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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员会计

专员会计

廖康



“难怪找不他,原来这位专员会计住在一楼的楼梯下。那是个放杂物的地方,只有一米五宽,三米来长。他放了张床在那里,大家也就不往那里放东西了。过去人们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赤贫,可是他家只有一面墙,如果那也算得上个家。”

今年回国探亲,大家似乎格外喜欢忆旧。姨妈给我们讲述了她办理的一件最令人难忘的冤案。那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年,她调回内地工作。百废待兴,人事为大。自己经历了磨难,自然想到应该重审以前的所有政治案件,何况还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各单位纠正一切冤假错案。姨妈查到一位姓李的会计,被判服刑十八年。他的所谓罪行极其可疑:国民党反动官员,搜集国外金融资料,为反攻大陆做准备,等等。

“他一个会计,怎么会是反动官员?我细细地阅读他的档案,查明原来他所谓的官职,竟然是对一个词语的误解。老李在国民党时期的职称是专员会计,相当于现在的高级会计师。依照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条例,凡是科长以上的官员,都要算作是反动官员,按反革命处理。老李是专员,当然要比科长大,起码也是个处级干部。而且他业务好,看不起新进城的土包子,言谈间难免有所表露,人缘不是很好。运动一来,同事就偷看他的笔记,发现他搜集了一些外国金融的数据。其实,那无非是他好学,竟然成了他的罪证。”

“这简直不可思议!”儿子愤愤地喊道:“难道审理时连这么点事情都弄不清楚吗?律师是干什么吃的?”

“那时候,哪里有什么审理?哪里有什么法律程序呀?”姨妈说:“也没有律师。虽然老李一再否认他在国民政府当过官,一再解释他搜集数据的目的,可是办案的三个人一商量,就给他定了性。还说他态度不好,不肯坦白,根据抗拒从严的原则,严判了他十八年。服刑期间,老婆跟他离了婚,带儿子改嫁了。”

“那出狱之后呢?”儿子问道:“他靠什么为生?怎么会住在哪种地方?”

“他拉排子车,干零活儿。收入太少,连个房子都租不起。但我看,他主要是没有心气儿了。你想嘛,坐了那么多年牢,老婆跟了别人,儿子也不认他了,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没自杀,还能挣碗饭吃,就不错了。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那落魄的样子不光写在脸上,也表露在衣服和裤子上,就是在边远乡村我也没见过谁穿得那么破。”姨妈是中文系毕业的,多年搞文案、写报告,说话用词格外精准,还不时冒出一、二句妙语。

“您去重新调查他的情况,他有什么反应?”我也越来越有兴趣。这种事情我已经知道很多了,本来以为不会有什么新鲜的。

“开始他有些畏惧,以为又出了什么麻烦,还要坐牢。我给他解释清楚后,他说算了吧,十八年的牢坐都坐过了,就算能够查清楚,又有什么意思?我给他讲党的政策,他虽然没敢反驳或嘲笑,但显然没有兴趣。是啊,正义对他来说,来得太晚了。最后,我告诉他,如果事情查清楚了,不仅可以翻案,给他恢复名誉,还可以恢复他的职位,享受退休干部的待遇。他才开始积极配合,倒出了多年沉积的苦水。”

“倒苦水可不容易啊,”我感叹道:“那等于是把经历过的痛苦复习一遍。”

“可不是嘛。说起当年受的冤枉,他禁不住痛哭流涕。他哭的时候,不是捂着脸,而是捂着肚子。可能是有胃病,哭起来抽搐得肚子疼。他那么高的个子,哭得缩成一团,蜷在地上。虽然他很瘦,但我真没想到他可以缩得那么小。我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但我知道,什么安慰都是廉价的,都不可能给他真正的慰籍,只好无言地等他平静下来,接着讲述。他往往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才明白人的一种巨大痛苦是眼看着一个简单的事实被歪曲了,本来很容易证明是错的,却无法讲清楚。他并不是个感情脆弱的人,他的经历也不是特别悲惨,但他那案子里的误解,实在是太简单,太容易说明了。而他当年,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法让人相信,还让办案的人以为他是在抗拒。”

“办案的人是不是跟他有什么个人恩怨,”我问:“利用那个机会打击报复?”

“没有,他们就是无知,警惕性还特别高,又要完成指标。”

“什么指标?”儿子不解。

“那些年搞运动,无论是抓反革命,还是右派,都是有指标的。党中央认为可能有15%,你就要抓出那么多人来。不然,会被认为是右倾、保守,不紧跟中央。”

“岂有此理!”儿子愤恨道:“天下还有这种事情!”

“天下的怪事多着呢,”我说:“有你想不出来的,没有产生不出来的。”

“是啊,”姨妈也感叹:“尤奇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你们这一辈好了,想象不出来那些怪事,才是正常的。

“后来呢?”儿子问:“案子很快平反了吗?”

“哪有那么容易啊?案子虽然简单,可是当年办案的人还在台上。虽然他们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可不是每个干部都能够由己及人。另外,他们也真是愚不可及。我费尽周折,找来一些民国的文献,才让那三个人明白,专员会计不是专员,不是什么政府官员,而是高级会计师。好不容易才得到党委的一致同意,给他平反。”

“平反的具体结果是什么?”我问。

“让我代表党委向他宣布是我们犯了错误,正式给他平反,向他道歉,给他恢复名誉和工作。由于他已过退休年龄,我们愿意安排他的儿子在他原单位就业。而他本人则按原职称和工龄,包括服刑和打零工的年月,领取退休金。我一宣布完,他就跪下了,管我一个女人叫青天大老爷。我连忙把他搀扶起来,说应该下跪的是党委,是我们犯了错误,冤枉了他,应该请他原谅我们才是。但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感谢我,没有一句怨言。我当时就想:中国人太善良了!太恭顺了!”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这话说的可不止是个人,也是民族啊,”我感叹道。

“后来呢,您又见过他吗?” 儿子问。

“后来他儿子又认他了,到他单位上班了。由于那小伙子没什么文化,我们就给他找了个简单的差事——当保安。我又见过老李两次,都是在我调离那个单位之后。那个单位搞运动特别积极,每次整人都超指标完成任务,是个模范单位。我纠正了那么多案子,得罪了不少人,在那里工作得不开心。后来省人大成立了,需要我这种熟悉民族工作的人,我也乐得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搬家的时候,他也不知怎么听说了,拉了个排子车来帮忙。我说不用了,有汽车,再说您都那么大岁数了。他说,就算搬不动,他也可以帮着看东西嘛。那股热情劲儿,让人无法拒绝。我在人大上班后,他还特意来看我,穿了一身笔挺的毛哔叽中山装,头发梳得溜光,背着手,在我的新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时不时地点下头,对我的工作环境,显得比我还满意。老李那样子,让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专员会计的风度。”

2009年12月25日

5 评论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这话说的可不止是个人,也是民族啊!”
一个民族有这种文化很要命!或被欺负得麻木不仁,唯唯诺诺,或者一旦愤怒如火山喷发,便是凶残的暴力!

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