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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陌生人的反叛——卡夫卡与北岛的方式

陌生人的反叛——卡夫卡与北岛的方式

望乡人 / 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内容提要] 卡夫卡是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在其预言式的作品中,我们始终都能觅到陌生人的踪影,体验到陌生者生存的艰难和潜逃时的无措。事实上,在卡夫卡的眼中满是变形存在的陌生人,既是生存的变形,也是反叛时的变形。北岛是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史上一个诗歌新时代的象征,他那句“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 ”(《无题》)自我审判式的宣言,和坚定的反叛者的立场,使我们找到了东西方二者对话的渠道。经过比较,我们发现了两个陌生人在反叛路上踟躇而过的背影。

卡夫卡被叶廷芳称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彗星”。这一方面是说明了卡夫卡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第二方面是说明卡夫卡的稍纵即逝,像一颗彗星一样瞬间划过天际,寓意其英才早逝。第三方面是说他在文学史上难得一遇,需要很长的周期。北岛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49年10月。北京。天安们城楼。毛泽东:(声音)……当一位诗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高诵他一生最伟大的“作品”的时候,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一个婴孩呱呱坠地。这好像是一个“伯利恒的故事”。希律王知道这个时候诞生的婴孩对于他将会意味着什么吗?婴孩的啼哭声应和着那位父辈诗人的声音,仿佛在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感应。没有人知道新生的婴孩在当时是否也听见了那个“城楼上的声音”。但是,那个声音的余响却长久地伴随着婴孩的成长。那位诗人将成为新生儿精神上的父亲。 几十年之后,婴孩长大成人,成为新一代的诗人。

一黑暗中的舞者——陌生人的邂逅

从出世的那天起,卡夫卡似乎就注定孤独和陌生,“我们这个民族的成员没有青年时代,也几乎没有童年时代” ,这使得卡夫卡的精神上的自然要求从小就受到变形和压抑,他和父亲间的陌生感从那封《致父亲》的长信中可见一斑,他的受歧视的犹太血统也增加了他的精神重压,他曾写信给一个女友说:“您想一想,密伦娜……我走过了怎样的三十八年的人生旅程啊(因为我是犹太人,这旅程实际上还要长得多)”。此外,他无法摆脱的职业与他所酷爱的文学事业的矛盾也始终撕裂着他的心。他的感情生活上的自然要求也是受到挫伤的。他憧憬爱情婚姻,有过两个女朋友,订过三次婚,又因为有病与事业的考虑,三次解除了婚约,始终没有缔结过正式的家庭。卡夫卡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完全具备作为陌生人的称谓。因此,他的朋友马科思?勃罗德称他为“ 无家可归的异乡人”。这些都是我们打开卡夫卡及其作品中陌生世界中陌生人身份的钥匙。

卡夫卡之于我们至关重要,乃是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共有的困境,他所生存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可以说是梦魇的世界:梦魇是他的生活和思想的基本经历。他一方面感到无法战胜的威权力量的笼罩,一方面又感到不可克服的障碍重重,而且仿佛困在城市路中央的行人——本来刚才还是绿灯,可目的地还在对岸的时候,突然亮起了红灯,面对这种交通规则的制约,他要想再往前迈一步都是非常艰难的。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卡夫卡是陌生人,对于城市制定的交通规则而言,他也是陌生人。他不是处在一个崩溃的世界,而是处在一个困惑的世界。曾经在思考性的札记里写下了这样的箴言: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
在我的手杖柄上则写着: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
共同的是“一切”

北岛的名字曾被人谐  地解构成“北方独自航行的岛”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北岛算得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诗作象征了诗歌的新时代,在刚健沉雄的文字下面熔铸着广袤的民族苦难与博厚的历史思考。他以比卡夫卡更为开阔和承担意识的人道主义为支点,着力关注乖谬逻辑中作为个体命运的人的权利和真实生存状态,向不公平的时代索还人的自由。坚持自己的理想,拒绝向诡诈的现实出卖自己的真诚。但是,这条“索还”的道路注定是坎坷和崎岖的,纵使北岛他“大声叫喊”(《抵达》)地说“我要到对岸去”(《界限》),甚至为此“不得不和历史作战”(《履历》),但他依然摆脱不了“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无题》)的孤独感和陌生感,不巧的是北岛本人对于“陌生人” 三个字似乎特别敏感,他有一首诗题目就是《陌生人》,而在他为数不多的小说中,他也乐此不疲地取名为《归来的陌生人》。对于陌生人的体察和身份确认,北岛始终是自觉和自知的,他在《变形》的世界“沿着陌生人的志向攀登”(《东方旅行者》),事实上,我们说北岛和卡夫卡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身份角色(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小说家),但是两个人就这样邂逅在陌生人的世界,舔舐着他们自己所面临的伤痛,然后都毅然决然地说“反叛”。卡夫卡在那封有名的《致父亲》的长信(汉译字数三万五千)中,言辞不无尖锐而又双关地表现了他叛逆、反抗的一面,对父亲的家长制粗暴作风十分不满。请看下面这些语句:

“您坐在您的靠背椅里主宰着世界”

“在我看来您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征,他们的权力的基础是他们这个人,而不是他们的思想。”

“有时我想象一张世界地图,您伸直四肢,横卧在上面。我觉得,仿佛只有您覆盖不到的地方 ……我才有考虑自己生存的余地。”

在这里卡夫卡的反叛似乎带着“负罪感”,但毕竟是一种反叛的姿态。而这种反叛的力量可能是软弱的,充满了自怨自艾的口气。却是从陌生人口里发出了,而且是向自己的父亲发出的,这种反叛的本身也充满了力度。那么北岛又是怎样反叛的呢?,在《空白》中,他这样写到“背叛是一片空白”,虽然“像一个个孤零零的逃犯”(《明天,不》),但“反叛”这条路算是走定了,他要在那条“空白”的路上踏出自己反叛的脚印。

是的,虽然两人面对的是共同的一切,然而由于当事者的主观心理的感悟不同,在卡夫卡身上“一切”成了摧毁力量,我们说这种摧毁使卡夫卡首先变成这个世界的陌生人,其次使他变成自己的陌生人??连自己都跟自己疏离了,他的痛苦也就悬置在他的头顶,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样随时可能夺去他的性命,于是卡夫卡的困境就成了对于任何未知的迷度,既有无可溯源的过去,也有抓不住的现在,甚至不可预期的未来。“如果将他的作品视为反身性的玻璃,早已成为陈年旧迹的柱顶就是这番描写的真正的无意识对象,这时阐释将会像寻找被反射的原形一样,使对无意识对象的反射从相反意义上——或言之,在未来远离镜子。”

这里牵涉到现代人的“异化”问题。我们知道,现代主义的“异化”观是在西方世界的“上帝死了”以后,而一种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发生崩溃的情况下开始形成的。仿佛受到一种不可知的命运力量的摆布而徒劳无益,从而产生严重的心情压抑、心理扭曲、精神失落,即一切不符合人的自然愿望与要求的事情以及一时不好解释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是“异化 ”。无论是卡夫卡小说还是北岛的诗歌,都有对于“异化”的深层思考和回应,着力表现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一种或几种异己力量的神秘性和恐怖性,表现人与人之间冷漠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的孤独感,在情感体验和存在方式上则是陌生人的角色承担者。卡夫卡的陌生人角色有人归纳为四种形式:威权的不可战胜;障碍的不可克服;孤独的不可忍受;真理的不可寻求。在《美国》中,女厨师长是卡尔在美国遇见的第一个家乡人(舅舅除外)。她外表亲切、大方、热情、体贴,具有家乡人的一切特征。这使得卡尔错误地按照家乡的观念把她当作了一个可以依靠的长辈,从而盲目地乐观了一阵子。女厨师长从一出场就显示出她是卡尔所不理解的新型人物,一种被异化了的人。在她身上,所有那些激烈的内心冲突都被强大的理性死死地禁锢在内,令人初见之下难以发觉。在爱的名义之下她重演了几轮异化过程,这种异化了的寓言式的爱,使卡尔从中得不到世俗的好处。但同时卡尔也在不知不觉地被异化,不管他怎么努力,在这个地方他总不能像别人那么自在,所有的人在生活上总是领先他一段距离,他没完全适应。为什么呢?根本上还是因为他太敏感,太世俗化,总之家乡带来的那些毛病阻碍着他进步。“异化是人必经的精神历程,异化又使人停留在永远达不到纯粹的痛苦之中” 。

卡尔只身置身于陌生的美国,本身也在异化的路途接受成长的洗礼,他在设法适应,却被抛掷得更加遥远。在《变形记》中,我们则可以看到卡夫卡所揭示的伦常关系的陌生感。主人公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就生活在家人身边,共处一个屋檐下,但当他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从此他的父亲把他当做负担,母亲只是悲伤,妹妹也由最初的耐心到后来的烦心。他死后,父亲说:“让我们感谢上帝吧。”母亲竟“带着忧伤的笑容”,准备迎接“新的生活”。而生前萨姆沙最疼爱的妹妹在哥哥死后,也显出了原形:在郊游旅途终结时,是她“第一个跳起来,舒展了几下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这可怕的异化就活生生地发生在亲人身上,让我们领略了一番异化的面目是如何的狰狞。而能写出这么苍凉的况味,卡夫卡肯定也亲自品尝和咀嚼了异化的滋味。他的作品都是捧着自己的灵魂写出来的。那种深深的孤独感和陌生感是卡夫卡内心的外化,是陌生人无力反叛的一种方式,虽然是痛苦而残忍的发现和展示,却写尽了陌生人的真实。就像他虽然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的人还陌生。”

可以看出,卡夫卡是心灵式的独白,而北岛则是声嘶力竭的宣言,用不同的形式,演绎的却都是陌生人的艰难处境,以及无法言说的苦闷。就像北岛在《回声》中所说的那样“你走不出这峡谷,因为/被送葬的是你。”

二通向死亡/ 流亡的反叛——卡夫卡和北岛的方式

两个家庭的长子——而且他他们都具有作为长子的所特有的品质:严肃、正直、宽厚和富于责任心。甚至两者都有清瘦的面部,苍白的脸庞,清晰地勾勒出来的高贵的气度和隽永的冥想,刻下某种道德的遗风,这遗风都使他们的整个形象具有了一种神秘的令人沉醉的魅力。但道德的遗风恰好构成了反叛的张力:因为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人,所以要游离出自己的身份;因为“比陌生人还要陌生”,所以卡夫卡和北岛都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反叛——他们都反叛父亲,反叛自己,反叛历史,反叛权力。

但据此认为二者反叛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话,就会陷入反叛的迷宫——事实上,恰恰相反,二者反叛的方式和结果是有所差异的。卡夫卡在他敏感脆弱的内心世界里一个人作战,他选择了一条倔强而最终归于死亡的反叛之路。不能承受之轻/重的心灵/躯体,构成了他反叛的繁复和决绝。这种繁复和决绝笼罩在《饥饿的艺术家》的主人公身上。他是一个没有姓名的、以饥饿表演为职业的艺人。但他到底起来反叛了:他终于把表演的手段——饥饿,变成了抗议的手段——绝食。他的抗议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抗议社会对他的冷漠和金钱(通过老板)对他的艺术的左右与扼杀;另一方面他又是向自然法则的挑战——自然法则就是要他付出肉体毁灭的代价。这位执拗的艺术追求者因此陷入了悖谬的境地:他的追求是无限的,但通向“无限”的道路——饥饿——却是有限的;这道路的终点是死亡,而不是使他满意的艺术。这其实是卡夫卡自己的真实反照——他到临死之时都没能走向反叛的临界点——或许死亡本身就是卡夫卡对于反叛的逃逸了。

北岛则是一个刚毅无所畏惧,即使一个人也不知疲倦地走在反叛的路上,走通了一条模仿——怀疑——陌生——反叛——流亡的路。事实上,早在文革时期,流亡在“知青”一代那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文革”期间的“手抄本”小说《逃亡》,反映的就是这一题材。这受到当时诸如“垮掉的一代”作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的影响。 甚至可能还有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潜在影响。我们说流浪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北岛(们)做出的一种反叛姿态。事实上,任何一个流浪汉往往同时也是赌徒、醉汉、吸毒者。北岛试图将他的主人公推向了道德的边缘,甚至是反面。他们反叛历史、反叛现实、反叛时间,最终注定要走到反叛道德秩序的“邪路”上去。

1980年代后期,北岛离开中国,去了欧洲(后来又到了美国)。从此真正过上了漂泊和流亡异地的生活,扮演着彻底的陌生人的角色——这与其说是自觉,毋宁说是对反叛之路最彻底的回归。这是对于生存和陌生人的自己的放逐。我们看到,在他的诗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对存在本身的质疑和思考,特别是对“时间”本质的思考。

喷水池里,楼房正缓缓倒塌
上升的月亮突然敲响
钟声一下一下
唤醒了宫墙里古老的时间
日规在旋转,校对误差
等候盛大的早朝仪式
(《夜:主题与变奏》)

时间被唤醒了。但被唤醒的时间都属于历史。它与历史有着同样的一种特征:古老而且僵死。在这里,北岛体验到了时间的复杂性——它并不必然地指向未来,并不必然地属于青春和个体生命。时间之妖有着两副面孔:一副肯定生命,使生命延续;一副消磨生命,使之衰老、死灭。历史的时间在绵延,可它不属于个体生命。

几个世纪过去了
一日尚未开始
(《白日梦》)

历史是父亲,是儿子追认自己的脐带。但是,正如我们通常所见的那样,一位逆子可以用种种方式和手段反叛自己的父亲,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会杀死父亲,但并不意味着他从此便一劳永逸地摆脱了父亲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这位“弑父者”变得越来越像他的父亲。他的身体、他的姿势、他的举止,甚至他的声调,都逐渐变得与他年迈的父亲十分相似。怀疑主义的态度和逻辑上的自我循环也许能有效地驱逐父辈的权力的阴影。但在发音的姿态和喊叫的方式上,我们却看到父亲的亡灵在徘徊。“我--不--相--信!”与城楼上的“人--民--万--岁!”遥相呼应,构成了奇妙的应答关系。尽管前者是对后者的拒绝和反抗,但两者在表达方式和声调及音强上,却是那样的相似。设若将前者的声音放置到城楼上发出,并加以扩音,他将会有怎样的音响效果呢?我相信,它肯定也是扁平的、尖利的、肯定也是同样地颤抖。正是从这说话的方式和声调上,我们感到了两代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反叛的子辈不自觉地从内心模仿着城楼上的父辈的腔调。或者,从根本上说,这种夸张的、高音量的、拖长的腔调本身,就是这个权力化国度的“家族性的”遗传。无论是卡夫卡还是北岛,都用声音和文字在为自己陌生人的血缘喷张,然后遗传/变异再生出一段鲜活流淌的血管,然而他们最终没有找到反叛的血管神经:死亡者已死,流亡者流亡着。

最后以下面的话结束两个陌生人的反叛:

削足适履/走出去了/却没有找到回家的路。


注释与说明:

(1)德国著名评论家汉斯?麦耶尔认为,卡夫卡是20世纪德语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家,他的文学成就在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之上。美国剧作家W·H·奥登也说:“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转引自《二十世纪德语文学史》

(2)卡夫卡:《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卡夫卡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3)卡夫卡:《<乡村婚事>和其他遗作》,转引自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58页,花城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

(4)本雅明:《经验与贫乏》340页,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5)“异化”作为一个术语古已有之,它的广泛使用始于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它属于理念的范畴。在费尔巴哈的名下它主要用于人本主义的诠释。马克思早期把它用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试图通过异化劳动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后来西方学术界广泛用于现代哲学和文艺理论中。

(6)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花城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

(7)残雪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6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8)张同道、戴定南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9)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

(10)《在路上》早在“文革”期间就对中国读者(主要是“知青”一代)产生了影响。北岛的同时代人,如宋海泉、多多、赵振先等人都曾撰文回忆《在路上》对他们的影响。而芒克和彭刚在读了《在路上》之后,竟然逃离“知青点”,四处流浪(事见唐晓渡:《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载:民间诗刊《现代汉诗》,1994年秋冬合卷,北京)。事实上,流浪在“知青”一代那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文革”期间的“手抄本”小说《逃亡》,反映的就是这一题材。(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另外,阿城、马原等人的一些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这一题材。

(11)这部电影早在60年代初期就已在内部上映,一些高干家庭出身的“知青”,有不少人都看过。当时,在小范围的“知青”中间曾传唱过影片中的那首著名的插曲--《拉兹之歌》。

(12)拙诗《桌面思考》中的句子

(13)本文中所引北岛诗歌出自《北岛诗歌集》,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