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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何谓“风骨”
何谓“风骨”

程宝林

1

2009年初春到暮春,中国文化界,拿老年人说事,引起轰动的文章,前有李辉质疑文怀沙,后有章诒和牵出黄苗子、冯亦代。三位被质疑者(冯已作古),都是很老很老的老人。

三人的共同点: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中,都似乎做过令人失敬的事情。

为了凑这个热闹,我也来说一说另一位文学老人,四川老作家马识途先生。

老先生1915年生于四川忠县石宝寨,1938年入党,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等职,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为其代表作。

我是1985年7月毕业入蜀的,次年2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后改为四川省作家协会)。当时的作协主席,褪锹硎锻鞠壬??钡?998年我离蜀赴美,他还是省作协主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个省报小小的副刊编辑,也算是他麾下一卒。虽然在许多场合见到他,老人家是否认识我,却大可怀疑,但这并不妨碍我认识他。

前几天,给蜀中一位作家朋友打电话,朋友告诉我,四川省作家协会最近举行了换届选举,95岁高龄的马老终于放弃了省作家协会主席的宝座,空出来的位置,被一位藏族作家坐上。

这样的一个“香饽饽”,20多年由一人独享,这真应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那句古话。

2

长话短说。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风云翻卷,街上人声喧哗。

马识途先生写了三篇短论,支持学生。据说,在成都晚报上加框发表的那三篇署名文章,报纸本来不敢刊登,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马识途,自费购买版面,当作广告刊登的。此说确否无法证实,但我确实拜读了那三篇短文。

后来,享受省长待遇的马识途主席,便被打入冷宫,用四川话来说,就是遭了“凉拌”。作为副刊编辑,我们接到了上面的“非书面”通知:全省报纸刊物,对马识途,不登作品,不提姓名。

从这时开始,到1991年的早春2月这一段时间,是社会气氛最为压抑、沉闷和紧张的时期。我谋生的报社门口,被持枪武警把守着,刺刀闪闪。每次进门,都必须出示记者证,那怕你刚刚迈出了大门的门槛一步,突然想起你将眼镜忘在了办公室,如果你要再迈进去,还得重新掏证件。

少不更事,年轻气盛,我找了一块纸板,将我的身份证和记者证,用透明胶粘在纸板上。纸板上方,吊了一根绳子。我挂着这个类似“右派”黑牌的东西,骑车去上班。现在,这大概算是“恶搞”,当时,肯定就是“抗议”了。
路过作家协会门口,老诗人孙静轩的夫人李平阿姨看见了。

隔着马路,她喊我拐过去,问我,脖子上挂的是什么。
我指了指我单位门前威风凛凛的武警。

李平阿姨一把抢过我的纸牌,将证件扯下来塞给我。她非常生气地规劝我:“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不要没事找事。等到事情找上门来,小事就是天大的事。你不知道你孙老师是怎么当右派的嗦?”

3

话题回到早春二月上来。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省委召开了一次全省文艺工作者表彰大会。这是肃杀气氛改变的明显征兆。
我被派去采访这一会议。

进到会场,落座,发现总编辑也在场。椭圆型会议座上,首席位置坐着省委书记杨、副书记聂。
我惊讶地发现,马识途先生也在座。自从他“买版面”支持学生传闻以来,就我所知,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场合现身。
发言。指示。感谢。鼓励。照本宣科,内容从略。

忽然,会议主持人问省委书记杨:“XX同志,马识途同志请求发言。”

以我的会议采访经验,我知道,这个场合,是指定发言,而非自由发言。

这位四川一把手偏过头去,和聂同志耳语了几句,对主持人点了点头。主持人宣布:“现在请马识途同志发言,限时10分钟。”

74岁的马老,在会场上,未语泪双流。他对革命资历远远比不上他的省委书记和副书记,作了深刻检讨。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风雨,他深知,被冷冻的感觉,比遭批判更为难受和难熬。

我悄悄走到总编辑身边,对他说:“这次会议很重要,表明我省文艺界要开始抓创作,出作品了。我们报纸至少应该配发一篇评论员文章。”

总编辑点头,吩咐道,“你赶紧回去,把新闻和评论员文章都写出来,晚上我值夜班,直接拿给我签发。”

我在新闻中,列出了马识途的姓名。这是他被“冷冻”近两年后,名字第一次在省报亮相。

一个七旬老人,会主动要求作检讨,当庭而泣,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尽管,我表现得满像一个敬业的,不乏小聪明的党报记者,在总编辑面前,不露声色地“露”了一手。

2002年1月号的《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马识途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我为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而遗憾终生》(我这个“老编辑”,看这个标题,总觉得不该出现在这么好的一本杂志上)。在这篇言辞恳切的文章中,马识途表达了自己对地下党老部下、老同志贺惠君的愧疚之情。在要命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省委召开“红照壁会议”,在四川一手遮天的“李政委”(马识途未给出全名,其实就是虚报产量、作废粮票,祸害四川人民,导致四川近千万人饿死的罪魁祸首李井泉-作者注),逼迫他上台,对贺惠君落井下石。下面便是该文的两段:

李政委对于地下党一直有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看法。这种看法在解放初安排工作时已经有些歧视,在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更有明显的表现。但是现在却要我上台去,在大庭广众面前,特别是在许多原地下党员同志面前,睁起眼睛说假话,昧着良心去批判自己很熟悉的老部下,情何以堪?当时我的心里真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很显然,如果我拒绝了李政委的指示,后果不堪设想。省委工业部长就坐在我旁边,他的话言犹在耳:“包庇右派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右派。”如果我不上台去批判贺惠君,加上说我放走了一个极右派,很有可能要把我打成右派。真是生死祸福就在一念间。李政委那看着我的眼睛,在我看来,不仅严厉,甚至凶残,如剑锋一样对着我。我该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横下一条心,走上台去要求发言。我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反正是照李政委的指示,说李政委如何重视如何提拔地下党员,我被他提拔当了建设厅长,贺惠君被提拔在省团委负责,且被推荐为团中央委员一类的话,批判贺惠君是胡说八道,有意攻击李政委,是反党的行为,如此等等。讲了几分钟就下台来了。我一直不敢看贺惠君,下台的时候从她身后走过,连她的背我也不敢看一眼,简直是落荒而逃。但是李政委却感到很满意,以微笑迎接我入座。(引完)

在“不仅严厉,而且凶残”的目光逼视下,老革命、老作家马识途,目光游离、畏缩,就这样走下了舞台。直到贺惠君逝世,他都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道歉的话,虽然,这句话时常在他的喉咙中翻滚。

4

我写出这段旧事,绝非为了揭马老的“疮疤”。当年他买版面,登文章的热血,是真实的;被“冷冻”后的惶恐,生怕被党抛弃的恐惧,也是真实的;他当年,被逼上台去揭露、批判自己老部下的内心煎熬是真实的;老部下因此一生坎坷,自己却从未道歉的愧疚,同样是真实的。此真实,彼真实,最真实不过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依附,带有如此巨大的惯性和遗传性,成为一种血液里流动的东西。

由纽约柯捷出版社出版的《亲历“文革”—14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一书中,收录了董国强对江苏省社科院退休研究员虞友谦的访谈。“文革”时为该校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的虞先生,谈了自己亲眼所见的“牛棚”老教授们为了自保,有很多奇妙的表现:

那时候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每天都要进行劳动、扫地、打扫厕所。干完了活以后,还有些思想汇报交给造反派。其实这种汇报写得多了,造反派根本也不当回事,交上来就随便放在办公桌上。于是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了几个老先生写的思想汇报,内容真是五花八门,有的就指责别人,有的就自己诉苦。其中最奇怪的一篇是H先生写的…… 我记得里面有这么两句话,一句是“我绝对不会像韩亦琦那样顽固”,另一句是“我也不会像王绳祖那样狡猾。”我看到这里,H先生原来在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你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怎么能够将自己的个人恩怨夹杂到思想汇报里呢?韩亦琦也是我们系的一个教授,因为他有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本来在系里就一直受到压制,即使不搞“文化大革命”,他的处境也不是很好;王绳祖曾是老“金大”(金陵大学—引者注)文学院的院长,当时是国际教研室的主任。我估计H与韩亦奇和王绳祖之间的关系不好,这个时候就趁机把他们踩上一脚。(130页)


魏晋时,善走仕途的文人山涛,诚邀诗人嵇康出仕,接替自己的职位。嵇康在千古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生活:“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这种退守田园,沉浸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生活方式,自然可称为风骨独绝。这是“有所不为”之风骨;清末时,戊戌变法失败,本可以远避东瀛,却豪言“变法必流血,流血请自我始”的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带枷而歌,仰天而笑,用自己的头颅,开启了中国百年宪政苦斗的第一扇门扉,这更是风骨卓然。这是“有所为”之风骨。

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与“墙倒众人推,落井且下石”的算计之间,以软弱、依附,不具独立经济地位因而独立人格严重缺乏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左右为难,内心世界饱受煎熬。“风骨”二字,写则甚易,行之何难!

“风吹得骨头,嘎巴巴地响。”兀地,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异的句子。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风,吹动什么样的骨头。

设若法制不彰,人权不保,任什么人,都难得葆有风骨。中国的士子中,能效“强项令”董宣者,百不遗一。无他,“端人家的碗,看人家的脸。”

行文至此,碰巧看到我喜爱的上海某网站上,一位写诗的网友,与另一位在台湾执教的诗人网友,发生“网争“。这名显然也是知识分子的国内网友发帖说:“只好报官,权当伤匪”。

几乎是本能地、条件反射地,在论辩不敌的情形下,他就想到了自己所背倚的那个天下无敌的“官家”,想效法伍子胥,借吴军以灭楚,诗辩之不胜,可“报官”而胜。

这一切是这样理所当然,自然而然。


                                      2009年4月17日,夏威夷无闻居
(网站,指上海小众菜园)

11 评论

我觉得宝林兄这篇文章写得不好,我看了三遍,没看出到底在说什么。

中国人现在总是在谈知识分子,民族的劣根性,一党独裁,糟糕的传统,可这一切的由来在于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从来都是统治者就是法,党大于法,没有法制,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就得不到维护,自由就没有保障,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就会出现6.4屠城,就会出现20年后还有黑白不分的人在这里痛骂6.4, 并以爱国的名义。

英雄毕竟是少数,所谓英雄其实就是些莽撞不怕死的人,大多数的人是怕死的,所以在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没有“风骨”是人性求生的正常表现, 根本不应该批判,也不用检讨,因为,一切都会重新发生。

真正值得奋斗的是建立一个法制的社会,公民的安全,自由能够得到保护,那时候,大家都会风骨起来了。

美国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我在美国就很有风骨,想骂人就骂,骂总统也可以,前几天和老板吵架,老板还得认错,我要是早生些年,赶上文化大革命。。。嘿嘿,就不知道了。

中国人,知识分子已经够可怜了,千万不要再用魏晋风骨严格要求他们了。因为没有法制的保护,就只能宁可玉碎,不能瓦全,而我想往的是一个人人玉全的中国。

July