我在武钢乌龙泉白云石矿当钳工,本地外地、散散落落,发表些分行排列,大致押韵,通常叫做“诗”的那类文字。他在公司奉命创办《武钢文艺》。三十来往年纪。帅。眉目清朗,肤色白净,乌发罩顶而且人家他还过会儿拿出随身带着的小梳子,梳梳。然后“噗!噗!”把那小梳子吹两吹,很郑重地装回去。最令人羡慕的是一米加九的身条儿,旁边儿的人都得扬着脸跟他说话。乃不禁兴叹:“你个儿可真高呀!”他道:“个儿高了好找呀。许多人在一块儿掺和着,正得意呢,那边儿来俩警察:‘哪个是李建纲呀?’——‘个子最高的那个老几就是的。’你们这一出卖,我算是跑不掉了。”挺不赖的普通话,带几分喉音,晴朗而深厚。学武汉腔也学得是那个味儿。转而“恭维”我道,“还是你这样的好,不高不矮。‘不高不矮的老几多得很,叫我去捉那个口沙?’就这工夫,你溜了。”但是“文革”一开始,哥儿几个最早被捉出来的是我。
   
  识荆之初,读他的短篇新作《包铁柱的爱情》,满纸钢铁声响、青春气息;文字潇洒,谐趣盎然。人物生动得跟你挤眉弄眼儿、较力掐劲儿。爱情的味道调得很全和,缺点是少了一股子醋味儿,而且居然没写“下半身”。很快又发出了续篇《白花花的大道》。劳动和爱情并行不悖,相得相济。晚上吗,月光下的大道白花花的。你看那姑娘和那小伙儿,在白花花的月光下走着,身后的两条影子越靠越近。走着走着,那两条影子合到一块儿,变成一条了。妙哉!

      转眼就不妙了。文革爆发,我这边被揪出来大批大斗,他那边也火烧腚了。李建纲罪莫大焉。我们明明走在红彤彤的社会主义大道上,到他笔下,却成了白花花的。爱情当然更是洪水猛兽。爱归“人性”管着,而“人性”是资产阶的东西,“糖弹”者流,足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又姚文元们在批判“三家村”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文章里,传达了一句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同时揭露了这些“分子”的一大惯用伎俩:“讲故事、说笑话”。李建纲既写小说,又最爱讲个故事、说个笑话。此人又“发明”又“伎俩”,你说他该对我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发泄了多少仇恨。于是也就人遭祟,权(编辑公章)被夺,最后是被撮进“五七干校”,斗、批、改他的反动立场。他进“五七干校”时,我被圈在“不准外出、不准单独活动、不准请假、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的“五不准‘学习班’”里。这时,我已很长时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忽一天,一位“学友”叫罗志铭的,悄悄对我说,李建纲他个……真禁得起斗!一天,“干校”食堂早饭吃包子,饭后到地里劳动。中间休息时,他“趁机跳出来”,耍起他的惯用伎俩来了。说当年哪,曹孟德打东吴,命令伙食团做包子,给将士们吃饱了好开仗。伙食团立即全体动员,整整一团人哪,加班加点,做了一个大包子。八十三万人马,钻着窟窿往里吃,吃了七七四十九天,吃出一座碑,上刻七个字:离馅还有三十里。真恶毒!利用包子反党!污蔑“五七干校”是个没馅儿大包子。“五七干校”包子里尽肉馅儿,你本人不就是其中一块吗?是可忍,孰不可忍!就地批斗!下午在地里出萝卜,你就老实一会儿呗,他不,说这什么红呀白呀,很难分得清。看看这些萝卜,有红皮白心的,也有红心白皮的……革命左派一听,这家伙又利用萝卜反党来了。他自诩红心白皮,污蔑革命左派红皮白心,这不是攻击“文化大革命”冤枉了许多真革命,制造了许多假革命吗?!于是,又一场“刺刀见红”的现场批斗会开始了。不知我这老罗“学友”通过什么渠道获得这消息的。他至今没说,我也至今没问。道德底线是一定要守住的,知道消息就中了,别打听渠道。

      听到这般消息,不禁暗自庆幸:李建纲斗不夸。他跟斗家们逗着玩儿呢。
      很快,官方消息到了,“五七干校”来两个办案的,向我调查李建纲的罪行。说话的一位,很是了得。道是,李建纲罪行严重,态度恶劣,最近就要定性处理!你和他关系密切,一定知道他不少“问题”,希望你好好配合,写份材料。我们要得很急,这就看你的态度了。一听,有底了。既然可以定性,定就是了,干吗跑来找我“好好配合”,还“就看”我的“态度了”呢。我的态度就这么管用吗?然而态度是一定要端正的,乃义正辞严道,听了你们的介绍,李建纲原来是这样的货色!他在我面前,一贯装腔作势,满口革命辞令,还口是心非地叫我好好学习《延座讲话》呢,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那人冷笑道,你就好好想想吧!走了。材料我没写。这样的材料人家不会要的。果然他再没来找过我。后来我把这事对一位武钢文友说了,他拍手大笑,说那人也找过他,“哎呀操!咱俩说的一模一样儿!”可见那场“革命”把大家都锻炼出来了。

      1975年,邓小平搞整顿。一向重视文学艺术工作而且具有远见卓识的武钢领导,抓住机遇,集结力量,扩大阵容,李建纲又奉命操持复刊了的《武钢文艺》,把我呀,王维洲呀,蒋育德呀,李声高呀,陈南藻呀,邓守才呀,邀到一起,大家一个篱笆三个桩,伺候这块当时国内惟一的企业文学园地。

      这期间,发现小说家李建纲又能写诗。我们的同事,青年诗人李声高要调到黄石去,邀集朋友们话别。武钢多诗人,除了建纲,应邀而来者都是诗人。声高要求大家都在他专意买来的日记本上写几句赠言。建纲说你们诗人先写着,我有点事去。抓起几张纸,团在手里,上出去了。大家写得差不多了,他回来了。说我看看你们诗人写得如何。都是诗呀? 好吧我也来几句。一挥而就。念道:“声高要走,长江要流。走叫他走,流叫它流。好自为之,力争上游。”众鼓掌。他道“诗是厕所里的产物。要做诗,就要蹲厕所。你们看,我刚才一蹲就蹲出诗来啦。”此真小说家口吻。

      说话间粉碎了“四人帮”,又发现建纲不仅能写诗,而且有很好的表演天赋。他写了一首讽刺江青的《“旗手”》,在我们政治部宣传处批判四人帮的聚会上,朗诵得绘声绘色:“我是旗手,我是旗手,我是旗手!”把手一划拉,“你们都得跟我走。哪个敢不跟我走,我掉过旗杆打你的头!……”那个掉过旗杆打人家头的动作,做得逼真而凌厉,把大家都吓得打个激凛;靠前坐着的女干部小马吓得“呀”一声向后一仰,差点儿连人带椅子翻倒在地,多亏后边的老胡手疾眼快,救了一把。

      小说家李建纲很快恢复了创作。1978年5月之前,写出、发表了副题为《献给全国科学大会》的短篇《三个李》(其实是个小中篇),以其对知识分子命运、遭际的深入揭示、人物形象的生动描写、对科学事业和科技工作者的热情礼赞、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和亦庄亦谐的语言风格,而讽诵一时。

      接下来就是《打倒贾威》了。此作发表于1979年春。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记得是每周一次)反复播送一年多。“五七干校”里的故事。写的还是知识分子问题。但是主角贾威却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只弹阶级斗争那根弦,假“四人帮”推行的极左政治之威,靠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而爬上领导岗位的政治流氓兼生活流氓。此人体貌如一块巨大石碑。那四只“大虫”早被关起来了,而这石碑的威胁力仍自不减,始终是笼罩在他“领导”下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头上的一团巨大阴影,挡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块顽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不驱散这样的阴影,推倒这样的顽石,四化事业实无成功之望。李建纲充分发挥其白描技能与寓庄于谐和直刺旁讽的优长,而且不惜运动酷笔(如对贾威遇蛇和他搜查、焚烧科技资料时的情景描写和心理刻画),“利用小说”及时地阐发了为改革开放和四化事业顺利进行提供组织保证的迫切意义。除了艺术特色,这大概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以如此重视这篇作品的缘故。

      这期间,建纲陆续发表了《走运的左龟连》、《牌》、《儿子归来》,并以《走运的左龟连》为书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专集。用当时流行的,如冠以“伤痕”和“批判四人帮”、“反映文化大革命”等“文学”命题和“提法”,都不能范畴他这期间的作品。前者是抚痛的,回顾的,血血泪泪,不知“我该怎么办”。而李作则致力于揭示极左政治的特征、成因、危害和挖掘其积久而成的顽固基础,是打扫的,前瞻的,“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办”。因此,李作更使贾威、左龟连式的人物坐立不安,也更使读者们鼓舞振奋。于是生活中便出现了这种“情况”:坐立不安者把李的某一两篇作品拿给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状告李建纲,造势“打倒李建纲”;鼓舞振奋者则收集李作,抱给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呼吁从组织、人事上驱散这种阴影,推倒此类顽石。这是前类作品不曾好像也不大可能产生的艺术效果。

      这时,李建纲已是中国作协湖北分会副主席,王维洲、我,也和他一起参与创办、编辑《长江》文学丛刊来了。作为负责人之一,建纲以思想解放、业务娴熟、联系面广而为主编所倚重。初期《长江》的一批体现刊物宗旨、勇气和昌明刊物方针、走向的重要作品,如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沈从文的《长河》、秦瘦鸥的《劫收日记》、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刘绍棠的《荇水荷风》、于炳坤的《在繁华的都市里》、赵振开(北岛)的《波动》……绝多是他组织来的。而对于中青年作者,尤其充满热情,在许多今已成名、成熟的作家中,享有很好的口碑。在自己的创作方面,也有令人鼓舞的设计:写一个相当规模的“五七干校”系列,“这辈子就吊死在‘五七干校’这棵树上了”。着啊!“五七干校”中人,各有来自,在那里经历一番,又各有所归。如此,他们入“校”前和出“校”后的生活际遇、感情纠葛,则无不与这番经历密切地关系着,那是无论怎样的利刃也斩不断的了。对于文学创作,这是一个多么广阔的天地。而且那时我们又有周期性的创作时间。李建纲要大有作为了。

      但是不久,他就奉命离开《长江》,做他的“常务副主席”去了。后又作为徐迟的副手,去操持文学院。而且此人办事又很投入。一个不寻常的设计落空了。像许多事务烦冗的作家那样,李建纲只能挤出些零碎时间,尽量地少睡些瞌睡,写写散文了。令人高兴的是,仍自不断有新书出版。毕竟文章老手,每致人方才据案大乐,旋而支肘沉吟。

      而且写出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长篇域外游记散文——《斯德哥尔摩之旅》。改革开放以来,作家、文化人出国的机会多了,域外游记文学也相应地多了起来。然而多是些零碎篇章,而且——对不起——有很多不过是“我”多么荣幸地到了什么地方,受到了什么样的接待,结识了多么高贵的朋友,吃了,玩了,睡了……不得了,刘姥姥从大观园回来了,“滋儿”的!而建纲这本书,首先它是文学,其次它是游记文学——它遵循文学的规律,运用和调动文学的手段,情节化、细节化地记录、传达了“那里的”社会环境、人情风习、自然风光……以及自己的感受和警悟。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应得的荣誉。

      又出版有《李建纲书法选》。皆行书。我得一册,玩味间,觉有米芾之神、板桥之意。而根基当在赵孟頫那里,这当是其少年习学和长期贯彻、应用之得。赵孟兆页初师李邕,上追二王,心手独运,圆转遒丽,郑板桥入隶法于行、楷,波磔率放,自成一家,独步古今。基于赵而参以郑,此建纲书之所以自见格调也。妄揣了。

      几十年迤逦走来,坎廪云作言笑,鬼蜮化入谑谈。离休了,弄来能文,安居而不素餐;写去能书,闲情而得雅藉。噫唏我兄!展观而有长景,燕玩而有良朋。得不羡乎?羡而为此说者,愚友陈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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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当年哪,曹孟德打东吴,命令伙食团做包子,给将士们吃饱了好开仗。伙食团立即全体动员,整整一团人哪,加班加点,做了一个大包子。八十三万人马,钻着窟窿往里吃,吃了七七四十九天,吃出一座碑,上刻七个字:离馅还有三十里。真恶毒!利用包子反党!污蔑“五七干校”是个没馅儿大包子。”——没有非凡的想象力,哪儿能包出如此大的“包子”:“八十三万人马钻进去,吃了七七四十九天,离馅还有三十里。”读到这样诙谐的文字,不笑得十年少才怪了哩。哈哈哈……

真佩服李老师面对生活磨难时的泰然自若。

冬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